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康德提出的"何谓启蒙"的回答，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求。这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以乡村为基地而展开革命的时代，也是寻求摆脱封建世界观的时代。那些将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典范的人们，长期以来便认识到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变革的意义。而关切着现代化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紧张关系的社会理论家，至今也仍然是这么认为的。现代化与社会改革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看法是我在《长城怨：近代中国的启蒙问题》"ACurseontheGreatWall:TheProblemofEnlightenment"一文中，首先处理的问题。见《理论与社会》（TheoryandSociety；May1984）。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显现在那些善于评论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著作中，其特质之一即是民族主义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冲突--从中国的角度看，就是因外侮而日感迫切的救国任务，与其内在需求的启蒙任务之间的冲突。这些致力于解决这种两难问题的知识分子，本身即是身受国内外近代教育的裨益者。他们和亿万同胞一样，希冀一个独立和强盛的中国，并为实现这一抱负积极地投身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 然而，启蒙运动倡导者们不同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他们拒绝将中国的落后--长期存在的"自身造就的蒙昧"--归咎于外来侵略者。哪怕是在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刻，他们也拒绝为民族的过去歌功颂德。相反地，他们不断提醒人们中国封建传统所施加的重负，特别是宗法权威--即对家族或官僚国家盲目忠顺的伦理观。时至今日，长期持有这种伦理观的中国领袖和民众，仍将启蒙运动的挑战视为重大的爆炸性事件。 在18世纪的欧洲，询问"何谓启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质问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真理"。Reiss：《康德政论文集》，pp.192-193。康德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概括了整整一代哲学家的思想。他将启蒙解释为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实现自我解放。这个答案构筑于长期的理性探索之上。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与此不同，他们不具备这种传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康德的问题。他们对"何谓启蒙"及其衍生问题"何谓真理"的思索，要比那些欧洲的启蒙先驱者要实际得多。他们表达了一种急切的，几乎是萌芽状态的，要从自我奴役中解放的愿望。 中国启蒙运动倡导者对思想运动的迫切感，促使他们有别于欧洲的启蒙先驱。这种差异可以从1919年春天发表的新潮社成立宣言中略见一斑。当时，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为挽救时局，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康德的界说，来倡导启蒙。他们与18世纪的欧洲先哲不同：后者以为"敢知"是一己的权利，而新潮社的年轻倡导者，则只希望他们能够发掘自己的理解力。因此，他们的宣言听起来既像是对那位加里宁格勒（Ｋｎｉｇｓｂｅｒｇ）哲人缜密反思的刺耳却又天真的附和。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不忍弃而弗论也。《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期（January1919），p.2。尽管这一论调失之轻率，但20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却代表着对其欧洲先哲的一种批判的诠释。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18世纪的欧洲先哲们的际遇不同。后者寻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前者则是以抛弃(或者至少是揭露)"科举心态"、"盲从"（arbitrarycredulity）以及摒弃习以为常的"为社会所拑制"的国民性为己任。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与根深蒂固的自我压抑习性战斗；这种习性乃是由家族权威而非由神权专制所支持。因此，就启蒙的内涵而言，也就中外有别。在康德的时代，启蒙是指一套"除魅"（disenchantment）的规划，即以由自然界所领悟的真理来取代那些宗教迷信。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摆脱宗教迷信的运动，这一观点可参阅MaxHorkheimer与TheodorAdorno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ofEnlightenment；NewYork,1972）。但在20世纪中国，启蒙所追求的，则是一种持续不歇的"除魅"过程，要将中国从数个世纪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自身造就的蒙昧"源于腐败专制的教会势力所产生的教条主义。在近代中国，精神麻木的源头可追溯到儒家思想，或更确切地说，可追溯到那些包含"礼教"--一种对制度化顺服的崇拜--的儒家传统中的种种元素。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建者，他提出一种世界观，遭致启蒙知识分子的反对。他第一个赋予"礼"以宗教涵义。按照《论语》的说法，"忠"是贯彻"礼"，驯化人类情感，改良社会的唯一最佳方式。要实施"礼"只要遵循"道"即可。所谓"道"，按照HerbertFingarette的说法，就是"不需选择之路"。参阅HerbertFingarette：《孔子：俗世的圣人》（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NewYork,1972），pp.18&21。礼教思想通过科举制度而得以长存，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孝道伦理观适合于官僚帝国的需要。同样，这种由"三纲五常"所构成的"礼教"思想也早已深入民家。"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应持有的态度。这一切都要求后者心甘情愿地服从前者。尽管这些"纲""常"都宣称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互助基础之上，但除了最后一项"朋友"之外，其余纲常都排斥了自主性和平等原则，因此它们都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自我解放的对象。 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叛者对中国社会中的惰性和精神麻木展开了猛烈的攻挞，其激烈程度，与18世纪对被伏尔泰称为"宗教狂热"（thedeliriumofreligion）的攻讦不相上下。虽然伏尔泰猛烈批评同代人的宗教狂热，但他却又极力赞扬"中国文人的宗教"。参阅PeterGay编辑的《启蒙：诗文选编》(TheEnlightenment：AComprehensiveAnthology；NewYork,1973),pp.241-242。但是，远不同于欧洲的先辈，中国启蒙运动倡导者并不满足于眼前科学真理战胜盲目迷信的成果。因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对超凡上帝的信仰，而是人们对宗法权威（皇帝、父亲、党魁）的盲从；因此，他们必须预备与其同胞的社会政治内在推力，作一持久性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推动力早已经与被视为中国文明之精神优越性的泉源--儒家价值，融为一体了。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对此精神文明优越性提出挑战，因而被视为危险人物，其境遇一如反叛超凡上帝观的欧洲哲学家们。 欧洲启蒙的中国赞颂者们，也同样被冠上"破坏性"与"危险"的罪名。在当时民族革命的环境中，这些人还有另一项罪名："非中国化"（unChinese）。因此，中国启蒙先驱者要想坚持批判本国文化，其难度要比欧洲人大得多。欧洲先哲不用受到诸如"非法国化"、"非英国化"或"非德国化"之类的指责。那时大家都是相信世界性的"启蒙运动"（Aufklrer）团体的成员，相互间的关系已超越了政治和民族的界线。但是，欧洲先哲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传人，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国家"问题至高无上。身为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中国公民，鼓吹启蒙将不断要遭受攻击。即使在今天，他们仍必须在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指导"下，去发掘并应用其批判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