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一群北大学生承担起向平民讲演的使命。在此之前，围绕文学革命的论战和新旧的斗争，一直局限于校园内的期刊杂志和校园外的好奇或义愤填膺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学生讲演团的建立是使这些争论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论战的内容也因面对平民而有所变化。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和引导，年轻一代也许不会产生走出校园的想法；同样地，如果学生们不愿意走向街头，导师们的观点很可能被保守知识分子的喧闹所淹没。 起初，参加讲演团的学生们相互不信任。文化思想接近的"新潮"社成员，不以为他们的目标，与1918年冬至1919年冬所建立的"国民"社和创办《国民杂志》的积极分子的目标相一致。他们努力集中于使自己和同胞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束缚中醒悟过来。另一方面，"国民"的学生把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者视做民族救亡的障碍，因为当中国面临政治需要时，这些人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精神弊端上。"国民"社的成员为他们参加了1918年5月反日抗议而自豪。当时，来自北京、天津几所大学的学生试图向中华民国总统递交请愿书。这次活动失败之后，北大学生决定继续此一职志，组织团体来警惕国民，国家正处于屈辱的危机处境。 "国民"社的积极分子既然献身于民族救亡事业，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或敌视《新青年》和《新潮》所倡导的启蒙运动。用"国民"社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话来说，该社的成员认为：所有的学生团体都应投入救国活动，救国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从最顽固的保守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人都应团结起来救国。救国第一！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产生：1921-1927年》（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27；Lawrence,Kans.,1971），第1册，p.49。1918年冬至1919年初，"全体"学生尚未开始这一事业。教师们，像是李大钊，与陈独秀者流相比，对爱国情感较少怀疑;又与鲁迅者流相比，对国民性较少忧虑。他们对"国民"的活动有兴趣。年轻的美术教员徐悲鸿为第一期"国民"设计了封面，它描绘了一个思考着的年轻人，用手掌托着下巴，充满了为民族命运的担忧，而决心面向将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新刊物作序，希望这份杂志切实肩负起宣传的责任，做到"正确"、"纯洁"、"博大"。关于教员支持国民党的情况，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37-38。 蔡元培的希望、李大钊的支持和徐悲鸿的绘画，若仅从此着眼，人们也许会以为，"新潮"和"国民"在自我形象和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两个团体创办的刊物都在反映出教育青年的自我意识，都是致力于唤醒中国。然而在实际上，"国民"的创办者起初曾是"新潮"的积极反对者。邓中夏可作为他们志趣的代表。邓是傅斯年进入北大文学系后一年，即1917年进入北大的，他熟读《史记》和《资治通鉴》，满怀儒家的经世之志。邓坚持练习书法并始终对启蒙运动持反感态度。他卷入了1918年的反日爱国运动。此后不久，他成为国民社的活跃分子。 国民社成员认为，"救国"不仅是第一要务，而且是唯一的行动。国民社另一发起人许德珩回忆道，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是注重民族救亡的必然产物：《国民》杂志是在1918年反日运动高潮中创办的，……创刊物的钱完全是学生和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员与社会人士捐出来的。……《新潮》和《国民》不同，是受校方支持的……《新潮》比《国民》的影响力大。……"五四"以前我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五四"以后，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转变了，因为陈赞成我们搞学运。关于教员支持国民党的情况，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37-38。许德珩的回忆和张国焘的一样，都是片面的，因为两人都是依据日后的思想信仰强调"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他们的回忆显然没有提及"五四"之前与"新潮"成员的任何合作，特别是在平民教育演讲团这一方面。 事实上到1919年3月，"新潮"和"国民"的成员都在为建立这个学生组织而积极工作。这种联系的存在，说明了"五四"时期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或确切地说，说明了理论家和行动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关怀，而这种基础却为当事者和学者们所忽略了。新潮社、国民社及讲演团成员的部分重叠，暗示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间所拥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被某些人忽视或歪曲了，这些人认为"五四"的"理论家"没做多少工作，而"行动者"则是过于注重行动以至于不关心或轻视知识。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作为一个不懈的劝说者，他必须能知擅行。而这正是"国民"和"新潮"的成员在1919年3月着手完成的事业。 图15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1920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国民社领导人邓中夏、廖书仓、张国焘和许德珩等，基于爱国运动的受挫而认识到，如果没有更广泛的国民觉醒运动，中国就不能免除于民族屈辱。随之，他们就产生比启蒙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更为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新潮"领导人如罗家伦和康白情等，已逐渐对"新文化运动"有限的诉求失望，他们渴望超出他们自己怀疑论者的狭小圈子，把启蒙倡导引入中国社会。 "新潮"的缔造者高元，后来成为讲演团的创立者之一，清楚地道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觉醒。在与国民社合作前夕发表于《新潮》的《反秘密主义》的文章里，他把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种种邪恶，归咎于存在于男女之间、国家官民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秘密行为倾向。最后，他充满激情地解释了，启蒙斗士们尽管对社会大众观点不无怀疑，但仍然加入到这次演讲活动的部分原因：秘密的发生，不过一种人，或一种团体，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人类要是互助，才能发展社会上正当的生活；凡害人利己的秘密行为，都是不对的，想要实行互助主义，有事就要大家商量，所以秘密就不能不推翻了。高元：《非秘密主义》，《新潮》1卷4号。"大家商量"确是北大学生们在1919年春决心要做的。揭露在中国社会非常盛行的"图利自我"的共同愿望，使"国民"和"新潮"的领导人能够建立起这个新的讲演团；双方都相信，"讲演"将更有效地促进两个社团间各自的目标。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3月26日的《北京大学月刊》上通告成立。这个通告与"新潮"宣告的精神相一致，宣称学生们的目标仅仅在传播"北大精神"。同他们之前的"新潮"成员一样，这个讲演团的创立者也自称有权用前所未有的词汇，定义他们将在社会上充分传播的"北大精神"。 这与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言中所希望的"专心求学"相去甚远，也与三个月前《新潮》发刊旨趣中的"客观的怀疑精神"大不相同。图16北大平民讲演团在街头演讲，1919年盖闻教育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唯钱与资财者之子弟使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为何？厥曰露天演讲……北京大学因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135。虽然讲演团所谓的北大是一所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大学的想法是新颖（而不真实）的，但这个团体的活动形式与内容却十分传统。在北大学生决定于星期天下午走上街头之前的若干世纪里，儒家的乡绅们早已经从事于"乡约"的工作了。"乡约"是一种由政府所谋划的定期讲演，旨在规劝平民服从家庭权威以及过道德且平和的生活。这种以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思想导师的诉求，早在17世纪就已经以"乡约"的形式存留下来，并被用为控制广大的文盲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 虽然身着长袍的北大学生看起来像是早期的乡绅，虽然他们对乡民说的话与数世纪前文士所说的同样不可理解，但1919年"五四"前走上街头的北大学生，在思想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不受国家的制约，并试图颠覆国家所提倡的传统忠孝方式。儒家学者鼓吹盲目顺从的"美德"，"新潮"和"国民"的成员则反其道而行。 在中国需要新文化这点上获得共识之后，讲演者实际上把许多已在启蒙杂志上讨论过的问题带上街头。罗家伦即是一例。在撰写了大量关于"男女问题"和中国问题根源的家族制度文章之后，罗在1919年4月3日做了题为"家庭改良"的讲演。第二天，以前敌视"新文化运动"的邓中夏做了"家庭制度"的讲演。4月5日，邓又在题为《现在的皇帝倒霉了》的讲演中，抨击民众中盛行的皇帝崇拜心态，以进一步支持启蒙思想。见《讲演团成员在街头讲演的丰富题目》，《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42-185。 学生们把局限在期刊和北大围墙内的非儒学观点，如许德珩4月3日讲演的题目"劳动与才智"(LaborandIntelligence)带上街头。这些问题对传统乡绅来说十分生疏，而问题的提出正标识出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此之前，受过教育的人总以为劳心者比劳力者高贵。既然学生讲演者走上街头去倡导理性批判的好处，他们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此举并非是只有劳心者才能执行的特质。当学生们试图讨论所有人都有能力独立思考和重新评价传统价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诉诸普通民众的批判能力，而这些人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愚昧和危险的。同时，诉诸民众的批判能力也就是在探究民众旧有的信仰。难以观察地，甚或是不知不觉地唤醒民众之举事实上是在攻击平民的旧思维习惯。当"新潮"成员康白情和俞平伯等人在讲演团的赞助下，走上街头讲演如"迷信"和"打破空想"等主题时，见《讲演团成员在街头讲演的丰富题目》，《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42-185。启蒙运动已经以各种方式准备投入"五四"运动。 因此，在跨代合作和论争的复杂过程中，（葛兰西所谓的）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诞生了。1917年至1919年期间，是师生彼此间的关系和论争，而不是他们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界定了他们相同处。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传人，正因为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此一文化传统中的语言和文学，所以他们要改变人们在"说""写"习惯的尝试，便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们唤起了在那时依然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民众的自我意识。通过公开揭露自己学识的局限性，他们动摇了社会文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威。最后，由于承认自己也享受过教育的特权，他们促使自己把享受知识的各种好处，宣扬给那些以往被文士们所轻视的民众。 但如果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不是如此特殊，北大学生的所作所为不会超过传统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拥有善意和组织的能力。最后，正是新型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对启蒙的追求，才确定了他们最后的成功。如果他们不愿意揭发自己文化遗产里的疮疤，他们也许就无法诊断，更不用说治疗同胞们的政治痼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