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潮社成员相互结识并创办他们学生杂志的两年之前，他们的老师已因对文学改革的共同兴趣而结合在一块了。他们这种冒险地结合和其他的结合一样，受到了教育经历和思想兴趣迥异的左右。例如，钱玄同树立新文学的信念，是由于他对古典文学和世界语的长久兴趣，这一兴趣开始于1911年之前他留学日本的期间。另一方面，胡适则是在美国研究哲学时，对中国的白话文学传统产生积极的兴趣。相形之下，陈独秀开始从事的文学改革工作，是在1911年他对革命的深切失望之后。当时，他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去完成他试图摆脱儒家世界观束缚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向钱玄同和陈独秀提供具体文学改革策略的是胡适。他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对代表中国传统写实主义(realistic)小说的半白话著作《红楼梦》、《水浒传》进行了批判性考证。与此同时，他尝试写作新白话诗。同时在美国念书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不是蔑视便是嘲讽胡适以传统白话或新诗创作来吸引他们的企图。1915年胡适写了一首诗，回答这些在美国生活舒适，却仍然依恋着被他视为"死语言"的古典诗的儒家士绅们：诗歌革命何自如？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胡适：《逼上梁山--回忆文学革命》，《文化》1卷1期（February1934），p.68。语言改革运动是猛烈而又骤然发生的。1917年元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一"文人"致"文人"的宣言，质朴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写得更清楚、更简练、更写实等等上。事实上，胡适所提出的建设，是任何一个试图通过净化文学表达方式以振兴民族的改革者都会提出来的。 然而，在这本杂志的下一期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一文使胡适文章中的试探性更为提升。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不但指斥了近期停滞不前的文学，而且对这种文学的作者，对"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的文人予以痛斥。他直接指向那些以文言文写作为社会和政治特权基础的人。 1918年3月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里，更极端地指出语文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虽然言词激烈，但他阐明了通过文学改革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逻辑含义：先生前此著作，主力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以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方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北京，1957，香港重印），p.19。在《新青年》的团体内，文学改良的号召，开始转为注重语言与意识的相互关系。"新潮"成员则扩大了这种关注，更进一步地探索了如何在更写实的小说中运用白话。这样的作为，使他们成了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1923年当《新潮》杂志停刊时，北大毕业生李小峰和孙伏园（在他们老师鲁迅和周作人的帮助和建议下）开始出版《新潮》文学丛书，负责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以及朱自清、冰心、郭沫若和其他人的著作，第一次以中国读书界的合理价格提供给读者。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pp.120-124。 在1923年之前的几年里，《新潮》的学生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新青年》最有意义的贡献，体现在语言改革的领域。因此，他们通过强调文学改革的心理领域，有意识地努力去超过老师们的贡献。他们在彼此的谈话和书信中，继续辩论钱玄同所提出的若要改变中国人的心态，必先彻底抛弃中国语言的断语。事实上，只要他们中的一员（如顾颉刚）提出文学改良与思想变革相比是居第二位的，傅斯年便会以编辑的立场，辩护二者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傅在1919年4月致室友顾颉刚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主张"思想改造"而轻视文学，这是不然的。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他的利器，下期我想做一文，题目是《白话文学与心理革命》，再行请教。傅斯年：《给顾诚吾信》，《新潮》1卷4号（April1919），p.709。当傅斯年就关于必须与文学形式的改革齐头并进的"情感革命"(revolutionoffeeling)撰文时，他有意识地把注意力关注于公开反对文言文的老师们所忽略的白话文学的"内心"方面。当他提出古典小说在情感(emotion)的表达上有所限制时，他实际上是指出了文学、语言和思想变革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傅斯年的结论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观点，他们相信为了改变思想，不仅应该摆脱语言，而且应该挖掘出"寄托于古典语言与文学中的感情"。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1卷4号（April1919），p.345。 《新潮》知识分子们的心理上的探索，明显地反映在他们对于新诗的实验中。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较，诗更是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士最能发挥威力的领域。像胡适那样的师辈一代的成员已经侵入并攻击了这个领域，他们尝试写作现代自由体的诗，但却没有着手解决对改变诗的语言有潜在阻力的强烈感情依附问题。但是，学生们却意识到，他们自己是这个神圣的传统文化领域的入侵者。 学生们因为在改善以及辩护他们的白话诗实验上所承受的苦楚而显现了这种自我意识。有些人如康白情等，发现这种努力过于艰难，不再坚持并且放弃了新诗的事业，而于1923年后折回到传统旧诗的行列。另一些人如朱自清等，继续在暗地里写作传统旧诗--怕公众知道他"在心里已经背叛了这事业"。与朱自清之子朱乔森的谈话，1980年3月于北京。 在"五四"启蒙期间，"新潮"成员俞平伯十分直率地首次公开谈论社会大众对新诗的反应所呈现的心理问题。1919年10月，他把广泛反对白话诗的原因进行了归类。