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世界显得苍白暗淡，在年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就像是要将中国和欧洲吞没的漫漫蛮荒之夜。在后儒教世界里苟延残喘的绅士们，哀嚎着同时代青年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的手来"杀死这些禽兽"最猛烈攻击"五四"知识分子的是林纾（1852-1924）。1919年春，他发表短篇小说《精圣》，讽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短视、思想苍白。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Stanford,1960），pp.64-67。，却转而求助于执政的军阀来阻止自由主义改革的大潮。但是，军阀们有着更为紧迫的事务，他们与协约国并肩作战的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却是带给中国一场令人扫兴的胜利，因为收回19世纪90年代以来被德国占领的中国领土的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破灭了。 大战唤起了中国人的政治希望，也引发了对西方文明崇拜的怀疑。战争揭示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使西方和中国的观察家一齐感到震惊。1919年斯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成为欧洲的畅销书。同年，身为巴黎和会的中国观察员梁启超写道：欧洲人"好像沙漠中失落的旅人，……无限凄惶失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文集》第72卷（上海，1925）。 在北京，三四十岁的文化激进分子，摒却了梁启超这代更为传统化的学者们的告诫和担忧。他们坚信科学和西方文明，同时对中国的文化变革愈来愈失望。尽管1911年后发生了政治革命，但在专注于更为深远的精神转变的这代人心目中，中国似乎一点也未改变。他们要从中国内部来改变它，进而拯救它。其时，他们冷静地注意到，中国的大众仍然屈从即将出现的皇帝和残暴的军阀。1915年以来确定的目标--唤醒同胞们的意识的前景--迅速地黯淡下来。 1917年，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现代作家鲁迅，时年三十六岁，是一位深负中年重担的成年人，他在绝望的精神状态中，正埋首于古代刻碑拓本的研究。当时，一位老朋友和文化激进的伙伴请他为《新青年》撰稿，充满绝望情绪的鲁迅指出，症结在于中国深陷于过去的泥沼中；试图将它带回现实的人太少、太孤单、太软弱。他把中国传统比喻为一座坚不可摧的牢狱：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而入死亡，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认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吶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1980），pp.37-38。鲁迅的朋友，历史学家钱玄同不接受这一沮丧至极的比喻。他回答说：毕竟唤起了几个人，因此，能说没有希望毁掉这铁房子吗？仍然抱着怀疑态度的鲁迅，同意背弃拓本研究而拿起他的笔。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它描述了一个"睡不醒的人"的辛酸历程。这个年轻人短暂醒来的唯一发现是，他的家人和乡亲的最高理想是吃人。鲁迅讥道：除了狂人，谁能察觉到儒家经典的字里行间所含的内容？除了狂人，谁敢揭示这每一页所含的可怕真理："仁义道德"字里行间所隐藏着的"吃人"信息。文章的结尾暗示，在如此杀气腾腾的环境里，鲁迅这一代人能够探求的唯一希望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阿Q正传》，同上，p.54。 1919年5月4日，鲁迅希望拯救的"孩子们"自己走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典型北京5月的星期日，凉爽，有风，云彩比平常北方的春天稍少一点。下午1时30分，三千多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大多数人穿着前辈文人学士的服装：丝绸长袍和短褂。有人还戴着西方圆顶硬礼帽。他们代表着十三个学院和大学。最后到达广场的，是来自北大的学生领袖；他们因为被警察和教育部的代表劝阻不要扰乱首都的治安而迟到。 北大代表团排除干扰，开赴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北大的代表向学生重申了游行的目的：抗议巴黎和会给予中国的歧视待遇。在这个集会之前，欧洲曾经传来消息：山东省的主要港口和1897年以来的德国海军基地青岛，有被移交给日本的危险。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本来拥护协约国的中国学生，被公开披露的法、英、日秘密协议所震撼。更为恶劣的是，中国政府最终竟与日本交换秘密照会，原则上同意日本对山东半岛行使统治权。面对这两件既定事实，学生不顾一切地走上街头，决心自己主宰历史。《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59），pp.9-39。 下午2点整，游行的学生举着标语向外国使馆区出发。标语上写着："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属于中国人！"游行途中，他们散发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宣言》向遥远的协约国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纠正巴黎和会上以他们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宣言》还呼吁中国民众起来反对背叛国家利益的卖国贼。通过这个宣言，学生们表达了他们的激愤情绪，声称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因此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关切。《宣言》洋溢着孤独的反叛者所无法想象的自信，以鲁迅笔下狂人的激情语言宣称：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周策纵：《五四运动》，pp.106-107。学生们从未加以考虑，大多数的同胞是否准备追随他们的誓言。不过他们深信，他们必然要有所行动。这种信念把鲁迅笔下的"孩子们"与他们"疯狂"的前辈截然区分开来，他们的宣言和游行标志着一代新人的诞生。比其师辈更具政治性和更乐观的年轻一代出现了，他们将为已发动的中国革命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