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五四"启蒙运动开辟道路的师辈,本身深受儒学的熏陶。尽管这一代的多数人都拒绝参加满清政府所主办的延续到1905年的科举制度,但他们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进一步说,他们对他们致力推翻的世界观的了解,远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结婚、生儿育女、祭奠父母、遵从师长,与中国自身的伦理传统束缚保持一致。即使1919年以前他们曾经留学海外,体验过某些对国内文人而言仍为禁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着单薄的个人解放的希望返回了中国。回国之后,他们先致力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革命。受挫后,才着手于对单纯无瑕的青年进行文化觉醒的工作。 这些专业的教育家敏锐地感受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性一代(transitionalgeneration)的困境。通过自身在日本与西方游历的见闻,他们对近代科技和启蒙思想记忆犹新,从而无法对中国的落后视而不见。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旧旗帜下的惰性,因而举起了新的旗帜。在他们周围、北大校园内外,到处可见到更多的、更畅言无忌的、更有力量的儒家文化卫道者。李大钊,这位经陈独秀推荐来北大的图书馆专家,在"五四"前一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表达了对新旧之间不可避免的亲近感。他在此文的结论里道出了他那些激进的同僚们所感受到的一种窒息感(claustrophobia):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号(May1918),p.57。新旧文化的倡导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欢迎的密切关系,这是李大钊那一代困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孤独。在打破了同代人的常规和期望之后,那些反传统的老师们仿佛被遗留在代际迷惘(generationalwilderness)之中。偶尔,远处会传来一个声音,像年长的反抗者吴虞的声音。吴虞生于1872年,在日本学过法律,他曾求助于可替代儒家一统世界观的道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孤军奋战地反对孝道。1916年他离开家乡四川省,和北大的激进教员携手合作。几年以后,其中之一的胡适回忆起吴虞孤军奋战的经历,称赞他为整代人钦佩的前辈: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把启蒙的水洒向那孔孟迷漫的大道上。因此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孟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有时候他洒得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陈独秀和其他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吴虞》,见HowardBoorman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NewYork,1968)。用启蒙之水冲洗儒家学说渣滓的努力,令吴虞和师辈一代的同胞们精疲力竭。忧虑和无力经常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他们都在探寻志同道合之士,但只能偶然发现。每个反传统者在偶然遇到从事同样工作的"街头清洁夫"之前,都曾孤军奋战过。每个人都对自我抗争以儒家学说解决中国的近代问题丧失了信心。甚至当这些反抗者相互寻求援助时,这种孤独感也从未自他们的身上消失。 这种孤独的心境,早在志趣相投的老师聚集北大,其势力足以向北大的保守气氛挑战之前,即可略见一斑。例如,在《新青年》上发表言论颇有自信的陈独秀在1917年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极为不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胡适当时还在美国,刚好寄来一篇文章给将要发起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在称赞了胡适于海外的努力,并告知他自己在中国的杂志经费朝不保夕的状况后,陈独秀以急迫的恳求结束了他的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不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1979),p.6。 因为师辈一代发现,同代人中志同道合者极少,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转向他们视为更有能力承担此大任、更为坦荡的青年人。老一代反传统主义者对于中国问题及解决方法看法各异,但这种在年轻一代中寻找同盟者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建立共同纲领的基础。这种对年轻同盟者的寻求,最后发展成对青年的看重、期许。他们认为孩子们在任何时候,在所有方面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具优势。按中国人的观点,年龄被假定为智慧的泉源;而选拔年轻人作为社会创造力最宝贵的贮藏库,实际上是把传统压在他们的肩上。 师辈对青年们的重视,早在1915年9月即可看到。在那个月份,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通过诉诸青年--他相信这是社会中已经摆脱了儒家世界观毒害的一群,这份杂志成为他那一代人重整旗鼓的阵地。在《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第一期的首页上,编者热情地欢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pp.1-2。陈独秀1915年秋的含泪呼吁,包含着他那代人共同信念的种子,然而在此刻,它也正是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孤独和失望的标志。 在其后的几年里,自称属于青年的其他中年反传统主义者,开始与年轻人形成相同的特性。尽管他们之间存有潜在的(大多还是不能明确表达的)差异,但这些成分混杂、不抱幻想的教员们,在赞慕年轻人自然潜力的同时,竟得以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因素。这些为数不多的儒学反叛者明了,他们在努力创立新文化的过程中会被轻易地击败,因为他们担忧的不仅是军阀的反对,还有他们自身与儒家传统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们向比他们略为年轻的学生们发出呼吁。以此为发端,老师的启蒙使命便依赖于另一群体,而不再局限于孤独的反传统主义者圈子内了。 这些老师论及青年时,情感之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对新力量的描绘。在他们充满激情的呼吁中,集中了几世纪来未曾表达出来的父辈对儿辈的赞扬。在反对把对老年人的尊重转变成由国家强行推广的道德规范时,这些老师开创了20世纪中国最为深刻的转变之一。这种转变可以在高语罕1916年的文章《青年之敌》中看到。这篇文章进一步地证实了年长的反传统主义者,对青年崇拜那种既希望又害怕的复杂情绪:呜呼!吾至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何幸而生此簇新灿烂、光怪华离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呜呼!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生计竞争、奋斗之二十世纪之世界耶?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高语罕:《青年之敌》,《新青年》1卷6号(June1916)。如陈独秀一年前的希求一样,高语罕的文章进一步超越了1911年之前他那一代人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发现,知识分子们在意识到政治革命失败之后,已经不再赞颂自由竞争和适者生存了。他们现在不太注重严复一辈的先驱者视为最迫切的国家的富与强。因此,青年崇拜启动了对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新关怀,而这便是即将成为中国启蒙的标志。不像一年前那么乐观,陈独秀开始描绘中国对"新青年"的需要。 到1916年,青年崇拜进一步地经历了脱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化。在《青年杂志》第一期问世后一年,陈独秀把这个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他在第一篇文章里清楚地宣布了这一变化:从现在开始,年龄不能被视为"青年意识"独一无二的可靠标准。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迫使自己和读者正视一件事实:大部分中国青年正滑入旧思维和旧行为的模式之中。陈独秀早期论及颓废传统的作品中所带有的辛辣特点,在对那些未老先衰的中国青年的描述中显露出来:身体虚弱、精神放纵的中国学生不能面对20世纪生活的挑战。按照陈的说法,这样的青年叫做"活化石"。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君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陈独秀:《新青年》,《独秀文存》,pp.58-59。由于背负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新青年在能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生力军之前,必须先克服自身的传统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