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150年前的欧洲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理性批判的发现预示着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变。但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种转变却不明确，也不如启蒙者当初想象的那样顺利。参阅BenjaminSchwartz："TheLimitsof'Tradition'and'Modernity'asCategoriesofExplanation",Daedalus(Spring1972)。陈腐过时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余毒，还残留在自以为现代化了的人们的内心，这一现象震撼了那些试图用客观怀疑来取代迷信和偏见的人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惊骇反复不断地再现。目睹和经历多次政治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比欧洲先哲们更有理由惧怕旧思想心态的复活。 在努力使中国能够走上真正现代化的道路的同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吸收和转换能力。因而他们对民族心性的批判必须变换角度，方能对同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继续提出质疑。所以，他们求助于西方（更明确地说，他们大多读到的是经由日文转译的西方书籍和思想）。中国的激进分子愈是崇信文化相对论（culturalrelativism），他们就愈被指责为企图输入西方现代化思想，以改造无与伦比的中国文明。那些敢于冒险犯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历史本身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显现这一事实，）封建主义（feudalism）在一个自称现代化至革命的社会中，仍然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 从中国历史上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先于启蒙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尊奉儒教的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强盛国家、壮大国威和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张之洞，在1880年代曾诉诸爱国的革命志士们，以提出一个使中国得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救国良方。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种"体用说"在实践上却是相当复杂。政治改革家发现，被嵌进入西方之"用"--专业技术--的深具特色的"体"，是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相对立；更确切地说，与儒家思想相对立的。这种体用不可分离说，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者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因为它同时为文化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使他们能够利用从外国学来的理性批判，重新评价民族传统，从而复兴和强盛国家。 20世纪初，怀疑张之洞"体用说"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在漫游日本和欧洲之后，这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国学"的优越性，特别是那些被帝国科举制度所推崇的封建思想要素，公然提出怀疑。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被中国第一次民族主义革命--反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打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一章内详述。为了致力于改革儒家教育，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结束了对所谓的"异族"的清政府的斗争，此前，他们曾将这个政府视为救国和复兴的首要障碍。他们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要想"救国"，首要的是"救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救国"首先有赖于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文主义。而贯彻落实这一深刻见解的任务，则落到了后来几代人的身上。 这种文化至上论（primacyofculture）可溯源至1911年政治革命的失败。一旦人们反对封建王朝的乐观热情衰退，陈腐的旧文化价值观就明显地呈现出其顽强性。一群从前的革命者开始致力于探求新的世界观，这种探求要比从前的儒家改革者所作的更为彻底。这些知识分子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他们试图阐明传统思维复炽的现象，特别是当北京已没有在位的天子，而民众还存在着皇帝崇拜的心理现象。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急需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第二及第三章讨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深刻分析广泛存在着的奴性（selfsubmission）倾向，并予以揭露。按照他们的观点，辛亥革命为国家的自主、个人的自立开启了希望之路，可是，由于奴性倾向的存在，他们的同胞并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聚集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之下，希望从奴性理论观（ethicofsubservience）中解放出来。他们指望后继者能实现他们的愿望，期许这批"新青年"们能够证实：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维能力之公民的人权，一个真正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样，历史活动舞台上出现了一代新人--"五四"人。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是1919年汇集在北京大学（北大）的学生。他们以实现其师辈反传统的模糊希望为己任。他们的年龄和进入北大之前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较少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从而也就不那么憎恨它。他们不像其师辈那样自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便备受封建心态的困扰，因此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更为理性。他们对政治活动也不那么悲观，所以他们迅速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所爆发的政治危机作出反应。 这代人的聚合点是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事件，这次事件开始时只是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示威游行，而在其后几年，则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化和政治觉醒运动。这场日益扩大的运动除了涉及文学和家庭的改革，还包括了能吸引众多民众以倾诉其激进观点的教育精英。透过街头演讲以宣传主张，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其先师辈的思想。从第一次面对有待唤醒的群众时，他们对自己和理性批判就充满了信心。借助理性批判这一武器，他们试图唤醒那些尚未启蒙的同代人。学生运动的一位领袖、新潮社的创始人之一罗家伦，在"五四"事件一年后撰文颂扬"五四运动"时便认为，"五四运动"已经使中国从长期落后中觉醒过来。 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唯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是使中国"动"！ "使中国'动'"这一颇富戏剧性的主张，成为"五四运动"神话的精髓。它显示了与过去无可避免的彻底决裂。本书同时主张，在这个神话的背后，还有着更平凡却更深远的意义。"五四运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和光明的启蒙之路，但它的意义远不止此；它还标志着在进行民族主义革命的同时，人们开始不断地努力根除封建主义。这次，知识分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并一直战斗到现在。他们受过现代科学的教育，相对地能较不受"黑暗势力"的影响，所以能为"奄奄一息的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一如我们所将了解的，他们系站在一个极其优越的立场，以摆脱"体用论"的束缚。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强使西方的科学理性（scientificrationality）屈从于中国的精神文明。他们有能力同时也有志于从事文化相对论，这使他们同缺乏教育的民众和死守"国粹"的儒家学者截然不同。因此，当他们宣称"推动"了中国，或至少使中国"动"了的时候，他们再次肯定的，绝不仅是建立在"中体西用"基础上的救国运动，而是超乎其上的其他东西。 夸张的声调、自傲地将自己想象为反对黑暗势力的徒手勇士、简单化的反传统思想，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访问中国的西方人眼中的"五四"知识分子，而在这点上，他们倒是很像欧洲启蒙运动后期的哲学家们。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杜威（JohnDewey）和罗素（BertrandRussell）在他们论及中国的文章中都谈到，中国人追求新文化的狂热，似乎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罗素和德日进以矛盾的心情记述了他们在1920年代中国的所见所闻：急切地力图实现欧洲现正希望能摆脱的现代性（modernity）。另一方面，杜威虽然对"五四运动"的急躁声调表示怀疑，但大体而言，他的反应算是积极多了。杜威较不热衷于减轻西方现代化对理想化的、和睦的传统中国的压力，但他却能够--尽管有些苛刻--留意到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前景。1921年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时说道： 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人们可以讥笑整个运动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也可以讥讽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一些支离破碎的西方科学与思想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但是，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础。 这是对"五四运动"基调（如果不是指内容的话）的精确描述。杜威此一描述，也适用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所不同的是，一直要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是在和平中度过了一整个世纪，并从中有所裨益。那时候，好几代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哲学辩论，不断地调适各自的思想，相互评论他人的观点。对照而言，"五四运动"只是一个极其短暂的事件，一个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革命的间隙中展开的思想活动。然而正是这一凝缩了的启蒙历史，使得气质倾近世界主义者和理想切近民族革命家的"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比他们的欧洲先驱们更加意识到本身的社会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