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宣言的作者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他祖籍江西，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1928-1930）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大学校长（1932-1941）。1969年在台湾逝世之前，他担任着国史馆馆长的重要职务，并负责国民党党史档案。身为"五四"事件中的热血青年，罗家伦以他的火暴脾气和非学者式的仪容在同代人中显示出与众不同。在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年人中，他因"粗鲁的外貌"、"熊爪"和"爱炫族"而著名。许德珩于1983年5月26日在北京与作者的访谈。然而，北大代表团里那些听从他的领导的人们，对那天早晨仓促起草的宣言持有相同的看法。罗家伦身为《新潮》杂志的创刊者和编辑，在他们当中颇有威信。《新潮》杂志是一个旨在中国新起的青年中，传播知识与批判精神的北大学生杂志。游行者在那个星期天下午向路人散发的传单中所表达的激烈言词"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反映了罗家伦和另一位《新潮》杂志的编辑傅斯年，在过去五个月中所宣扬的文化觉醒的要求。 这两位年轻人是1917年夏相识的。正是那一年，鲁迅决定放弃古代碑刻拓本的研究。当时，他们两人同在北大参加入学考试。傅斯年比罗家伦年长一岁，到北大时已经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熏陶。毕业后，他成为历史语言学家，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逾22年之久。1950年，在他担任新成立的台湾大学校长一年后，逝世于台湾。与罗家伦相比，傅斯年更富学者风度而较缺少政治家气质。但傅斯年发现，他和他的朋友在外语，特别是英语和德语以及近代西方哲学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罗和傅共同动员一小部分具有献身精神的北大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进行广泛与彻底的批判。这个努力发端于1919年《新潮》杂志第一期，而于四个月之后达到了最高潮，其传播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其编者们的想象。 傅斯年并非对"五四"的政治行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生于山东省，切身体会到日本的威胁。1919年2月，他就将布莱克（Blake）的警句改造为："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也。"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第1卷第2期（February1919），pp.343-345。然而，一旦身陷其境，他却试图去平息他的同学伙伴们狂热的冲动。5月3日晚上，在一个群情激愤的集会上，他入选为北大22名代表之一。第二天早晨，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傅斯年又在全市的会议上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正是他告知其他代表，一点钟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并准备到外国使馆区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 迟至下午，身为游行示威领导者之一的傅斯年仍然主张采取温和行动。当使管区外的学生在长时间而无效的等候之后所喊出的"冲向外交部"、"冲向卖国贼老巢"的口号时，他极力劝阻他们返回。由于无力控制局势，他举起旗帜，带领游行者向曹汝霖--交通部总长和中国政府亲日派首席代言人--的住所前进。在那里，当他的弟弟傅斯岩率领学生破门而入时，傅斯年仍在劝告学生们要自我克制。AlanGordonMoller,"BellicoseNationalistofRepublicanChina:AnIntellectualBiographyofFuSsunien",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Melbourne（February1979）,p.43. 然而他的劝告必未起什么作用，愤怒的学生们砸碎了家具并烧毁了房屋。快到六点的时候，整个下午大部分时间充作善心旁观者的警察突然袭击学生。包括傅斯年和罗家伦在内的大部分学生，设法躲入附近的胡同里，但即便如此，仍然有32名学生被捕，他们之中包括了北大的积极分子杨振声和许德珩。 杨振声是傅斯年的山东同乡，他视日本的威胁为个人的奇耻大辱。他从北大毕业后，成为文学教授，并以爱国著称；后来由于眷恋家乡的泥土，而出任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7)。他于1956年逝世，曾担任过东北人民大学文学系主任，长春市政协委员。杨振声：《中国文学家辞典》第2辑（北京，1979），p.344。 "五四运动"时杨振声29岁。虽然年岁较长，但也怀有那一代人所具有的反叛狂热，甚至以北大中文系的"急躁的激进分子"而著名。1918年10月新潮社成立时，他就是成员之一。保守派教授对他颇为愤怒。辜鸿铭是教授欧洲文学史的儒家学者，经常攻击杨振声和他的新潮社伙伴俞平伯。