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宣称，学生们已不再在政治上持冷漠态度了，但不到两个星期，陈独秀却提出，中国目前急需的并非爱国主义。为什么经历了同一事件的教师和学生，在看法上会有这种差异呢？这可以从两代人的不同生活经历中，得到部分答案。虽然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人，但却是社会学家卡尔·曼罕（KarlMannheim）所称的不可比拟的"世代位置"(generationallocation)KarlMannheim,"TheProblemofGeneration",inEssays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NewYork,1952）,p.291.的产物。每个人都是由家庭环境、教育机会及一系列历史事件所锻造的，这些事件使他和同时代的这一些或那一些人相关联。 这两代人都以自己的观点经历了1919年。这种"世代位置"实际地限定了他们的感觉、思想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正如曼罕所指出："任何特定位置在某特定条件下限制了人自我表现的范围，然而，这种消极的描绘并未详尽地反映事物。积极的意识是内在的，在这种意识中，位置表明了行为、知觉和思想的特定模式的倾向。"同上。不同于陈独秀这一代的怀疑论者，罗家伦倾向于从开创新纪元的意义上考察"五四运动"，这是他那一代人的特征。二十来岁的学生对1919年事件的体验，与同一时期三十来岁或四十来岁的人的体认不同。那些认为已经单枪匹马地把中国从失望中唤醒的青年们，事实上是19世纪晚期就开始了的向传统政治和文化展开攻击的获益者。在他们之前，已有两代人向以儒家为主的帝制提出了挑战。第一次是1898年的维新运动，第二次是记忆犹新的1911年反封建王朝革命。然而，1919年5月4日对这一代学生的成长至关重大。同样地，1898年和1911年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对学生的前辈们的成长也起了同等重大的作用，但随后就湮没无闻了。 出生于1890年代，"五四"青年的经历不同于出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的梁启超那一辈的早期改良者，也不同于晚梁一辈人十年出生的陈独秀那样的革命者。这一代学生不像那些摆脱不了1919年春悲伤情绪的年长师辈，反而能够确切地领悟到爱国主义的政治含义。"五四"青年与1898年那一代人也有所不同。那一代人试图依靠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皇帝从上而下地拯救中国，但他们失败了。"五四"青年学生深信，他们能够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从下层来挽救中国。"五四"青年与1911年那一代人也不尽相同，"五四"青年毫不怀疑地相信，平民百姓身上带有一种奴性的特性，然而反封建革命的参与者却是在推翻皇帝后、发现他们的同胞渴望顺从新帝位觊觎者在礼仪上的权威时，才认知到这一现象。基于前几代人的经验，学生们能够充分利用1919年的历史机会。他们既是5月4日游行的参与者，也是被这次游行所模塑者，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他们称之为1919年的一代。"1919年的一代"这个概念，主要应归功于JulianMarias的《代际：一种历史学方法》和RobertWohl的《1914年那一代》（TheGenerationof1914）。借助于Wohl的论述，我总结出"五四"学生的特点为：否定的一代。 笔名可能会比预料的更彻底地揭示出世代的差异。比如罗家伦在"五四"事件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内，选择"毅"作为笔名。这个笔名显示出热情、狂妄，显示出相信自己以能力改变历史过程的一代人的自我形象。这与钱玄同所采用的笔名形成鲜明对比。钱玄同是北大教师，陈独秀和鲁迅的《新青年》圈子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1925年，在其一生反对古籍的巅峰时期，钱玄同决定重新取名"疑古"。钱玄同是一个比其师辈梁启超更为激情的反传统主义者(emotionaliconoclast)。梁启超终其一生都是一介理性主义改革者(rationalistreformer)，1903年当他在东京以《饮冰室专集》为题出版了他第一部文集，就已经揭示了他的自我形象。 尽管有故作姿态的嫌疑，但这些笔名提示了形成三代人的不同历史。这三代人就是：学者型的"饮冰者"，感情炽热的"疑古者"，以及行动主义的"毅者"。他们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自信心愈益增强。他们也描绘出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试图复兴传统文化以挽救中国的人，到废除旧文化而为近代化(modernity)开辟道路的人，最后则是能为一种既是中国同时又有现代意味的新文化勾勒出轮廓的人。 "饮冰者"梁启超属于探究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源，并系统明确地提出改造中国的世界观的第一代人。"疑古者"钱玄同则是敢于反传统甚至与传统决裂的那一代。他们对传统语言文字和价值观念所持的反传统态度，在目标上是难以兑现的，因为对多数人来说，这些都是与生俱有的。另一方面，"坚定者"（毅）罗家伦这一代，他们能阐明并重新解释梁启超一代觉得不得不维护、而钱玄同那一代却觉得必须加以排斥的大部分问题。 对于儒家传统，"五四"那代人既无忠诚也无叛徒这两方面的负担，因此，按历史哲学家李泽厚的说法，他们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最有意义的贡献"。李泽厚对自1898年的改良派到1970年代"后文革"时期一代(postCulturalRevolutiongeneration)共六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了概述。