1919年12月，《新潮》创始人罗家伦以公开信的方式，总结了他那代人对启蒙运动的憧憬，这是他对资深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张继（即张溥泉）给《新潮》编辑部的赞扬信作出的答复。罗选择这种回信的方式，表明了有必要在一种既安全又有意义的条件下，阐明近一年来思想革命的目标。张继最初的那封信，是因为对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有感而发所写的。这位温和而又绝望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新潮"视为昏暗的中国文人世界里唯一的希望。在这个大多数群众仍然墨守礼法的社会里，张把北大青年看作中国人的旧思维习惯方式也许可以被挑战的象征。 在赞扬新潮社所作所为的同时，张继也告诫学生，不要被炽热的爱国政治引入歧途。他以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改变群众的精神状态(mentaloutlook)。他引用他所喜爱的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Comte）的名言，有意地提醒学生记住孔德的政治思想箴言。在引用孔德的话时，张继有意地诉诸学生们对这位哲人的科学思想的崇拜，此一崇拜是学生们在通过对社会现象之实证知识（positiveknowledge）的探索时所达成的。主要是通过他们在《新青年》的导师。早在1916年2月，陈独秀就论证，康德和穆勒所持有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为新文化运动所拥护。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6期，(15September1915)，p.1。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批判意识与实证论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仿效19世纪欧洲的"科学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始自康德，旨在以科学知识取代宗教信条。见Charlotte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TingWenchiang:ScienceandChina'sNewCulture；Cambridge,Mass.,1970），pp.14,96,&126。 罗的复信《答张溥泉》意味着接受了老革命家的挑战。在重申了那代人对实证主义思想的赞赏后，罗继续阐述他们现在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平心而论，袁世凯、张勋的罪，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罪，乃是中国人心态的本质害他们的。"罗家伦：《答张溥泉》，p.367。一旦罪恶的责任从腐败、愚蠢的个人身上转移到轻信、迷信的民族群体上，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更清晰了。和两个世纪前的欧洲一样，自称为知识分子（如罗家伦）的人，视改变同时代人的思维习惯为己任。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怀疑（disbelief）和焦虑（uneasiness）--另一法国思想家孔狄亚克（Condillac）称之为"不安"（inquietude）--传播到长期盲从于传统和专制的社会去。 因为需要用新思想去合法化（justify）自己反抗权威、传统以及家庭的行为，张继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才对法国思想和中国"新文化运动"感兴趣。而学生们所要求的，则不仅是要改变世界观而已；他们"思想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自身的思想习惯以及同时代人对世界的惯常反应。老师们，特别是陈独秀，赞赏孔德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并藉此攻击同胞对传统的依附。学生们则运用孔德的方法论，更具体地分析自身世界观的起源。借助于孔德和其他西方思想家，他们发现了理性批判（criticalreason）的力量和严谨，"新潮"知识分子尽管具有宏大的抱负，但考虑到近代思想的潜能和局限，他们展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谦恭形象。他们特别关心的主题是个人和社会心理学。他们的师辈为新旧之战而殚心竭力，不得不忍受保守派的喧闹，被其指责为"激进的、邪恶的和破坏性的"；他们因被逼迫而产生了对启蒙运动的需要，这是保守派学者林抒1919年3月18日在其著名的致蔡元培信中提出的指责。蔡元培在其同样著名的回信中，维护了北大实行的学术自由政策。这位校长宣称，激进团体并不能代表学校的学术气氛。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p.71。但却无暇去论及它的合理性。学生们则相反，他们受益于各方面的见解，能够不理睬保守派的叫嚣。他们扩大批判的领域，试图推动启蒙事业。 这些学生在1919年12月把思想革命定义为"独立的、平等的和逻辑的思维"。然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障碍，比他们的法国和中国先辈所遇到的还要顽固。当"五四"事件仍记忆犹新之时，他们便领悟到社会行动主义是可以多么轻易地就变成思想变革长期而艰难的挑战的代替品。与张继的告诫相呼应，他们也试图防止自身和同时代人偏离启蒙事业。1919年事件过后不久，即使在爱国动员（patrioticmobilization）高涨之时，他们仍然重申探求"自觉"（真正的自主）的重要性。这一申明是在迅速发展的政治压力下所昭示的，所以并未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信服。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不同的，新潮社的青年在把思想付诸实践之前，已没有几十年的准备时间来从容地进行哲学批判了。结果，他们的思想革命及社会动员的努力往往仓促草率。而且，由于不断地诉诸西方思想，他们容易受到爱国情绪的责难。虽然他们同代的大多数人都准备投身民族振兴事业，但很少有人愿意将中国的软弱归咎于自身传统。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五四"知识分子便常被斥责为"非中国人"。然而，即使在他们离开了为其提供保护的北大很久以后，他们仍然坚持思想改造和政治改革的双重任务。 坚持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是"五四"那代人的鲜明特征。从1919年"新潮"的兴起到下一代爱国政治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爆发的短短五年中，他们逐渐锻炼出在思想上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团结力，这在他们日后纷杂的社会生涯中留下了印记。因为这些学生从北大毕业后经历各异；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就更为明显。我们看到，一些学生在1919-1920年后不久即赴欧、美留学。在国外，潜心于学术研究，使他们暂时不需要考虑自身的变化与难以驾驭的外部世界的不协调。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国内，"新潮"知识分子，诸如朱自清和叶圣陶等，发起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一个具体实施"五四"文学革命的社团。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若干人，继续活跃于工人夜校和北大社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些在"五四"启蒙运动后更进一步，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包括教师李大钊和陈独秀，学生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高尚德和李骏。参见本书附录三。 尽管"五四"青年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道路，但对文化变革的共同关注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继续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世界观，以取代同胞们的传统的、正在衰败的儒家世界观。他们坚持反对父子、夫妻间的奴性道德观，提倡个人摆脱地位和家庭义务的束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他们继续介绍、翻译和接纳西方思想，即使在他们同时代人已经陷入狂热的排外情绪时。事实上，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在中国长期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五四"知识分子一直设法保持和扩大理性批判的功能。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尽管承认知识分子负有特殊使命以及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他们从未过度地偏离他们宏大的革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