俞承认，文言文是诗歌表达最贴切的工具，相比之下，新诗则显得笨拙而粗糙。尽管如此。他继续争辩道，对新诗的反对其实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的和心理的：我常问我自己道，"新诗何以社会上不能容纳呢？"……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现今社会，实在没有容纳新文艺的程度。……因为现今社会的生活是非常黑暗悲惨，但偏又喜欢"粉饰"，爱念"喜歌"，仿佛"家丑不可外扬"这种神气。我们做诗，把他赤裸裸的描述出来，他们看了，自然有点难过，摇头说道："不堪！不堪！"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October1919），pp.163-171。俞平伯那一代人继续在短篇小说里揭露"家丑"。与诗歌相比，写小说不必太在意词句的运用，因此，新潮社成员急速地转向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他们几乎人人都写起了短篇小说来。早在1919年5月，鲁迅就把汪敬熙、罗家伦和叶圣陶的作品挑选出来，作为中国在新小说发展上的重要作品。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意见》。在他们的小说中，学生们揭露了自己的家庭如何借由媒妁之婚以及压抑夫妇及兄弟姊妹之间的爱，以便来维系家庭的礼数。他们的小说不但外扬了家丑，而且揭露了其他并不那么熟悉，但同样"丑陋的"如娼妓、吸毒和游手好闲社会问题。因此，学生们用新文学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感情，同时又对较不具反抗性世界观的同代人有所质疑。 和师辈们不同，学生们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在新事业中的粗陋。他们公开地谈论自己的局限性和自我服务的目的。例如，汪敬熙在他的列于《新潮》丛书之一《雪夜》的序中，就表达了他那一代人有限的成就：我试图精确地描绘出某些我目睹的生活经历。我致力于精确的细节……但却发现我的判断力不时在干扰我。我试图在有限的人生观中力求客观与忠实……然而我却觉得我还离我自己所设定的标准太远……我的观察力太狭窄且肤浅……远不如其他写新小说的人……由于这些限制，我相信我自己成不了一个好作家。再者，我打算早日出洋，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例如职业心理学家）。……我只希望自己那些可怜的经历，可以激励其他更富有观察力和想象力的未来作家。汪敬熙：《自序》，《雪夜》（上海，1925），pp.1-5。汪敬熙的反思和自疑并不是孤例。其他试图把《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理论付诸实现的学生，也不得不去寻求白话运动对他们所蕴含的意义，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在1919年5月号《新潮》的一篇问答式文章里，罗承担起为师辈思想诠释的任务。在直率地对一些追逐新文学浪潮同学的动机和技巧表示怀疑之后，他阐明了老师们的文学改革方案中某些更复杂的含义，他的解释又超出了老师们语文和社会改革相连的观点。 罗家伦以为，写作"写实主义文学"必须是"附于人生的"(makeitrealtorealpeople)，新文学不仅应该处理来自"真实生活"(reallife)的主题，而且也应该注意到读者的文学水准和所处背景。只有到那时候，白话文学才会真正不同于为文士所作、也为他们所专享的旧文学。罗指出，倡导"白话"必须理解"白"的真正含义。按他的观点，"白"不仅是"清白"（清晰）、"理白"（浅显）、"说白"，而且是"平白"，即劳动大众的普通语言。罗家伦：《驳胡先啸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新潮》1卷5号（May1919），pp.759-782。 把白话和平民大众连结起来，是学生一代独到的见识。他们把这种见识付诸社会实践。1919年3月，当"新潮"成员与激进但文化思想保守的许德珩和邓中夏等同学合作，决定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时，"五四"运动的舞台就完全搭好了。这个具体有形的讲演团组织，使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把新文化观和白话文推向社会。他们提出，新文化应比被官话所累的、垂死疲惫的古文言文更具活力和人文主义倾向，但胡适和陈独秀等老师限制了他们提议。对古文的激烈批评，见胡适：《中国的问学革命》，《密勒氏评论》，8卷8号（19April1919），pp.279-278。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直接向社会对白话的恐惧挑战，他们揭示出更深的、更具爆炸性的平民的恐惧。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二章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世代合作与论争 这些学生们试图去做的，不只是使文人的作品富有生气，他们还力图把新知识分子的语文和思想传递给辜鸿铭一派文士以为不可教育、没有思想和沉默无辜的"苦力、马夫、司机、店员"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预见到在北大文学革命向北大周遭的街道和乡村传播之际，早晚会造成他们自身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挑战。因为没有任何阶级意识，他们欣然地责骂在他们之前存在的士大夫优越感。正如1919年10月许德珩在"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讲话中所表明的，那些要教育、唤醒和动员平民的人，必须估计到平民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在这官僚社会中，一般普通的人民只能蠢蠢地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做牛做马；所以只有听差、洋车夫、苦力，从没有听说有个平民的团体出现。……原来社会的不进步，只是一般人的知识不进步；那知识不进步的原因，固然是在教育不普及，但是少数有知识的人，从来保守他那阶级的制度，不肯拿他的知识灌输人民。许德珩：《讲演团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纪事》，《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55-156。从北大学生决心将"知识灌输人民"之际，他们也确实通过语言中介而有所斩获。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正是葛兰西所谓的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不懈的劝说者"的化身。但是在能够说服别人之前，他们必须先使自己相信，对那些"迄今尚未为人所重视的人"说话，谈论他们，并为他们讲话，确实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