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启蒙运动先驱们被迫重新思考、重新改造，甚至一度被迫放弃思想解放的理想。政治暴力和反帝运动并存的非常环境，一方面向知识分子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放慢思想革命的节奏；另一方面，则使以知识分子自封的文化觉醒先驱形象备受怀疑。以改造同胞的旧思维习惯为己任的"五四"知识分子，最终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于已经启蒙了的思想家与尚待唤醒的民众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如第四章所提到的，他们不得不改变了自视高于或优于平民、以新文化领导者自居的想法，而去学习做革命群众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同行者。 "五四运动"之初，自我型的"新青年"自认为仍然承续着传统模式，视自己为"先知先觉者"。有关传统观念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与工作影响的讨论，可参阅李侃：《五四以前五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科学战线》第2期（July1978）。虽然他们也反对这种模式中所包含的儒教内容，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使命。这种使命感意味着不再凭恃科举制度造就的官位，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不受利益牵拘的知识分子--学者。由于他们拒绝在当时已经腐朽了的军阀政府中谋取一官半职，因此，这些学者便自以为是最适合充当那些深受压迫、更为懦弱的同胞的启蒙者。然而，到了社会革命的1920年代，他们发现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在勇气上，他们能做的都比"五四运动"巅峰时期所想象的要有限得多。一些人不再自封为启蒙运动的先驱，而是试图赶上历史的变化，把自己改造成为"知识分子"--政治化了的知识阶层的一员，或从字面上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国家中最富知识的那一部分人。 作为政治化社会的一部分，"五四"老将们仍然恪守自己独特的文化使命：启蒙。在令人沮丧的1930年代，当国民党实施的"白色恐怖"因日本入侵华北而更为加剧时，知识分子们试图复兴"五四运动"的思想。即使被攻击为有害于全国一致的抗日斗争，他们仍然坚决号召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文化保守派们骂得越凶，他们就越强有力地进行论证。他们相信，没有启蒙就不能救国。 事实上，如第五章将说明的，1937-1939年间的"新启蒙运动"，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将抗日的政治诉求和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这种努力只是昙花一现。一如往昔，具有批判思维的知识分子被指责为损害了民族自信，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中国味。他们和他们的启蒙运动最终不得不俯首于"中国化"(sinification)--一种迫使人们放弃世界性认同和对民族缺陷作出公正批判的词汇。启蒙运动和启蒙者一旦"中国化"，他们就不能有效地告诫国人，中国还没有完全从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 然而即便是在整个政治大动荡的时期，"五四"先辈们也从未忽略启蒙运动的初衷，只要爱国运动的压力稍微放松，他们便追忆起1919年的事件，以这种最具体的方式，来唤起同胞们完成未竟的文化觉醒事业。在党派纷争的1940、1950和1960年代，他们把个人的记忆以预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官方庆典节日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反复不断地讲述"五四"的故事，从而无可置疑地阐明：中国尚未具备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科学和民主。如最后一章将阐述的，这些关于"五四运动"的寓言式作品，不断激励着台湾和大陆上反传统文化的每一代新人。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之间脆弱却又绵延不断的联系，将是本书的中心课题。这种联系的起源及变化，都是按主题而不是纪年顺序来进行分析。因此读者将跟着我按一系列思想的脉络，而不是历史事件的顺序，来考察这种联系。 全书的重点放在考察知识分子自己的见解：为了能够从长期"自我造成的蒙昧"中解放出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思想导师和西方的自主模式，为中国对于启蒙运动的探讨提供了经验背景。但这一态度绝不仅是对西方先哲们的模仿，而是对身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我们至今仍在面对的那些两难问题，所表现出的复杂又具创造性的反应。由于中国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150年的差距，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向他们同胞身上根深蒂固的思想发起挑战所要承受的风险，有更深刻的自觉。他们明知面对偏见的诱惑，理性批判只是一件脆弱的武器，但他们依然怀抱着"战斗思想家"的使命--这在18世纪的欧洲，是意味着拒绝依附宗教教义并借助理性和经验以寻求真理。这段定义见LesterCrocker:AnAgeofCrisis(Baltimore,1959),p.xv。他们目睹了从辛亥革命到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当中的每一场主要的政治风暴，由于这些事件都导致了盲从与愚昧的复苏，因此他们更是坚持了自己身负的"否定"与"破坏"的使命。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并没有减弱中国启蒙运动中动人的悲怆感。中国的启蒙先驱毕生献身于那些超越独特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这些先行者们在致力于改造国家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承认此种超越性理想的迫切性。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他们坚持进行艰辛而又必要的价值观的革命。当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worldorder）时，他们却坚持追求新的世界观（worldview）。我希望他们的追求能够引起那些关心文化论争的人们的注意，因为文化论争常常被政治的洪流所淹没。为了促使对此方面的关切，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反驳政治史上的疯狂卫道士赫利诺伊斯（Hellishnoise）时所说的几句话应是最佳的开场白： 亲爱的地狱之善闹者啊！相信我吧，最大的事变--不是我们最喧吵的，而是我们最沉默的时刻。世界不是围绕着制造闹声者而旋转，它绕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声地旋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