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革命的失败：启蒙的序幕

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促使梁启超抨击中国人的奴性。相应地，1911年革命的失败也使下一代人意识到中国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种奴性不再是国家要求的德行。梁启超寄望于上层的立宪改革，新一代的反传统怀疑论者，则穷一生青春从底层进行旧制度的摧毁。他们同梁启超一样，因政治腐败的后果而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一代人开始对爱国政治产生怀疑，此可见于陈独秀1919年6月8日的警告。在20世纪头十年里，陈独秀这一代人曾热情地投身于救国运动，这把这代人和下代学生的行动主义区别开来。这些行动主义者未曾经历1911年的幻灭，因而能赋予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以新的爱国主义内容。 辛亥革命后不久，"五四"青年的师辈意识到，他们向往已久并为之奋斗的共和政体已经流产。真正的民国，即民众之国的理想，变得更为渺茫，因为执政者及其追随者表现出不仅对民主一无所知，而且轻视民主。当大部分中国人仍然信奉儒教礼仪，好像革命从未发生时，"五四"青年的师辈只能无助地旁观。1912年，中华民国新总统袁世凯建立了所谓的"孔教会"，鼓吹忠顺公民必须崇奉孝道。次年，他暗杀民主思想的领袖(宋教仁)，以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他又立法重建全国性的尊孔运动，因为袁世凯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ErnestP.Young：《洪宪皇帝：近代化的保守主义者》（TheHunghsienEmperorasaModernizingConservative），见C.Furth编辑的TheLimitsofChange:EssaysonConservativeAlternativeinRepublicanChina（Cambridge,Mass.,1976），pp.174-175。 1915年初，袁世凯率先从事祭孔的封建帝国仪式，并令小学重设儒家经典课程。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1915年12月袁"勉强"同意称帝。他计划建立"洪宪王朝"，但遭到仕绅们的反对。他于1916年去世，皇帝梦也就寿终正寝。 袁死后不到一年，安徽军阀张勋率领二千名辫子兵入京，企图恢复清朝逊位皇帝溥仪的皇位，但被北方的军阀们所驱逐。张勋是一直到1930年代都还在计划恢复帝制的政客。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这些未来的反传统主义者，都目睹了这些事变，并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因而决心揭露同胞的愚昧。在共和政体流产后，他们便致力于清算奴性意识的文化根源。 这样，他们便割断了同先前的改良者和革命者之间的脐带，这使得那些反传统的怀疑者，甚至比他们杰出的前辈们更为势孤力单。在1919年以前，这些知识分子曾和较为年长的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特别是颇有影响的"爱国学社"(PatrioticStudySociety)创始人章太炎（1864-1936）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曾想以章为榜样，以国粹来改造政治，但在1919年以后，他们对这些国粹便完全绝望了。 章太炎藐视清朝统治者的行动，起先曾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在1900年的一次公开集会上，章太炎剪掉了他的辫子。两年后，章在日本与孙中山结盟，并以最具资格的民族革命发言人之一自居。尽管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里涌现了不少英勇的活动家，但在明显表述革命伦理原则的能力上，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1906年，在因编辑反清报纸而遭三年监禁期满出狱后，章太炎发表了他的宣言《革命之道德》。通过该文，他为长期被士大夫视做无足轻重，甚至道德败坏的农、工、商、医者执言。就某种事实而言，章太炎敲响了旧式官僚理论和政治运作的丧钟。李泽厚：《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的章太炎》（ZhangTaiyanasaRevolutionaryandaThinker；Chicago,April1982）。 然而，章太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反清宣传家，他还为下一代人反儒思想运动拓宽了视野。通过吸收佛教思想，特别是法相唯识宗（Vijnanamatra）的观点，他鼓励人们反对儒家追逐财富、荣誉、财产和地位的陋习。佛学使章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究哲学。通过佛学，他还提出了有关认识论、意识的本性，以及思想的误导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在"五四"知识分子手里变得极具爆炸性。他们使用"启蒙"一词仍保有佛学涵义，即使在他们投身于章太炎视为深不可测的社会和文化革命时也是一样。启蒙在章太炎看来是已知的目标，一种意志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个人的觉醒能够改造整个社会。李泽厚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强调了章太炎对佛学感兴趣的哲学意义。 最后，章太炎又是后来的反传统知识分子从事学术批判的重要楷模。他在历史考据方面的细致研究，为下一代人抨击传统意识形态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章本人对古代伪书作了不少的考据研究，以试图保存"国粹"的纯正。他的追随者就是以此作为武器抨击国粹思想。钱玄同等后辈反传统知识分子倡导疑古而非崇古时，意识到他们受惠于章氏。他们尊崇章为无偏见的学者--一个最终摆脱了早期士大夫奴性和功利主义束缚的自主的知识分子。