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年的重视，除了使年长而幻灭的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共同的使命，也有助于学生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形成共识。由于充分意识到师辈们对他们的期望和忧惧，1917年至1920年聚集于北大的年轻一代，欣然承担起拯救中国的角色。他们具有师辈们所缺少的凝聚意识(senseofcohesion)和共谋意识(senseofsharedpurpose)。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宽宏容忍--政策的保护下，他们能在北大形成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信念。在同一年级里，例如在北大的1917年级里，蔡能容忍甚至鼓励同时存有三个不同的学生社团和杂志--文化上保守的"国故"，政治上积极的"国民"，和走向启蒙的"新潮"。1980年6月俞平伯在北京与作者的谈话。俞平伯也强调当时对学生活动的多样性，见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虽然这些学生们并非全都符合陈独秀的"新青年"标准，但他们都自认与前辈不同，并且都决定给中国社会和思想留下前所未有的影响。 正是这种人才汇集的环境和一代人的自我意识的结合，使北大学生能够取得"五四"运动的领导地位。对自身天生潜力的惊叹，以及与其士大夫前辈的残存传统彻底决裂，年轻一代从而能比年长的反传统主义者更令人信服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种自信心早在1918年1月罗家伦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青年学生》一文中即可看到。罗家伦：《青年学生》，《新青年》4卷1号(January1918)，p.39。罗是北京大学少数畅言无忌的学生之一，这些学生按照陈独秀1916年提出的"新青年"标准塑造自己：不虚伪、不放纵、不保守。但是，在这些形象之外，学生发现他们不得不将老师们宽宏容忍的做法置之脑后，而去为新文化发展自己的纲领。他们受年长一代的激发，将一种忠诚的思想品质带入"新文化运动"。西方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此定义为年轻人所独具的承担义务的能力："有纪律的献身力量……来自于青年的经历中，作为传统的受益者，作为时代道德力量的复兴者，作为破坏旧传统的叛逆者，去揭示所处时代的意义。"ErikErikson,"Youth:FidelityandDiversity",inYouth:ChangeandChallenge(NewYork,1963),pp.1&19。 正如我们所见，学生确实是"传统的受益者"。他们太年轻，没有经受过年长一辈知识分子因1895年的战败和1898年变法运动流产所经受过的精神创伤。他们的个人事业，没有因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陷入混乱的境地。甚至就他们的革命希望来说，他们因为太年轻以致未受到1911-1913年事件和1915年满清复辟企图的冲击。由于没有经历过这些幻灭，他们带着新鲜活力参加了老师的事业。由于较少为反传统的愤怒所累，他们对传统的批判更富理性。 因此，学生对"新旧对立问题"的看法，与年长导师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对早先几代来说，"新"是模糊的实体，是一种从旧文化解放出来的希望。相反，对学生来说，"新"几近是一种确定的可能性。在长辈提供的允诺基础上，他们不是考虑新文化能否实行，而是考虑"如何"实行和以什么为"代价"。像李大钊那样的老师描绘了因旧习惯和旧价值的顽固性而引起的混乱，学生们则描写了对新世界观模棱两可的祈福："最可乐的是这个'新'，最可悲的也是这个'新'。"陈嘉蔼：《新》，《新潮》1卷1号（January1919），p.35。年龄较大的一代，从不疲倦地在证明儒家学说的虚伪和政治的腐败；学生们则象征性地选择了近代逻辑术语以描述"新旧问题"："'旧'是'众数'的，'新'是'单数'的，……'旧'是'相对'的，'新'是'绝对'的；……'旧'是个作成材料的'家伙'，'新'是个追求无已的'目的'。"同上，p.37。 学生也变成了反传统主义者。然而，他们的反传统格调和内容，要比他们的老师温和些。他们几乎同他们的老师一样通晓儒学典籍。事实上，他们是最后一代既熟悉儒学遗产，又精通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青年是凭感情纽带与传统相系的。和他们师辈不同的是，人们不期望他们成为士大夫。在深信仕途于20世纪已无意义的祖辈的培养下，这些学生形成了对民族传统的深切欣赏。 这种欣赏的形成与科举的压力无关。父辈们为通过科举考试而奋斗，师辈们也为反对它而斗争，学生们则从中解放出来了。他们进入了新式学校，同时继续跟从信奉儒家的长辈们学习。这些祖辈导师或者退休了，或者经常藐视为官之道。他们没有竞争的负担，专心教育和鼓舞着他们的子孙们。例如，傅斯年在回忆他最钦佩和最敬重的人时，把他的祖父傅笠泉放在前列。AlanGordonMoller,"BellicoseNationalist",pp.7-10。傅笠泉在通过乡试后，便不再致力于仕进，拒绝了所有的官职，将他的余生投入了医学、武术和书法等兴趣中。正是这位藐视士大夫呆板乏味生涯的傅笠泉，在傅斯年五岁的时候教他颂习经书，教他如何欣赏而不仅仅是背诵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孟子》这本书，因此他的孙子终生对"仁"的概念感兴趣，这应归功于他。这个"仁"的概念对其他新青年有同样大的吸引力。这在傅斯年的北大同学、哲学家冯友兰和张申府等人后来的著作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这种对"仁"的兴趣，与师辈们对"仁"的藐视，大相径庭。例如，鲁迅就曾在《狂人日记》中尖刻地痛斥"仁"，以表达对其的轻蔑。 因此，对鲁迅力图挽救的"孩子们"来说，祖父辈是传播儒家传统活生生的媒介。这些人在充当孙辈的"嬉戏伙伴"时，实际上是在教育晚辈蔑视刻板的奴性习惯，而这种奴性习惯彻底而强制地实施在年长的反传统者生活里。老师那一代知识分子，通常终生满怀着辛酸于体现师道统治的经典学问中。与此相对照，学生们则以美学的角度将经典学问当作文化遗产来欣赏。这使他们能和先生们殚精竭虑的反孔思想保持距离。运用美学的观察，孙辈能洞见祖辈教给他们的东西。