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新潮"就令年长的启蒙知识分子既感兴趣，又感疑惑。傅斯年1918年秋为新刊物筹措经费而接近陈独秀，起初遭到断然拒绝。这位文学院院长、直言不讳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不相信这位文学系的学生，因为众所周知傅斯年颇接近启蒙运动的敌人黄季刚教授。两个月后，陈独秀为傅斯年的真诚所感动，放弃了原先的看法，对《新潮》给予了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全力支持。陈给予的经济支持与学生们从《新青年》获得的精神支持同等重要，因为使学生们能够成为报刊出版者，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后来，这种财政支持则变成了它脆弱的根源。当北大屈服于保守反对者的压力而停止赞助《新潮》时，学生出版者们开始惊恐了。虽然学校提供的若干经费维持到1923年，但学生们被迫学习如何靠自己的能力去筹款。但相应的，在校外募求支持的经历，最终使如李小峰这样的一些《新潮》开拓者，成为1920年代后期中国出版界的领袖人物。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pp.109-113。 在"五四"示威前的几个月里，较年长的一代依然关注着在新旧之战中青年人的"软弱"问题。老师们在反对他们所熟知的传统中，变得强硬了。他们为倡导启蒙而公开吶喊，但不太愿意承认自身知识和观点的局限。相反，学生们却不断地悲叹自己现代学术知识的不足，以及社会对他们自我觉醒的敌视。 老师们既为学生烦恼，也为他们担忧。他们决心拯救和栽培青年人，不想看见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踉踉跄跄。1919年11月17日北大学生林德扬的自杀，使年长一代的担忧公开化。《新青年》的那些老师们视林的自杀为懦弱的表现，是青年人缺乏了解社会和直接与社会战斗能力的征兆。另一方面，"新潮"的成员则出来大声地支持林的行为。他们从中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即青年人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易遭受危害的部分。罗家伦言简意赅地表明了新潮社的看法，他写道：我们这班青年，第一应当奋斗，积极去改革现状，化这可厌的世为不可厌的世。若是奋斗得精疲力尽，智绝谋穷，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作了，而于此世仍无一丝一毫的补助，然后自杀。……我以林君正当盛年有造的时候，已经奋斗了许久。……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社会一时不能彻底的变革，恐怕热心的青年，将要一个一个的自杀干净啊！社会早麻木不仁了！教育家啊！请你们打开眼睛看看！罗家伦：《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新潮》2卷2号（December1919）。在林德扬死前，新文化的倡导者曾讨论过妇女自杀的问题。他们认为，女子尤其是媒妁婚姻的受害者，她们为摆脱压抑生活而死。RoxaneWitke：《毛泽东，妇女和自杀》（MaoTsetungWomenandSuicide），《中国周报》（ChinaQuarterly；September1967）。北大的先生们，从当时正在北京的访问学者杜威到李大钊和蒋梦麟，深以罗家伦的恳求为意。他们的回答是告诫学生、呼吁他们应更富耐心，意志更为坚强。陈独秀对罗家伦的反应最直接也最有远见。他在1920年1月写道：空虚、悲观、怀疑的思想（不仅是社会）也能够杀人啊！……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啊！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啊！……近代思想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陈独秀：《论自杀》，《新青年》2卷2号（January1920），pp.12-13。这是一个曾经着意于培育青年者值得重视但也悲哀的自白。承认他们这一代人充满忧虑的意图，事实上却是不周全。 与陈独秀和罗家伦关于学生自杀问题的争论同时发生的，还有一场傅斯年与鲁迅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为了抵抗和战胜社会而不为它所压倒，青年人应该如何自处。争论是由傅在1919年5月征求有关改进《新潮》的建议所引起的。鲁迅以投书的方式，对学生们一致将民族传统摒弃牺牲而着眼于西方知识提出异议。在信中，这位老一辈的作家极度留意来自海外最新的科学理论之翻译，并且热切地想发觉，学生们是否真的没有给保守、老式的士绅提供任何慰藉。 鲁迅写信的目的是想告诫"新潮"的成员，新知识自身并不对现存的儒家规范构成威胁。他以为学生们必须做好在新旧文化之战中进行攻击和承受到反击的准备。他要求他们必须像有自觉的"蛇"一样，反对旧秩序，敢与咬啮和毒杀它在社会中的庇护者。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一介斗士，鲁迅也承认，"新潮"成员也许有充足的理由，希望他们的敌人不那么看重他们（但在鲁迅看来，这是不实际的）。因此他得出论证："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意见》，《新潮》1卷5号（May1919），pp.944-945。 傅斯年在答信中也承认，学生们对西方的科学理论有点过于热衷了。但是，他同时也重申了他那一代人的信念：肩负着克服他们对世界思想之无知的重负。因此，傅斯年在致鲁迅的信中揭示出，"新潮"成员是矛盾而非勉强地去承担起年长的知识分子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中国是要再寂寞也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猫头鹰，其实猫头鹰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猫头鹰可以叫醒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傅斯年：《答鲁迅》，《新潮》1卷5号（May1919），p.945。因此，老师们视自己为"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来破坏同时代人长期恪守的信仰。另一方面，学生们把自己比拟为"猫头鹰"，以传播海外知识的喧闹来惊醒同胞们的昏睡。 尽管自封的名号不同，但"蛇"和"猫头鹰"同样被北大内外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认为是危险和不道德的。理性怀疑的毒液与西方学术的喧闹相结合，比二者中任何单独一个都使旧式文人们备感威胁。在反对者眼里，反传统的师生如此可恶的原因是他们所预示的一种征兆--他们的怀疑和知识，会削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对旧文士文化垄断的威胁，在"新文化运动"初提倡时仅仅是潜在的，而当"蛇"与"猫头鹰"联合起来推动文学革命时，便成为正面的直接威胁了。 当"五四"启蒙的重点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转到更为具体的语言改革之后，它便更直接地激起了旧文士们的怒火。怀疑、独立思考，以及甚至改变其他知识分子的疑虑和思想是一回事；宣称这些疑虑与思想可以和每个人分享，并为平民所用则是另一回事。到1919年8月，当鲁迅和傅斯年的讨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一位最有资格的保守派代表痛斥了"猫头鹰"和"蛇"这一类人。辜鸿铭，一位留着骄傲的辫子，信仰儒家学说的学者，在新的专业教育者到达北大之前就已经在教授西方文学了。他用反传统主义者钦羡的语言--英语，指控了他们。在为《密勒氏评论》（Millard'sReview）写的文章中，辜嘲讽他们：试想如果四万万国民中之百分之九十为文人，会是什么样。如果京城之力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屠夫、游民乞丐之辈，皆为文人，参与政治并欲成为大学生，会是何种佳境。……我们将不能再在各社团里集会上自称"我们就是中国"，就像法国皇帝说"朕即国家"一样。辜鸿铭：《回国学生与文学革命，识字与教育》，《密勒氏评论》9卷11号（16August1919），p.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