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中国启蒙运动的日本渊源

当中国因1895年对日战争的失败而蒙受19世纪最大的耻辱时，梁启超二十二岁。这次失败比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更为悲惨。它使梁启超这一代人深信，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存有缺陷。一些儒士，尤其是以洋务派著称的耆老改良者，早已强烈意识到中国在物质上的落后，因此他们试图有选择地搬用西方技术以挽救中国。但在1890年代之后，在着手致力于解决中国文化落后问题的梁启超及其他的爱国青年眼里，这种战略已经破产了。这些知识分子同时求助于西方政治学说和中国古代的经典，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的精粹。他们的努力和失败，构成了20世纪启蒙运动的序幕。 1895年的军事失败，增加了儒士们的耻辱感。他们曾习惯将日本视为"东倭"，这是对自唐朝（618-907）起就广泛仿效中国的日本的一种贬称。然而，这种耻辱感逐渐转化为对日本，特别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烈好奇。这次事件触动了梁启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思索。他们相信，这就是日本能够比中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他们的好奇心并不局限于这一政治事件--它导致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皇帝和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武士精英阶层在日本取得政权；这种好奇心还发展为对所谓的日本启蒙运动的文化现象的长期着迷。参见WilliamReynoldsBraisted翻译并作序的《明六杂志：日本启蒙杂志》（MeirokuZasshi：JournaloftheJapaneseEnlightenment；Cambridge，Mass.，1976）。这场思想运动的目的，是对明治维新的领袖及其追随者保证，在进行制度革新的同时，应有一新世界观与之相应。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已被这种现象强烈地吸引住了，进而从19世纪自称为"启蒙学者"(keimogakusha)的日本知识分子那里，借来了"启蒙"这个词汇。 在日本，自称为"启蒙学者"的团体是由一批前武士阶层的精英们所构成的。他们以1874年创办的《明六杂志》（MeirokuZasshi）为核心，包括有福泽渝吉（FukuzawaYukichi）、加藤弘之（KatoHiroyuki）和中村正直（NakamuraMasanao）等人。在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打算在中国传播的就是这批人的思想。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折，1890-1907》（LiangCh'ich'aoandIntellectualTransitioninChina；Cambridge,Mass.,1971）。这些学者致力于加强日本的近代化。他们认为文明与知识分子的开化不可分割。《明六杂志》的编辑之一西周（NishiAmame），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日本的启蒙目标，其所用的语言同描写晚清知识分子窘境的语言极为相似：我和同仁们常以欧洲各国作比较，……他们令人羡慕的文明和我们的不开化，使我们悲痛不已。可以断定，我们的民众看来处于无可救药的愚昧中。……政府好的政策无法持久，民众不开化如故，……及时引导民众从愚昧走向开化，自然是当局的责任，正如轻柔地拔去杂草但不伤及秧苗。WilliamReynoldsBraisted:《明六杂志：日本启蒙杂志》，p.xviii。历史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是仁慈的。日本学者看来确实不必伤及秧苗就能拔除杂草。他们通过著述和半公开的演说，提出了许多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如白话、男女关系、国民性的缺陷和传统奴性精神等。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折，1890-1907》，p.144。然而，日本启蒙运动期间争辩时所使用的语气，还比以后中国启蒙运动要谨慎得多。日本启蒙学者面对的，是一个不能容忍任何言及代议政治等言论的政府，哪怕是极谨慎的言论。明治政府抛弃了原先宽恕的自由出版政策，而向那些高等知识分子提出了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放下他们自己的笔，要么修正他们的思想以符合政府法令。"WilliamReynoldsBraisted:《明六杂志：日本启蒙杂志》，p.xxxviii。启蒙知识分子不愿意放弃其初衷，于1876年2月停止出版了只有两年寿命的杂志。 尽管他们的杂志是短命的，但这些启蒙学者将这种追求的精神，遗留给了日本乃至中国下一代的知识分子。1919年倡导启蒙的北大学生为他们的刊物取名时，罗家伦提议用"新潮"这个名字，借用了1904年创刊的日本启蒙杂志《新潮》(Shincho)之名，这个刊物旨在恢复和加强19世纪启蒙学者的精神。关于日本《新潮》的讨论，见《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JapaneseLiteratureintheMeijiEra）（东京，1968），pp.581-608；罗家伦在中国《新潮》的作用，见Moller:"BellicoseNationalist"，p.26。 