CharlotteFurth,"TheSageasRebel:TheInnerWorldofChangPinglin",TheLimitsofChange，pp.122-123。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和章太炎导引人们走入启蒙运动的门坎。但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跨越这门坎而进入一个陌生、孤寂、充满疑惑的世界。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们与下一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虽然这些"五四"启蒙运动的先驱，相互之间存在有政治上的差异，但他们全都真诚地承担救国的义务。他们把知识和精力全都奉献给促使中国富强，免遭外国侵略的事业。反传统主义者不太关心中国政治上的弱点，而是继续探寻国家在精神和思想方面落后的固有根源。 在那些不再专心致力于政治救亡活动的人当中，陈独秀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陈是1919年学生运动中的参加者和批判者。20世纪初，身为留日青年，陈深受章太炎思想及爱国学社的影响。他满怀革命激情剪掉了辫子，组织了一支志愿的学生军，并在返回故里安徽后，仿效爱国学社成立一个青年团体。1911年之前，陈和其他具有乡绅家庭背景的青年一样，忧心于救国问题。他就中国缺乏爱国精神、外国技术的重要性，研究军事科学和采矿技术的必要性等问题，撰写了许多尖锐的文章。NathanFeigon："Ch'enTuhsiuandtheFoundationsoftheChineseRevolution",Ph.D.diss.,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Michigan(1978),p.42。辛亥革命时，他恰是浙江陆军学堂的教员，对学生新军做了许多革命宣传工作。 五年后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时，陈独秀公开承认其对救国政治活动的极度失望。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公开放弃过去对"政治觉醒"（用他此刻的话说即政治革命）的兴趣。他离弃"肤浅政治"，宣告致力于更重要的义务："伦理解放"。他说："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独秀文存》，p.49。他略带自嘲地要求同胞从事这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为了激励他们，陈独秀决定公开放弃他那一代人曾经向往，特别是他们曾信奉过的某些事业，尤其是爱国主义政治，毕竟，为新共和献身实在是不值得的行为。鉴于袁世凯自立为帝的行为，陈独秀要求革命同仁认识到，政治上的反动者多么快便可以用共和主义的外衣来伪装自己："吾人于共和政体之下，实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同上，p.55。 当中国处于革命后的转变时期，启蒙问题在陈独秀这代人看来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在复辟帝制阴谋的压力下，实现完整的承诺日益成为空言。以前专心致力于反清的一部分青年，逐渐关注起民主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民主观(democraticoutlook)问题。这些青年毫不懈怠地就自主、自觉（自我意识）等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 要拥有自觉并到达自觉，必须作到像康德在18世纪末欧洲启蒙运动时对自主所作的阐述："有勇气接受自觉的引导。"康德：《何谓启蒙》（WhatisEnlightenment），H.Reiss编《康德政论文集》（London,1970），p.54。在20世纪的中国，鼓起勇气要比获致自觉容易得多。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仰赖哺育出康德思想的基督新教文化(Protestantculture)，他们所继承的，是那种视个人主义为邪恶而且不可思议的传统。许多人为救亡大义所吸引，因为这一主张利用了反个人主义的传统以达成新的目的。于是，20世纪中国的自主问题，就必须和那种自我纳入民族感情之中的无情压力不断地抗争。 陈独秀是第一个为自觉辩护的人。在1915年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里，鉴于议会制度的明显失败陈独秀指出，作为救国事业基本美德的"爱国心"，只是对国家的盲从。他痛苦地预言，由于没有意识到自觉的重要性，中国会"国将不国"。在陈看来，中国当前急需的不是炽热的爱国者，而是能冷静思考具体问题的人。这篇文章是陈向同代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要他们勿陷入政治困境，同时此文也是对追求有益社会的知识的一个呼吁。陈独秀最后要求知识分子退出政治生涯，投身于教育活动和道德改良。这篇文章在MauriceMeisner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NewYork,1967)，pp.21-26，有详细记述。身为陈独秀"新青年"时期的挚友，李大钊不同意陈独秀将民族主义和自主权并立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无疑将把中国知识分子置于比现在更坏的境地。 1916年，在充满新活力的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工作与道德改良成为同义词。正是在这所无与伦比的学校里，师生两代人相遇了；也正是在这里，他们为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在北大代表团领导"五四"游行的三年之前，知识分子同社会的新关系已然播下了种子。一旦一代人更勇敢、更独立地运用他们的知识，下一代人就能把勇敢和知识带上北京的街头。在那里，知识分子对新文化的向往发展成广泛的启蒙运动，其规模和速度，是陈独秀在他写下对自己最终自觉的自白文章时所无法想象的。图3北京大学鸟瞰，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