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民国初期最受钦佩的教育家之一蔡元培，受命任北大校长。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决定笼络一批以前备受怀疑和冷落的著名学者。起初，黎曾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但为蔡元培从法国来电婉拒，其时蔡正在法国忙于华工教育和中国学生的"勤工俭学会"。周策纵：《五四运动》，p.47。然而，当任命他主持北京大学时，热心教育改革的蔡元培则同意了。蔡在爱国学社（建于1901年）期间以及在担任1911年孙中山内阁教育总长的短暂任期内，便已看到通过教育改革而引发思想革命的可能性，故而渴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德国长期学习以后（1907-1911在莱比锡，1912-1913在柏林），他自己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应为何物的实践知识。WilliamDuiker：《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CaiYuanpei:EducatorofModernChian），《宾州大学研究》（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Studies）第41期（UniversityPark,Pa.,1977）。"五四运动"前夕，他的自信和乐观几达顶点，他断言：二十年后的北大将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蔡元培：《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第3册（May1979），p.15。 无论是蔡元培的钦佩者或贬损者，都以为蔡是北大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象征，尽管中国很少人能像他那样了解和关注柏林大学。在"五四"前夕，对北大的褒贬毁誉都集中在赞颂或责难蔡元培身上。这种视蔡元培为新北大历史中心的典型例子，可从"五四运动"期间代理北大校长（其时蔡元培曾一度辞职）的蒋梦麟的回顾文章中看见：如果你将石子丢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王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但在北大聚集着含有珍珠的活贝，它注定要在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为文化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便是1916年成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蒋梦麟：《西潮》，（NewHaven,1947），p.116。那些将北大此一段历史称为蔡元培时期的人们忘记了这一事实：蔡使北大制度化的许多革新措施，曾获得几位前任北大校长，特别是严复的支持。然而蔡元培戏剧性地成功了；而严复则因个人原因，被指责有鸦片瘾而悲惨地失败了。结果在以后的几代人看来，蔡元培成为中国正规高等教育指导思想--学术自由的象征。时至今日，每当中国教育家为他们所代表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呼吁更宽松的政策时，他们就会求助于蔡元培的名字和光辉。1983年2月，中国发表了一系列回忆蔡元培的文章，特别是唐振常：《蔡元培先生纪念结束后》，《人民日报》1983年2月28日，p.5。 然而，1916年的中国知识界的"水"并不像蒋梦麟所说的那样平静。北大的沈尹默和钱玄同那样的教员也并非只是"生活在贝壳"里。事实上蔡元培实行的许多革新措施，早在他1916年到北大任职前就已被这些教员提出了。他们也和严复一样，试图让具有近代思想的专业教育家来管理学校。这些专业教育家能够从军阀统治者那里为学校争得某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为学校寻求财政保障、让教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学校事务、定期选派学生出国的规划，这些在1916年前便有所发展，并在1917年后得以实现。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161。 与其说蔡元培是把石子投入平静水中的人，不如说他本人就是石头。这块石头改变了北大向外辐射的波浪形状和范围。他对学习情绪有一种催化作用。在他来北大之前，当沈尹默将参考书借与学生时，北大的教员似乎很惊讶。教师永远视自己为学习秘诀的捍卫者，书籍是他们通向权力的私有钥匙。因此，对沈尹默这样的教师来说，蔡元培行政管理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诸如与学生共同分享书籍这样简单的措施。另一方面，学生并不为教师提供书籍的举动而感动。身为教学改革的受益者，学生有更多的要求，他们不停要求借用和使用书籍，而且还要求有新的书籍。经历了北大蔡元培时期前后变迁的学生冯友兰回忆道，1916年前在北大流传"令人厌烦的"和"封建的"书籍，在其后仍然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冯友兰：《哲学回忆录，我在二十年代》，《中国哲学》第3期（August1980），pp.360-361。1980年3月和1981年6月冯友兰在我们的谈话中，更为强调这个观点。 即使如此，蔡元培仍以前所未有的深入和持久的方式改造着北大。他把对教育"目的"的憧憬带入北大，从而驱散了知识分子因辛亥革命失败而产生的绝望情绪。在舆论充斥着儒学士绅渴望妥协的情绪以适应军阀的要求时，蔡却提出为教育而教育的呼吁。他辩称，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求知。对于"教育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传统学校只告知一个答案：政治。蔡却注入了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的回答是为了"世界观教育"（educationforaworldview）。在探究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时，蔡元培提出了某种新的东西：以美学作为医治旧中国迷信、奴性思维的良药：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纯洁高尚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近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刺激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邓嗣禹和费正清：《蔡元培1912年的教育目标观》，China'sResponsetotheWest（NewYork,1966），p.237。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期间更为强调美育。参见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3卷6号（August1917）。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的北大学生，以及热情却有保留地支持他们的老师，显然已经在探索一种远比蔡元培所向往的更为新颖的世界观。他们不满足停留在对现实的冥思苦索，而寻求能更改变民众的观点和态度。尽管他们按这种不同于蔡元培的美学观的更强劲有力的观点行事，尽管他们在《新青年》、《新潮》等期刊上就"世界观"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但他们还是从蔡元培的世界观中得益匪浅。毕竟蔡元培是第一个从教育体制上解开了旧世界观对后人束缚的人，也正因为蔡扬弃了那种追求仕途的实用教育，因而为"五四"一代新的社会活动开辟了道路。 蔡元培来到北大的头一年半时间里，为建设柏林大学式的国立大学，对北大的课程和科系进行了调整。之后，他较注意师生的非学术活动。他惊讶地发现，旧的官场陋习，在所谓近代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为反对颓惰习性，他于1918年发起成立了进德会。该组织要求成员应做到"八不"。"八不"又分为不同等级：第一和首要的条件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下一步则是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最后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关于进德会的活动，见《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pp.44-45。 