他以为：第三代是最富创造性和最重要的一代……可称之为创造模式的一代……他们既明确且具有创造性地界定了思想和行动的含义……他们是建设者也是上代怀疑者的信徒，并从中获益匪浅。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1979），pp.470-471。建设者这一代确实深受他们之前的改良者和破坏者的巨大恩惠。没有梁启超辈和钱玄同辈痛苦的过渡阶段与彷徨阶段，"五四"学生们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政治行动的使命。在他们走出校园上街抗议，散发传单宣传自己有权为民族大义呼吁之前，他们不得不学会更坚定地反驳当权者。简单说来，没有20世纪头十年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这些人比末代王朝的士大夫们更具自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社会视野，方能在中国为真正的新文化奠下基石。关于传统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自主性的限制是FredericWakeman在《自主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ThePriceofAutonomy:IntellectualsinMingandCh'ingPolitics）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17世纪上半叶的东林党人，可称得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主要是凭借着个人意识与腐败的政治作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然保有忠诚国家的观念。他们试图寻找拯救垂危明朝的方法，从未真正意识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权。因此，在Wakeman看来，他们从未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阶层。见Daedalus（Spring,1972）。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期间曾大加赞扬的"自觉"精神，是近代中国前三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结果。它并非只学生的专属，而是由推翻帝制官僚斗士们所传递下来的。1919年这一代是最后的、因而也是最关键的一代，他们斩断了维系前辈与封建帝制统治集团的纽带。正如社会学家古尔纳德（AlvinGouldner）所说，要求自主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它显示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之间关系的转移，表明知识分子要求对自我的生活有更多的权利：强调"自主"(autonomy)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认为的重要的精神价值，或者理解为没有它，他们便不能恰当地发挥作用，故而为不可或缺之物。自主不仅是一种工作上或伦理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作为独特集团的新阶层（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利益的表征。强调自主是某一阶层的意识形态仍然隶属于其他集团，但正在努力摆脱加诸于其身上的束缚……对自主的这种要求代表着自我管理的政治冲力。AlvinGouldner,TheFutureofIntellectualsandtheRiseoftheNewClass（NewYork,1979）,p.34.在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出现的关键，是他们从科举制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缓慢而蹒跚地开始于梁启超时期。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从小就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这意味着他将踏上了儒家官僚的"正途"。事实上在十六岁时，这位出生于农家的小孩已经成为广东省最有为、最年轻的举人之一。尽管他屡次未能通过进士考试，但是他把这个霉运变成传达给同代人的变革信息。由于意识到自己身处濒死的儒家文士和新一代的文化革命家的界线上，因此他开始就中国问题著书立说。 在遇见当时最著名的儒家改良者康有为并成为康的门徒之后，梁启超开始其毕生的效国、救国方案探索。梁启超的探索包括对西学的强烈兴趣--这得到了康有为的鼓励，而他于20世纪初在日本的逗留时所阅读的大量有关历史的著作，则更加强此一兴趣。1898年他曾一度接近权力核心，试图透过同情改良的皇帝的法令以实现他的梦想。寻求制度变革的计划失败后，梁启超感到十分失望，这迫使他反思：中国文化最普遍的弊病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方面使梁启超和他前辈的文士截然分开，另一方面则标志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开端。对梁启超之前那些尚未对西学有所兴趣、未明了西方哲学(而不仅是西方科技)对改变中国有何帮助的知识分子，这类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改变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PaulCohen：《传统和近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良》（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Cambridge，Mass.