他们也毫不示弱，当辜鸿铭一边讲课一边自豪地把玩自己的长辫--效忠被推翻的满清王朝的象征--时，杨振声就坐在教室后面讲怪话，如"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该斩草除根了！""他的皇帝和他的辫子早该一块送到古董店了！"杨振声：《中国文学家辞典》第2辑（北京，1979），p.345。 以嘲弄旧文化为乐的北大青年人，急促地参与了新文化的创造。5月3日晚上，在傅斯年被选为北大代表的同一个会议上，杨振声就他的家乡所蒙受的耻辱发表了激烈的演说。第二天，他参加了游行，并急切地跟随人潮涌入曹汝霖的住宅。杨不像傅斯年那样胆小，他加入砸毁家具的行列之中。愤怒的学生无意中发现曹的小妾和驻日公使章宗祥藏在卧室中，便痛打他们一阵，直到警察赶到时，章宗祥还在装死。 在狱中的第三天，杨振声有暇反思自己的行动。他虽然不为他们心中的任何人后悔，但政治梦魇仍在他身上作祟。深夜，他梦见了挥舞武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曹汝霖小妾骇人的幽灵，以及挥动棍棒毒打他的警察。当他醒过来时，他奋力恢复自信，并从法庭对他和其他人指控的"罪行"中重获正义感。同上，p.346。减轻违犯社会秩序常规责任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呈送给法庭的声明上联署。该声明是由同牢伙伴、北大积极分子许德珩起草的。这个声明响应罗家伦起草的宣言，重申了学生们代表中国之良心讲话的权利：我们32名学生，许德珩和其他人宣布：曹汝霖、章宗祥背叛祖国，应予严惩。每个有胆量的中国人都憎恨他们。"五四运动"只是北京九千名学生和数万名市民基于良心而并发出的愤懑之情。基于这点，我们绝不是罪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被传讯和羁押呢？周策纵：《五四运动》，p.136-137，梁漱溟发表了与许德珩完全不同的观点。1919年5月18日，梁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不同意把学生称为无辜的舆论代言人。他认为，学生试图自行执法，并非仅是军阀政局的牺牲品。梁漱溟：《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1期（18May,1919）。许德珩比杨振声更有理由自认是无辜的。杨是中国文化的批评者，许则自以为是一介纯粹的爱国者。作为1918年创刊的《国民》杂志的创办人，这位江西老乡（与罗家伦同省）来到北大，决心解救中华，并阻止外国侵略者继续羞辱中国。这种激情在他成年后成为持久不息的义务：在1930年代，他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对日抗战期间，他则以爱国者的角色而享有盛誉；1940年代后期，他继续利用他的声望公开反对国民党。到94岁时，身为"五四"一代中最年长的幸存者，他成为国家高级政治领导人之一，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1983年同作者的谈话。 "五四运动"前夕，许德珩29岁，与杨振声同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虽然极不赞同杨振声这些文化激进分子的看法，即把中国的落后简单地归咎于传统儒家思想；但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确是他们的共识。他和《国民》杂志的创刊者之一的邓中夏--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共同努力传播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许德珩参与筹备5月3日晚上的会议，并且还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慷慨陈词唤起了同学们的热情，一位山东籍的学生还因此写了一面血旗，以响应他的演讲。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1979），pp.51-52。 第二天，许德珩与罗家伦及其他同学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许是在曹汝霖的住宅愤怒痛打章宗祥的学生之一，也是冲入曹汝霖卧室的学生之一。其中一名愤怒的学生，还在曹汝霖的卧室"用火柴点燃了覆盖卖国贼床铺的绿色蚊帐"。同上，p.53。许德珩当晚在监狱里，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后悔，不过狱卒的虐待倒使他更为愤怒，在这样的情境下，这位燃烧的爱国者写下了如是的诗句：为雪心头恨，而今做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1979），p.54。许德珩，他自己的回忆录中的主角，并不是唯一以诗歌庆祝新纪元来到的人。对北大青年来说，1919年5月4日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即使对那些在该天未能在广场上出现、没有参与焚烧曹汝霖住宅、在未来岁月里无法重述狱中故事的学生也是一样，他们也有权声称自己是鲁迅寄予希望的"孩子"一代的成员。他们还把自己想象为未受到吃人的旧社会的熏陶，而在精神上自由地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的新一代。 俞平伯未能参加游行。他是新潮社最年轻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特别是对古典小说巨著《红楼梦》颇有研究。出身于儒学世家、年仅20岁的俞平伯参加了1919年5月3日晚上的会议。第二天，他的父母禁止他外出，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他积极参与事件发生后的宣传活动，也不能阻止他撰写辛辣的文章抨击中国的传统伦理。