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13日，《新青年》编委改组后两个月，《每周评论》首次发刊不久，二十二个北大学生为筹组新潮社举行了首次会议。他们当中最小的是二十岁的文学系学生俞平伯（他后来成为红学家，既获得了名望又被批斗得声名狼藉），最年长的是三十二岁的哲学系学生、广州人谭鸣谦（即谭平山，后来成为烈士的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组织者）。这些被老师们当作是中国希望的化身而选拔出来的学生，对"空谈"感到厌倦。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pp.81-128。他们也同老师们一样相信，青年自身还与"新知识分子"的称呼不太相称。青年人必须更具体地向社会表明他们有能力摆脱传统的重负，仅仅拒绝做官--这些学生大部分在加入蔡元培的"进德会"时已承担了这一义务--是不够的。 学生们日益意识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做些不同于老师的事情，因此产生了由学生组成一个新的研究团体的主意。他们为自己提出一个特定的目标：为不断发展的启蒙运动寻找新的听众。鉴于老师们的《新青年》杂志读者是年长且层次较高的文化批评家，学生们决定把他们杂志《新潮》的对象，设定为中学毕业生。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最为旧思维习惯所危害的一群。在声言大学生（尽管他们是较现代的、思想较开放的学术团体）面临的挑战同样也是全中国更年轻的同胞所面临的挑战时，"新潮"的创建者写道：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新潮发刊旨趣书》，p.3。北大的年轻人在文章里断言自己是时代的开拓者，但怀疑彼此能否相互交往沟通。事实上，正是这种能否从社会里真正解放出来的共同沮丧感，使得创始小组的成员在1918年10月汇集一起。傅斯年在回忆导致"新潮"创立的心境时，描绘了个人的不满如何促使他的北大同学形成共同的使命感：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每个人觉得以前的生活上、思想上，有些不足，决计以后不如此了；……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卷1号（October1919），pp.199-205。 图13新潮社成员傅斯年、俞平伯和李小峰，1919年傅斯年1919年10月对"新潮"成员一年前的"共同觉醒"的回忆，既描述了学生社团的起源，同时也曲解了它--一种至今依然是片面性地回忆历史的倾向。因为"新潮"成员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和政界诸方面的领袖，他们的青年时代的经历，便成了被人好奇和歪曲的对象。由于他们成为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50年代国共对抗的象征，他们早期的共同之处，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有偏见的著作所遮掩了。幸运的是，幸存者最近的回忆，为新潮社的创立增加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现在已届耄耋之年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害怕政治压力，他们更关心历史的判断。因此，李小峰、冯友兰、俞平伯、叶圣陶和其他人关于"新潮"的回忆录，新潮社的历史大多数是通过交谈披露出来的。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广泛的利用了1979-1980年间，我与新潮社成员俞平伯、冯友兰、叶圣陶和张申府的谈话及他们所做的回忆。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不同意把新潮社冠以"小资产阶级"组织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中有明确的表达。最近，李小峰以参与者而不是批判者的身分，写了第一篇有关新潮社历史的作品。该作品仅作为"内部发行"出版。参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使我们终于可以对北大学生们"共同觉醒"的根源，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与傅斯年的断言相反，我们现在能够再现"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生中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这些联系表明，新潮社成员中存在着许多传统的共同特性，而不是傅在回忆录里描述的自发的情感共鸣。例如1919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月刊》公布了新潮社创始人的名单（见附录一）。这张名单说明，学生们的团结一致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省籍。这个团体的六个干部，有四个来自山东省：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和徐彦之。在习俗方面，最流行的联系方式是"同乡会"。思想相近的山东籍学生的聚集最为典型。同样自然的是同系，尤其是同年进入北大的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新潮社成员康白情、俞平伯和傅斯年同是1916年级文学系学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说，他们是对同一门新课"欧洲文学史"感兴趣而聚在一起的。