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吸收和保护"五四"一代的教育机构，在"五四"一代进校之前有着复杂的历史。此前的二十年间，它曾是中学和西学鼓吹者之间的战场，也是科举捍卫者和近代教育拓荒者之间的战斗舞台。从创办期开始，新派力量便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和"五四"时期的师生一样，当时也属激进的儒士为1898年夏季一系列不寻常的敕令扫清了道路。在短命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为建立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提供经费。那些自以为走在时代前端的人，以谨慎的措辞撰写了1898年的规章。但在那种谨慎的背后蕴含着他们创办新式学校，是要以东西方知识培养人才的坚韧决心。而这一教育改革，是在儒士中倡导已被遗忘的古训：实事求是精神。肖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上海，1981），p.7。 1898年6月和7月的诏书，使康、梁等改良者劝说皇上以人才来挽救中国面临灭顶之灾的长期努力，达到了顶点。表面上看，他们的建议并无新颖之处，只是以为培养人才是中国政治生存和文化复兴的决定性任务。康、梁的奏文仍属于旧有的儒士尽忠式的文章，其中包括支持科举制教学的言论。康、梁建议的新颖之处在于倡导建立一种新式的学堂，以取代背诵经典以应付科举的传统书院。在康、梁设想的专业学院里，学生们除了学习传统课程之外，还得学习外语和近代科学知识。肖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上海，1981），p.6。 随者"才能"(talent)在西学的架构中被重新诠释成技术与知识时，"人才"(menoftalent)也就成了传统官僚国家既得利益者的潜在敌人。令人惊讶的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镇压变法运动时，几乎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但却同意继续为筹建京师大学堂拨款。为了尽量去除学堂的新异之处，她任命著名旧派学者孙家 图4北京大学校门之一，1915年 鼐为第一任总监督。尽管如此，一种新的教育观点，一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教育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制度化了。 经孙家鼐推荐，一名外国专家担任了西学总教司，他便是曾经担任过同文馆教习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是一所旨在培训通晓外国法律和外交常识之洋务官员的语言学校。丁韪良在翻译西文书籍、为中国官员设置适合他们需要和口味的课程方面，有长期的经验。感谢费正清先生，他使我注意到丁韪良带入京师大学堂的新的教学主张，当时中国方面对此是不重视的。他把这些带入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和丁韪良合作，把教学计划扩展到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以及应用数学和天文学等等。虽然与传统课程相比，新课程的比例相当有限，但他们毕竟为传播外国思想提供了一个机会，而这在以前的儒学教育中，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然而1912年以前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中，大部分人对这种机会毫无兴趣。学生以及老师内心所向往的仍是仕途。按规定，学生入学前必须是举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帝国官僚制度中谋得地位。他们在课余时间私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这只是他们拥有旧特权的一种标记。在学校里，他们一如候补官员那样行事：赌博、嫖妓，期待凭着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身份获得社会的赏识。《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p.9-11。 辛亥革命后不到半年，京师大学堂的旧行为方式首次遭到了严重挑战。1912年2月总统袁世凯任命著名的翻译家、西学传播者严复（1854-1921）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从2月到9月，严复试图在短暂任期内把这一前清遗物改变为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他为专业教育者的旨趣和价值呼吁，力主把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当作是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 在到京师大学堂任职前的二十年里，严复一直致力于向同胞介绍斯宾塞（HerbertSpencer）、亚当·斯密（AdamSmith）、穆勒（JohnStuartMill）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著作。在他之前，主要是欧洲人把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特别是那些带有隐密动机的欧洲人，如劝人改宗的基督教士。严复则是最早阅读英文版西方政治经济文献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并从中挑选出有利于本国文化的部分。他受教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NavalCollege），1879年回国后即开始官宦生涯，虽颇多挫折，但在弘扬他的新世界观--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方面却颇有建树。Benjamin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特别是第3、4章。和同代的许多具有维新思想的文人一样，他一直在探究西方富强的根源。他宣称：其源流即存在于新发现的物竞天择等生存的学说中。虽然他继续翻译了一系列远超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著作，但在他晚期的著作里，渗透着对残喘在充斥惊杀世界中的中国的忧虑之情，甚至因而认为国家的富强，高于个人的自由和自主。透过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法意》的译本，可以清楚地看到，严复与"五四"知识分子不同，他不认为民主等于个人主义。事实上，他认为两者不可能相互冲突。民族救亡必须高于个性解放。见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pp.172-173。 后来的启蒙运动倡导者试图把严复的观念颠倒过来。在他们看来，为国家强盛而放弃个人的自主是多少世纪以来文人学识的特征，这种奴性传统必须从根本上予以铲除。然而，甚至当"五四"知识分子试图成为新型的独立思考学者时，他们仍然从严复的著作里吸取养分。特别是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Mill'sLogic）、杰文斯（Jevons）的《名学浅说》（Logic），它们在"五四"时期成了攻击具直觉与非科学推理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武器，我们在后面将论及此点。当"五四"学生发现，要对传统进行系统性地批判之前，需要先具备有系统推理的观念时，他们便转向严复--其渴望之情，使这位年长的翻译家也感到惊讶。严复的本意只是要拓宽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但是到了1919年，他成为那些试图改变这些方式的人不自觉的同盟者。