，1974）；Benjamin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NewYork，1969）。但是，早期的西学倡导者王韬（1829-1898）和严复（1854-1921），曾超出传统士大夫的视野，引用了西学来支持他们的改革动机。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把西学引入儒家官僚的核心。这种挑战引起了改革和怀疑的风波，并最后导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始了新的教育机会，为下一代文化激进者开辟了新的教育生涯。 19世纪后期便已出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裂痕，在钱玄同的时代发展成决定性的决裂。1887年出生于一个著名的仕宦家庭的钱玄同，看来比梁启超更适合官僚生涯。然而钱玄同毕竟晚十多年出生，这意味着他能够超出梁启超的想象，更独立于政府之外自我规划一生，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钱的父亲是礼部尚书--专制政府中最守旧的机构之一，但钱玄同能够很早就戏剧性地显示他对清朝统治的反抗。由于受到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他于1904年剪掉辫子以示反对清朝的统治。1906年，他在日本一方面研究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Esperanto)，另一方面则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组织。 寻求出国留学是钱玄同这一代文化激进者的特点，他们忽然间纷纷涌向国外。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环境，挫灭了这些人的政治期望。同时这些知识分子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政治相关知识方面的匮乏。而媒妁之言的婚姻和孝道传统的双重重负，也促使他们以出国留学的方式，实现在国内无法办到的自我解放。因此，留学国外既可探索拯救民族的有效方案，又能在遥远的异乡更为自由地发掘个性。 和梁启超那代人一样，这代人属于转型期(transitional)的一代。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这一代的成员以为自己身处新旧中国的交界点，因而无休止地揭露问题。为了未来的事业，他们主张：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蟊贼。……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汪叔潜：《新旧问题》，《新青年》1卷1号（September1915），pp.49-50。钱玄同这代人既不愿妥协，却又面对一个难以抉择的世界，这使他们比梁启超辈更为痛苦。当他们发现他们个人与集体的意识中存有与旧传统妥协的想法时，这种痛苦就更加令人不安。最能反映这种探索的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在他们看来，不做官就是最具体的美德。反过来，轻视官僚职业会导致他们大多数转向学术领域。他们中有些人献身于文学，大多数人则准备成为职业教育家。正是这些职业教育家为"五四"学生开辟了道路并培育了这一代人。 1896年出生的罗家伦是一位地方官员的儿子。他与钱玄同不同，钱因拒绝做官只好与其著名的父亲决裂。而罗家伦则被鼓励追求近代教育。罗的父亲是一位县令--帝国官制中最低的官位--他是一位受保守思想熏陶但有进步倾向的人，他目睹了中国末代王朝的灭亡。为了充分适应新的世界，他决定让儿子进入一所西式学校--上海复旦中学。因此远在1917年入北大之前，罗家伦就受教于上代人在国外常常是漫无目标地追求的近代教育。与1919年这一代其他杰出人物一样，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后才出洋留学。他于1920年秋到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那时，他那代人的特性和社会使命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因此，学生们承继了先辈改革者和怀疑者所奠定的基础。这些建设者肩负着先驱们奋斗不已但终告失败的希望。1919年，当他们承当起唤醒同胞责任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师辈在较小规模上已然确立的策略姿态，因此能够准确、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起来。就像埃里克森（ErikErikson）所说的"他们明了他们是谁，恪守唤醒同胞的责任"，也比他们的先行者更有信心。EricH.Erikson,"EightAgesofMan",inChildhoodandSociety（NewYork,1963）,p.248. 学生们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实现了某些过去未能实现的目标。罗家伦宣称，自主精神(spiritofautonomy)是他们这一代独有的。一时之间，"五四"青年们似乎忘了师辈为实现这种精神曾进行长期奋斗，事实上，梁启超正是第一个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自主理想的人。他在著述中宣传启蒙思想，特别赞扬了日本的启蒙运动，这使下两代人初次看到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