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预示着19世纪日本启蒙运动即将来临，这同18世纪欧洲以及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如出一辙。这三次启蒙运动的目标--自主(autonomy)，在日本被看做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负的义务。由于不能把自主宣布为一种权利，福泽渝吉在其178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学者的责任》一文中，引人注目地强调自主有利于社会的所有成员。在这篇流传一时并引起争议的文章中，他宣称，除非鼓励"私人学者"（privatescholar）的发展，否则日本将无望走向真正的近代化。福泽特别批评了那些对西学一知半解但却孜孜于仕途的知识分子，他指出：只有剔除人们脑海中旧思想后，日本文明才能有所发展。……了解西方知识的学者们必须担负起这一职责。但是，……我为他们的实际所为颇多怀疑，因为这些学者绅士只知道官位而不知道自我人格的存在。……他们仍为传统教育所束缚，眼中只有政府。他们以为，除非通过政府，否则他们一事无成。……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独立。福泽渝吉：《劝学篇》（东京，1969），pp.24-25。福泽这篇充满悲观情绪的文章，预示了19世纪陷于同样困境的梁启超的状况。梁启超也曾试图在屈从于上层官僚的知识分子中培育独立精神，但未成功。梁和他的导师康有为一度处于权力中心，但转瞬即被抛弃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秘密逃往日本，有一段时期曾是慈禧太后缉拿的"要犯"。梁在1898年9月被迫成为"私人学者"，他开始分析国人的精神惰性问题，和日本福泽渝吉一样，梁认为中国的弊端在于缺乏自觉心(awareness)。但与福泽渝吉不同的是，梁断定这种弊端蔓延所至，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上服从于政府的知识阶层。1900年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宣称，整体而言，中国国民都染上了这种疾病，而启蒙思想可能是治愈此疾患的唯一良方：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奴隶性来。不除此情，中国必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折，1890-1907》，pp.192-193。梁启超为中国所开的处方虽然仿效福泽渝吉并受到罗素等欧洲哲人的启发，但和日本及欧洲启蒙学者仍有所不同。在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解放，而且还在于国民性的改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启超以及下两代的"灵魂医师"，都从改造中国的小说入手，坚信文学领域的变化，会对奴性道德构成最直接的挑战，这是中国启蒙运动与众不同的基本主题。 与欧洲和日本的启蒙运动倡导者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复面对政治失败的现象。在中国，对文化变迁这一特殊领域的关注，远甚于欧洲与日本。因此毫不奇怪地，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2年同时创办了两种刊物：《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梁把新的国民性和小说联系一起，为"五四"文学革命搭起了舞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之故。夏志清：《作为新小说倡导者的严复和梁启超》（YenFuandLiangCh'ich'aoasAdvocatesofNewFiction），见A.A.Richett编《中国文学入门：从孔子到梁启超》（Chin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ConfuciustoLiangCh'Ich'ao；Princeton,1978），pp.222-223。梁启超试图通过小说改造国民性的努力，终究还是失败了。但是他的优雅文风和对启蒙思想持续不断的宣传，却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他对有儒学背景的改良派的尖锐批评。在赴日之前，梁本身就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所以他甚为明了这些人的感情和偏见。他以为真理是透过公开辩论而产生的，并深信只有彻底排除偏见的观点，才可能是正确的。梁以这些武装自己，因此，他能有效地揭露19世纪儒士企图以西方之技术保存中国文化精粹的谬误。这些人容不得半点与儒家相悖的新思想，把儒家捧至高于真理的地位。梁在接受启蒙思想后，则把真理奉为至尊。用他的话说："吾爱儒学，但吾更爱真理。"佐藤森一：《清末启蒙思想的产生》，《国家学会》杂志第92卷第5-6期（1979），pp.1-58。佐藤教授在此书中分析了晚清在中国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以及儒家世界观的分化。他推崇梁启超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唯一自觉地摆脱官僚奴性文化，从而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并肩负起自主批判的职责。 下一代人就不像梁启超那样尊崇儒学了。他们超越梁启超，更激烈且尖锐地用真理来反对儒学。尽管饮冰者梁启超与怀疑论者、破坏者的钱玄同这一代之间，存在着感情上的差距，但梁是他们的思想先驱。他们在从事启蒙运动时，广泛借鉴了梁启超对日本启蒙运动的赞扬和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