感谢冯友兰和我谈话（在1980年3月和1981年6月时），这使我注意到严复译著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冯本人接触这些著作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 1912年2月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严复，此时已呈现出倦容而显得意志消沉。尽管不到六十岁，但他被军阀们不断提出的工作要求搞得精疲力竭，这些工作包括考评回国的留学生、编撰技术词汇辞典、为立宪政府的法规提供咨询。1911年的革命曾使他暗自高兴，但随后他的生涯逐渐受制于袁世凯的欲望，这种乐观就变得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从1912年到1916年间，他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首要支持者之一。但是，即使在政治上转向保守的时期，他的教育思想仍然是激进的。在主管北京大学的八个月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改革中国的教育机构。虽然他失望地离开了北大，但这所他试图改革的学校，因为他的存在和远见，实际上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严复因在京师大学堂恢复了外语课程而感到满意。他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员，坚持要求学生用外语，特别是英语，来讲课与举行会议。一时间，京师大学堂被保守派视为"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殿堂。《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p.37。1912年5月，严复对京师大学堂校风的挑战更具深远意义。在致教育总长的信里，他要求把这个教育机构改名为北京大学。他以为这将更明确地表明这是一所近代高等学校，而不是新共和纪元里旧式的谋官乐园。同上。 在促进近代专职教育事业方面，严复也为提高教员薪水而奋斗。他反对把教员月薪订为60元，以为同政府内的其他官员相比，大学教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质问道："为什么教员们的待遇与政府部门里薪俸优厚、无所事事的官僚的待遇有所差别？"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相反内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欲改聘师资则高材莫致……教员中告假而去者已不乏人，若不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职一日，各准照额全支。严复：《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引自《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p.22-28。严复的不满，得到的是停办北京大学的威胁。严复虽然在战术上胜利了，但在战略上却失败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但到1912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内反对严复的人赢得了上层的支持，并且通过散布谣言而达到目的，他们利用严复有鸦片瘾（对此他从未否认过）的谣言，迫使他辞去学校的职务。在离开之前，严复向那些视近代高等教育为赘物的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辩。他反对以管理不善为借口关闭北大，他写道：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今若将其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恃以存立者，奚斥九牛一毛。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故不可同争而语……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至于学校以前办理为善，固为学界所共知，只要不取消，今后尽可改建。严复：《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同上书，p.28。正如这封信所示，严复在思想和言词方面都是一个温和派。然而在他那个时代，温和并不是值得褒扬的品德，保守派的势力无论是在政府里或在北大都超过了他，他们赢得了教育改革斗争中第一回合的胜利。但是，激进变革的种子却已在北大播下了。 1912年春，当严复吁请教育部和财政部不要降低教员薪水，不要借口经营不善而关闭北大时，一批新教员来到北大。他们是章太炎的追随者，直接向所谓"桐城派"的势力发出攻击。"桐城派"的人士是由一些搞旧文学的顽固鼓吹者所组成，以著名西方小说翻译家林纾为首。林与严复不同，他既缺乏西方语言的第一手知识，又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当一批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员开始聚集在严复管理下的北大时，林纾一派在20世纪初维持了十年的王国开始动摇了。 图5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7年在此期间来到北大的教员中有沈尹默（1887-1964）。沈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书法家，后来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属于北大第一批专业的教育家。1914年当沈进北大两年后，他留学日本时的好友钱玄同亦被聘用。1916年，经沈和钱共同推荐，北大聘用了他们的革命友人，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158。陈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北大校门进一步向专业教育者的核心成员开放，他们成为"五四"那代人的老师。1917年，陈独秀亲自提议聘请胡适任教。胡适是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JohnDewey)的指导下，完成哲学博士学业。同年底，陈又力主需要一位专业知识丰富的图书馆专家。李大钊被聘任该职。几年后，李和陈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严复任北大校长的短暂任期内开始形成的教职员队伍骨干，在蔡元培领导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蔡元培是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他于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长。教师们协力工作但独立思考的模式加上求同存异的态度，成为"北大学风"的学术气氛。"北大学风"这一名词因"五四运动"开始流行起来，但只有当中国社会的其他部分也领悟到一种新的反抗精神正在旧日京师大学堂形成时，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才充分理解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的意义。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纪念之际，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北大学生朱务善，把"北大学风"总结为"敢做"朱务善：《北京大学的精神》，载于《北大二十五年》，北京大学校史档案。未公开发表。--它既是激发启蒙的老一辈倡导者的"敢知"思想的详尽说明，又与之不同；也概括了北京大学几年来所获致的成就，尽管也包含有严复那样的改革者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