80岁的俞平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之一，仍把自己视为"五四"青年的一员。他继续以诗歌来纪念那次事件：风生萍末启与淡， 何用文字别苦甘。 同学少年多好事， 一班刊物竟成三。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战地增刊》（June1979），pp.5-6。"五四"当天不在天安门广场的另一位青年是顾颉刚，他与傅斯年同宿舍，也是新潮社的创办人，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极具图2叶圣陶、朱自清和俞平伯于1919年留影 批判力的历史学家之一。顾以撰写一系列抨击旧家族制度的文章而自傲。和俞平伯一样，由于害怕触怒父亲，顾用笔名"诚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朱自清也是5月4日这天示威游行的缺席者，他是国民社创立者邓中夏的朋友，但却是新潮社中的文化激进分子。由于他的个性太文雅，性情太平和，因而未被卷入学生积极分子的狂热激情中。然而，这位"在知他者看来几乎不像是青年"俞平伯1981年6月20日同作者的谈话。的青年，不断撰写一些有关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最富有思想性的文章和故事。于1948年逝世前不久，他再次肯定这个划世纪事件的意义："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途。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出来，不再是'士'或所谓的'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其集合体就是'知识阶级'。……我们开始变得更看重勇气而不是规范"。朱自清：《气节》，《朱自清文集》（香港，1964），pp.192-193。 "五四"学生颇为惊讶于自己有能力能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同时又有能力能够抛弃士大夫所固有的审慎以及缺乏自信的习性。于是一旦走上街头，他们便决心翻开中国历史的新页了。从炽热爱国者许德珩到举止文雅的朱自清，他们联合起来，把中国从似乎是它自己造成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与鲁迅对新青年的看法一致，相信自己未被旧社会所污染。他们声称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并愿把这种精神传播给其他同胞。5月26日，罗家伦首次用笔名"毅"发表文章，把5月4日的事件称做"运动"，深入剖析那种使学生与社会相脱离的观念。他指出：这次运动显示了学生的牺牲精神。从前我们中国学生总是口若悬河、妙笔生花，但是一旦要行动时，却又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唯有这次，这群学生们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学生们的反抗精神压倒了社会的麻木不仁。这样的自救精神将永不磨灭，它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罗家伦：《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23May1919），p.1。罗家伦认为学生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性：牺牲、挑战与自主精神，而这正是鲁迅与其同僚在发誓"救救孩子"时所希望的。然而一旦"孩子"们以历史主角出现时，年长的一代文化反叛者们还是吃了一惊。他们对"五四"事件后几个星期内学生运动就能遍及全中国感到惊奇，同时，也对未受教育的群众所释放出来的不可扼制的爱国热情感到惊虑。于是，他们一方面赞扬学生，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满足于暂时的、仓促取得的不完全的胜利。 陈独秀（1879-1942）当时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是最同情学生运动的教授之一，也是最早告诫学生的人。虽然对学生运动的爆发缺乏心理准备，但陈独秀却全心地投入这场运动。当时年届四十的陈独秀，不顾他人的嘲笑，亲自站在大街上散发爱国小册子。然而这位热心的青年支持者，却也是一位颇富洞察力的批评者。1919年6月8日，即陈独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监禁的前三天，他有一篇文章反映了他这一代人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青年活跃分子未曾想到的问题。文章继续重申了老师们的观点，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陈独秀不相信爱国主义--坚定地献身于此时的中国--能够改变中国，他转而鼓励学生要掌握理性怀疑主义(rationalskepticism)，将激情与清晰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如是写道：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徒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独秀文存》第1卷（上海，1922），pp.648-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