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辜鸿铭嘲笑"五四"知识分子的自傲时，他并不过分。一些"蛇"，如鲁迅、陈独秀和胡适，一些"猫头鹰"，如傅斯年、罗家伦和俞平伯，这些站在文字改革运动前列的人，实际上就是相信"我们即中国"。"五四"运动本身的行动主义、电报、示威和街头谈话，没有向知识分子的自负提出挑战。甚至当他们接触苦力、店员、小贩和无业游民时，他们仍旧信奉古老的儒家概念："先知先觉，先知觉后知"。1980年春在北京，我与《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作者殷叙彝、丁守和教授，以及《五四以前五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经过的道路》的作者李侃先生谈了话，从而使我注意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正如辜鸿铭所疑惑的，这一古训就隐藏在启蒙民众和为之扫盲的近代思想愿望下面。正是他们这种把文学变成启蒙工具的决心，是辜鸿铭视之为令人忧虑的新东西。这一决心预示着，要废止中国历史上已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字之间的独特联系(bond)。 虽然辜鸿铭关于知识分子仍然自以为代表中国的猜测是对的，但他将这种观点描述成与君主政体合辄则错了。事实上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已经使文字成为他们文化活动中的特殊领域，并将其当作一种防御性的机制，以对付类似路易十四那样信奉"朕即国家"(l'etatc'estmoi!)的统治者。面对政治专制主义(politicalabsoutism)，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通过他们努力，为书本知识刻画出一种独特的角色。在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文言被抬至崇高的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保证知识分子取得了某些表面上的自主。而在其他方面，知识分子则彻底隶从于贵族，以及后来隶从于皇帝。 知识分子通过语言文字以获得自主的努力，甚至在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官僚帝国建立之前即可看到。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即古代的"士"，是一个特殊的幕僚阶层。他们的得势，归因于他们拥有那些尚武而无文才的贵族所需要的文学技巧。在诸多王侯的追求下，他们能够与他们的主子发展出一种近乎是"契约性的关系"(contractualrelationships)。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转型中的古代中国》（AncientChinainTransition；Stanford,1960）一书中，分析了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关系的形成。在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政治斗争紧张的"战国"时期，"士"本身就已经具有尚武精神，这在经邦治国和哲学问题之间充满活力的理智纷争中体现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他们的祖先--称做"儒"的最初文人。在孔夫子诞生前的数世纪里，"儒"掌管着葬仪、占星术性质的历法和祭祖的仪式。以现代观点分析古代"儒士"的职能和精神面貌，可参阅胡适：《说儒》，《胡适文存》（上海，1935），第4册，pp.1-18。 随着封建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的建立以及汉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02年）巩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便丧失了他们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某些自主地位和活力。一旦皇帝被抬高到尘世和天界的至尊地位上，旧日的"士"再也不能要求甚至希望订立契约性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身戴特别的披巾、帽冠和羽毛，用以标榜他们同语文和书册之间独一无二的关系，而这些语文和书册则包含着至高无上的君主以为有用的伦理原则。从公元2世纪以来，学者们以"儒家"而知名，他们等待着被全能的天子所擢用。宋代（960-1127）以后，科举制度成为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机关的唯一正式途径，知识分子的自主范围受到更进一步的限制。许多近代中国启蒙倡导者认为，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反抗的典范。他们抛弃了古代"儒"的特征"节"，形成了"士"的"气"。这些"士"鼓舞着20世纪知识分子的"敢知"，朱自清曾写道："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青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样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正是'气'。"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选集》（香港，1964），pp.190-193。 书生气的、内向的、奴性的晚期士大夫，同"五四"知识分子所称羡的充满活力的旧的"士"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虽然在旧中国语言是阶级差异的标志，但也并非绝对化。特别在晚清，识字不再仅限于文人。有关中国各阶级的语言差异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EvelynSakakidaRawski著《清代中国的教育和民国语言文学》(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AnnArbor,1979)和Perry（转下页）但是，在逐渐丧失同帝王相关的某些政治自由之时，传统知识分子巩固了对语文和文化的特权垄断。他们自称为"文人"(hommesdelettres)，宣称他们之所以享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屈从于皇帝，而且还因为他们主宰着古典语言和儒家经典。 