这种带玩笑式的技巧，鲜明地体现在傅斯年北大的室友、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一段自传里：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们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ArthurM.Hummel：《顾颉刚：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自传》（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Historian；Leyden,1931），pp.6-7。但是这种欣赏传统的舒适感，被老师们批判思想的急切吶喊大大地动摇了。顾颉刚的兴趣相当明显地倾向于古史考据，但在北京大学遭到疑古学者钱玄同的猛然一击。钱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又是"新潮"社成员俞平伯曾祖父的弟子），他教导顾颉刚怎样去怀疑时代累积的证据。钱和顾接着共同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批判史学。 也许令人惊奇的是，在信奉儒学的祖辈和反对儒学的师辈之间保持平衡的学生一代，并未丧失他们知识分子的地位。投身启蒙运动的学生渴望承担起自己的任务，但又意识到自己任务的不同性质。学生认同自己的自信心，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思想激进的老师。在公开场合吶喊，但在私下场合都总是带悲观情绪的年长反传统主义者，试图使学生避免走极端。图11钱玄同他们很有耐心地面对"新青年"的矛盾处境，甚至"新青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老师对他们仍承当了责任。 老师之间常常争执什么是反抗保守文士的最佳策略。但是，在与学生的相互影响中，他们开始呼吁和谐及中庸之道。例如，新潮社成员张申府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反映出这种公开交锋和私下恭谦的矛盾。在这封信中，张看起来颇不同于一年前撰文号召援助激进派的陈独秀：才趋竭未值……《新青年》第四号中，独秀、玄同都把本西学讲中学奚落了几句，崧年弱，闻声而避，直不敢谈此事矣。……特西学虽进，未尝废旧闻，彼以毁谤古书为事者，也望他回省回省才好。张申府：《致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p.11。张申府1918年向胡适呼吁缓和新文化倡导者队伍内部的争论，并不是对期望抱有的一种孤立姿态，而是反映了老师和在创立《新潮》中趋向成熟的学生之间，一种不断加深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1918年春，追求未来和渴望未来的青年汇集北大相互呼应，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云集北大。老师们对年轻一代最具体的支持， 图12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郊游留影，1919年是为他们提供表达观点的公开论坛。在由李大钊、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刘半农等所组成的新编辑委员会指导下，《新青年》向学生征稿。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傅斯年在1918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学术思想界之误谬》。5月，俞平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首白话诗《春水》，6月，在献给挪威剧作家易卜生(Ibsen)的《新青年》特刊上，罗家伦翻译了易卜生的《娜拉》(Doll'sHouse)。 到1918年秋，另一项跨时代的合作实现了。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等联合创办了新杂志《每周评论》。受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消息的鼓舞（一时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指出，欧洲蒙受的破坏是近代西方文明道德破产的信号），他们三人试图开辟一个论坛，希望借助它来颂扬西方文明，同时则对德国化身的"强权"保持警惕。张申府：《忆守常》，《李大钊》（北京，1980），pp.61-66。在创刊号中，陈、李和张重申了"公理"理想，并宣称他们决心在这份政治性杂志上阐明它。这是一份与着重文化问题的《新青年》完全不同的杂志。两年后，也就是1920年秋，《每周评论》的这三个创办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 持续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学生，从坚持启蒙方向的师辈的援助和关怀中获益匪浅。如果没有导师高亢刺耳的声音，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自身中理性的素质。前辈们的愤怒，使学生们能够宣称自己是新世纪的开拓者。因此1919年1月发表于《新潮》杂志第一期的宣言毫不犹豫地断定，北大学生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他们把这种自信、自觉精神，归功于培养他们的学校。同时他们宣称，身为学生，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北大的精神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物杂志。北京大学之生命已经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作用虽日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是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卷1号（January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