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的目的，是要以生活道德观来增进学术能力。实际上，这是回归到最古老、最受崇敬的儒学道义上。《大学》明确地指出，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起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当时人们对进德会的看法，见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1卷1号（January1920）。可以想见，蔡元培在和堕落的"实用之学"作斗争时，一定是回想起这条儒学准则了。他并非只是一位近代教育家，而且也是他那代人中精通儒学的专家。从1892年考上进士，直到他任北大校长这二十多年时间。 图6李大钊另一方面，加入进德会的学生和教员，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和对社会与政治前途不同的考虑。该会的70名教员和约300名学生中，有些人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人物。图书馆长李大钊是《新青年》社团的首领，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申府和潘家洵则代表着入会的"新潮"社成员。《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p.45。 人们也许会问：儒家旧观念的"进德"，怎么会和"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目标相一致呢？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新型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独立的批判学者，他们已经从追逐仕途的前辈的压力和诱惑中彻底解放出来了。加入蔡元培的团体，事实上也就巩固了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圈子，进而摆脱了政治野心的羁绊。作为该会成员，他们可以在有组织的生活中获得经验，不致被军阀政权的"实用政治"所腐蚀。蔡的这个团体使青年一代明了正义，拥有技能，并以此武装自己，从而能在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以蔡元培早先以为是不可能或不希望的方式，赋政治予新的意义。 图7陈独秀图8胡适蔡元培留给"五四"这代人的，不仅是摒弃旧式政治和戒除肉欲的原则，他还教导他们尊重学术自由；这对他们研讨学校生活以外的问题非常有益。蔡对学术自由的赞赏，在他进北大后不久施行的聘任政策上便已见端倪。"道德绅士"，即使不常去嫖妓，即使是能为经书而研究经书，仍不符合蔡元培有新世界观教育者的聘任目标。在道德问题上，他们的知识不能给予学生够说服力的观点。当蔡元培面对儒家"业余理想"(按，即"君子不器"的观念)的传统束缚时，他开始聘用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专业教员。 为了向自身和学校的保守势力表明学术上的"专业主义"并非与儒学相对立，蔡元培发展了"兼容并包"的原则：对不同观点采取宽宏和忍让态度。他开始以儒家宽容的名义来促进学术自由。他通过兼容并包的原则维护了知识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例如，为贯彻这一原则，蔡元培决定对陈独秀从上海带到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提供经费资助。他认为，这份文学院院长"私人"的非学术性刊物所代表的是文学院院长（陈独秀）的"私人"非学术性事业。WilliamDuiker：《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pp.54-55。 "私人的"不久就发展为"纯学术的"了，这是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保护性方针的结果。当教师和学生利用他们的刊物鼓吹反叛旧学和传统社会规范时，蔡又以"纯学术研究"为名来为他们辩护。这样，儒家模糊不清的容忍思想成为"五四"一代反孔思想和行动的庇护物。在蔡元培的保护下，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比别处更勇猛地开展起来，并扩展到校外。 1919年春蔡元培还不承认北大发生过任何超越学术范围外的事情。因此，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来函要求限制"新潮"社的活动和影响时，蔡略感吃惊。傅比蔡更清楚地看到了兼容并包方针所隐含的社会危险性。他警告说，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试图走出北大煽动民众。傅指出，这与温和的社会导师的学者形象不符。他认为兼容并包方针会使北大招致更多保守势力的反对：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原生不无微词。……仅倾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于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刚，鑴于人心……然则改革纠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科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平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着，遵循孰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创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利而导之，疏而沦之，毋使渍溢横决。傅增湘：《致蔡元培》（26March1919），《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65。蔡元培在"五四"游行之前一个月回信傅增湘，辩解说《新潮》杂志只是学生"纯学术"作为，只与"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有关，对传统的批评"仅属末节"。这位校长以为，学生的兴趣在于科学的理论，以期成为学者，或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为了维护兼容并包的方针，蔡也列举了北大存在着的保守学生的团体和杂志。最后，他重申了他对儒家的宽容思想的信念：《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勉以敬慎行事，……正赖德大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守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蔡元培：《致傅增湘》（12April1919），同上书，p.66。但是蔡元培的防范太晚了。从学术到行动的"洪流"已经开始。北大周围的知识界已对学生的理想作出了反应，他们已经开启了强劲的潮流，冲激着宽容的北大校长和持温和同情态度的教育总长。 1919年5月4日，傅增湘不得已地签发了针对源于北大"洪流"的公告：昨日午后一时，学生约两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开会演说……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立予开除，不得故宽。傅增湘：《教育部严禁学生游行集会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数据》（北京，1980），p.183。三天后，5月8日，迫于恢复秩序，阻止学潮的压力，未想到来势如此凶猛的蔡元培向教育总长递交了辞呈。5月11日，傅增湘也因未能有力阻止罢课和旨在为"五四"激进分子辩护的公开演讲而引咎辞职。 现在，新的一代声称他们已得不到师辈的合理保护了。然而，如果他们当初不相信蔡元培倡导的学术自由，他们就不能鼓起勇气，而于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如果没有《新青年》师辈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信心去阐发他们唤醒中国的观点。尽管"五四"青年被称为破坏者，但事实上他们是建设者，他们把师辈的启蒙希望带入社会，撒向普通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