这门课由周作人讲授。周是一位重要的导师，后来成为"新潮"的编辑。最后，这些学生大部分跟从胡适学习，并成为密友。胡适是北大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Ph.D.)的教授。 学生间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可想见的根源是集体宿舍生活。顾颉刚就是因为是傅斯年的室友而进入这个团体，顾后来介绍他中学的朋友叶圣陶成为"新潮"的成员。叶很穷，付不出三百块钱的北京大学学费；然而，叶通过在"五四"运动之前已建立的友朋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思潮并进。最后，年长的老大哥们，如孙福园，带着兄弟孙福熙也加入了新潮社。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1980年6月同叶圣陶的谈话。 同乡、室友、同学，"新潮"成员十分自然地相互吸引。与1918年春环绕《新青年》编委会形成联系的老师们相比，他们发现相互之间更少忧虑不安，更少火药味。这些学生在进一步追求知识与兴趣上相互提供帮助，虽不至与北大提供的教育相对立，但显然已超出了它的范围。他们热情参与他们导师的事业，不论是整理国故还是言语改革。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反映自己一代背景 图14新潮社成员朱自清、罗家伦和顾颉刚的问题、争端和关注点。在区分这一代与前辈的知识兴趣方面，最明显的是对形式逻辑与分析逻辑的好奇以及对近代心理学的持久探求。我们在下章将会看到，他们的老师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去探讨这类远离当时急迫的社会问题的项目。 与老师的刊物相比，学生们的杂志充斥着更多的英语词汇和新颖概念，而阐明新概念是学生首要的目标。例如"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4月号的《新潮》，便载有汪敬熙根据皮尔斯伯里（Pillsbury）的《推理心理学》（PsychologyofReasoning）和杜威的《我们怎样思考》（HowWeThink）对"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无意识"(theunconsciousness)、"知觉"(perception)和"欲望"(desires)等含义的解释；也载有张申府对数理逻辑，特别是对"函数"(function)和"变量原理"(principleofvariability)的讨论；还有徐彦之翻译罗素的《哲学问题》（TheProblemsofPhilosophy）和康白情对古代道家的"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与"同情的魔力"(sympatheticmagic)等问题的思索。康白情：《太极图与生殖器崇拜》，《新潮》1卷4号（April1919），p.282。 为所知有限所困扰，同时又有很多新东西需要阅读、翻译和摘录，新潮社成员就把自我觉醒视为他们组织和刊物的中心理念。普通的中国中学生不可能理解这本充塞着洋文与外国概念的厚杂志。但是，北大学生志在克服对西方学术无知的愿望，的确使他人信赖。最终，一些城市的青年也以为这种批评精神与对中外文化有见识的鉴赏几无二致。"新潮"的学生与其老师不同，师辈毕生追求在一代人之内推翻传统，而学生们则知道自己处于破坏者和建设者的二者统一的位置上。正如新潮社的宣言所清楚表明的，他们以为自身身兼两种功能：国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免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新潮发刊旨趣书》，p.3。1919年1月签署这份宣言的二十位学生很清楚，他们只是代表了两千多位学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代表了北大的真正精神。这种信念在1919年"五四"示威前几个月里，扩展到其他学校。正如一封早期致"新潮"编辑的信所指出的："只有北京大学能产生像'新潮'成员那样的人；北京大学能够有此成就，可算得是蔡孑民先生和其他诸先生等的功劳。……他们鼓励学生回答这样难以解答的问题'人生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我们的民族遗产？'"余裴山：《致记者》，《新潮》1卷3号（March1919），pp.551-553。 被视为鼓励学生探求新人生观并对传统进行科学评价的老师们，却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使命。他们期望学生一代成为新旧之战中的同盟。他们是如此的把反抗的厚望寄托在这一批新青年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十分关注学生们是否在学术方面和书本知识方面无知与匮乏。这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以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揭示和分享对自我怀疑的态度，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要试图保持自信的战斗姿态。《新潮》愿意公开谈论学生们难于掌握的新知识--它的书页上充满了对中西学术缺点的探索，这毫无疑问地激起了年龄较大的师长们的不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