这些"文人"确实很严肃地看待他们对"文化"独一无二的责任。由于对文言近乎完全垄断，他们使自己高高在上并远离"小人"--那些对文人熟知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贱民。因此除了贫富不均之外，科举制度的经典语言--文言，也成为文人和平民的分界线。结果，平民和知识分子在语文和社会习惯及宗教信仰上的鸿沟扩大了。〔1〕在鸿沟上搭桥，或者至少揭露贵族文化的矫饰和民间传统的缺陷，就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之一。 "五四"运动采用的消除鸿沟的方式是文学革命。按我们今日的观点看，知识分子的目标虽然新颖，但使用的方法却受益于传统。热心于改造国人的情感和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像数世纪以来他们的前辈所做过的那样，求助于文学。作为中国精英文化的传人，他们非常清楚语言在协调专制君主和奴性不断增长的士大夫之间关系上所具有的力量。如数世纪以来批判性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五四"激进派也力求转向文人和语文之间的特殊关系，从而使他们的关注公开化。借助文字改革以提出政治当局所不能容忍的社会改革思想，这促进了"五四"知识分子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从8世纪晚期的韩愈到20世纪早期的梁启超，中国便一直延续着以"新文学"来"救国"的悠久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为唤醒自己的同胞，知识分子屡次诉诸于文学改良。那种包括风 (接上页)Link的《一二十年代的传统市民通俗小说》(TraditionalStylePopularUrbanFictionintheTeensandTwenties)，收录于Merle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ModernChineseLiteratureintheMayForthEra；Cambridge,Mass.,1977）。另见Gramsci：《论知识分子》（OnIntellectuals），p.23。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香港再版，1972），p.34。最近的有关雅俗文学的差异的讨论，见SallyBorthwich：《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变化》（EducationandSocialChangeinChina；Stanford,1983）。格与内容革新的改革，旨在提醒中国读者，警惕来自上层的滥用权力。因此，"五四"知识分子不是中国历史上首犯"文字罪"(wordcrimes)的人。然而，他们以语文为武器来反对知识分子对文化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则是史无前例的。 "五四"学生的前一代人倡导文学改革，特别是在小说写作中运用比较平白的语言，来与中国沿海城市发展以来的新市民阶层沟通。与此相对照，"五四"知识分子进行的语文改革，不仅在倡议救国或向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演讲时使用新的白话，就是在自身的内部交流和为校外撰写文章时，也运用了这一新的语言。通过代际之间的合作(intergenerationalcollaboration)，老师和学生们得以推进语文改革的步伐。他们所关注的是从如何经由文字来表述个人的想法，以及到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意见。 意识到贵族的书写语文已经和平民的口说语言远相脱离，是"五四"运动的起因之一。早期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吸收来自下层的词汇、俗语、方言而使文学重获活力，但他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对民众讲话和为民众代言的权利。与此相应，"五四"文学改革对支撑着文言的崇高社会地位这一近乎两千年的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通过拥护新兴的白话文学，新兴知识分子引发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比先前的任何文学改良运动更为广阔、更为激进。IvanIllich，"VernacularValues"，inShadowWork（Boston,1981），pp.27-52。通过把大众民间文化(popularfolkculture)的思想--不仅仅是词语--引入贵族文学，他们不仅动摇了知识分子在语言文字上的威权地位，同时动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威权地位。通过彻底地改造语文，"五四"启蒙者开始拆除介于"文人"和"平民"之间最巨大的障碍。当这些文人开始为无文字的平民写作并和他们谈论自己关心的事情时，他们也学会重新审视自己。 对白话文学的拥护者而言，"新文化运动"乍起时，白话文学的批判意义并不明显。事实上，当新型知识分子走出北京大学狭小的圈子而首次倡导新语文时，他们用一般人所熟悉的、更可为人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来表达他们的寓意。正如1919年4月一名记者以"遗生"的笔名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的，新文学的确是最适合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生存所需要的文化形式：然新者必能胜旧而挺然自树，非旧者之不竟，其实势之不可能也。吾侪绝不能硬用梗顽不化之头脑，以施其保存维持之手段。盖深知时势之不可抵抗也，不敢抵抗时势，及决不能绝新而存旧，反乎此理而倡为异论，大则危害被于国民之全体。……旧派诸人，适自蹈于此弊而不觉也。遗生：《时势潮流中之新文学》，《每周评论》19期（27April1919），pp.244-245。这个关于"不可抵抗的潮流"的谈话，易于掩盖"五四"文学挑战的激进程度。但是辜鸿铭一派的保守反对者立即认识到，新型知识分子有多深刻地在探究"文人"高于"平民"的社会优越地位的问题。他们指控《新青年》和《新潮》编辑们负有"文字罪"，并迫使他们公开自卫。在自卫过程中，师生们重申他们对启蒙的信念和把启蒙的信息传播至北大狭小圈子之外的责任。因此，语言改革加速了"五四"的政治影响，并且带来了令辜鸿铭非常害怕的幽灵：1919年后的知识分子已经再也不能坦然或自信地宣称"我们即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