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世凯的信使谈判的这段时间里，黎元洪这边也很忙。 早在11月7日，黎元洪即向独立各省军政府发出电报，其中有提议组织“共同政府”，以便争取列强承认；两日后，黎元洪再次发出通电，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电文中，黎元洪还倡议临时政府设立七部（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并拟推伍廷芳、张謇分别主掌外交与财政二部。 几乎同时，已宣告独立的江浙方面也在张謇等人的策动下拟订了一份“临时国会成立计划”，他们打算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图将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为此，张謇等人以各省代表的名义发布了一份《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通告上列名者共计十八人，其中多为在沪的各省名流及资深革命党人。 江浙立宪派打算在上海成立“全国会议团”，通告上却没有沪军都督府陈其美的名字，这颇有些吊诡。据揣测，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之前的上海并非省级区域建制而仅为道台级别，陈其美虽然自立沪军都督府，但张謇等人仍企图将之并入到江苏都督程德全（时驻节苏州）的统辖之下；二是革命党人陈其美此前名不见经传，其突然的崛起令那些声名煊赫的“名流们”感到很不适应，由此不愿平等待之。 但是，在上海组织临时国会或中央政府，要想避开沪军都督府与陈其美显然不现实。为此，张謇等人又在11月11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向陈其美通电建议，仿照美国独立战争的先例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请各省各派代表来沪集议。张謇等人提出的集议办法是，各省都督府及各省原咨议局各举代表一名，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 对此建议，陈其美虽然心里赞成，但他对之前立宪派的有意冷落仍耿耿于怀。11月13日，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府的名义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来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中，陈其美对张謇等人的通电只字未提，而与张謇等人通电完全不同的是，陈其美提议，各省代表应由革命都督派出而不是与原咨议局共同派出，其排斥立宪派的用意极其明显。 会议代表的推举与组成，是一件极具政治意义的大事，它事关各派势力对临时国会乃至临时政权的控制与权力分配问题，各方都不会掉以轻心。张謇与陈其美各自主张的背后，正折射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权力争夺。 多方协商后，江、浙、沪三方最终达成妥协，临时的政权性组织也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11月15日，各省委派的“在沪名流”共计十省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正式开议，会议将本组织正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下称“各省代表会”）。需特别说明的是，江浙方面的举动并非有意要跟黎元洪唱对台戏，而是此期间芜湖至九江的电缆发生故障，他们当时并未收到武昌方面的来电。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诸省都督府已派出代表前往武昌，革命阵营无形中分出了上海与武昌两个“临时中心”。 电缆修复后，黎元洪得知江浙方面试图“另立中央”，他立即致电上海，称“大局初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武昌乃首义之地，中央政府设此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电文末尾，黎元洪还以湘、鄂、赣、粤、桂五省代表已开议为由，催促在沪各省代表立刻赶赴武昌，共商国是。 武昌是革命首义之地，在黎元洪的强硬态度下，“各省代表会”自知理亏，他们随后放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计划，并于11月20日作出决议，“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其中央军政府组织，请贵都督府制定。”不过，江浙派人士在承认武昌领袖地位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新方案，企图将“各省代表会”转为“临时国会”，以操纵立法权，确保自己对未来权力的分享。 对此提议，武汉方面当然不能同意，理由是各方既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也应在政府所在地，不然，两者相隔千里，办事迟滞不便且不说，非常时期也恐失机宜。为阻止江浙方面造成“临时国会”的既定事实，黎元洪又派出资深革命党人居正及陶凤集作为武昌方面迎接“各省代表”的专使前往上海，以尽快完成“革命政府”的统一。派出专使之后，黎元洪还觉力度不够，随后又请谭人凤等十四位知名的革命党人发出联合专电，督促沪上革命党“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 11月23日，居、陶二人抵达上海，向“各省代表会”报告来意后，即力争各省代表移往武昌开会。在居、陶二人的坚持下，江浙方面再次退让，他们同意各省代表赶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但在此前提下，他们又作了一个小小的保留，那就是以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为由，要求各省代表中各留一人在上海，以联络声气，为鄂后援。由此，“各省代表会”在保留原名义的前提下一分为二，多数代表前往武昌继续开议，少数代表（十五人）则留在上海组成非常时期的“通信机关”（类似于上海办事处）。 之后的一周内，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山东、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十一省及沪军都督府代表共二十三人先后到达武汉。不走运的是，各省代表虽来到湖北，但此刻的首义之地，非但汉阳失守，就连革命始发站武昌也完全笼罩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随时有被攻克的可能。 原来，袁世凯回到北京重组内阁后，因忙于稳定北方局势，武昌议和之事也就暂告一段落。等到北方局势初定、袁世凯再次提出议和时，南方各省早已是独立成林，革命阵营、士气正旺，此刻要想谈和，手里要是没有够分量的筹码，革命党并不买账。审时度势之下，袁世凯重施故技，仍旧采取“以胜求和”的策略。 在当时看来，令北洋军攻下汉阳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南下的北洋军此刻已做好充分的攻击准备，拿下汉阳并非难事；更重要的是，武汉不仅是革命首义之地，当时更是革命阵营的中心所在地，攻克汉阳乃至拿下武汉三镇，不失为战略上的攻心之术。 首先发动汉阳之战的并非是北洋军而是黄兴指挥的革命军。10月28日，黄兴与宋教仁等由上海抵达武昌，但仅过了五天，汉口即被北洋军攻破。为鼓舞革命军士气，黎元洪特意为黄兴筑坛拜将，而在之后的半个月里，黄兴整军备武，其间更有湖南援军开到，革命军士气一时大增。11月17日，黄兴亲率革命军反攻汉口，尽管一度迫使敌军后撤，但战场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北洋军虽然猝不及防，但毕竟是训练有年的正规部队，因而很快稳住阵脚并转入反攻。 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下，革命军疯狂后退，溃不成军，督战的革命军总指挥黄兴拔刀大吼：“不许后退，大家向前冲！”但兵败似山倒，黄兴的命令丝毫不起作用。11月26日，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返回湖南，而残存的湖北革命军也都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大败之后，黄兴心念俱焚，过江时甚至欲自沉长江求死，所幸被随行在侧的革命党人田桐拉住，这才没有随大江滚滚东去。 黄兴初来武汉时意气风发，汉阳败北后方知势不可为。在之后的军事会议上，他提议仿当年太平军放弃武昌之例，湘鄂两军顺江而下攻打南京。黄兴的提议遭到了湖北革命人士的强烈反对甚至人身攻击，会议不欢而散。11月28日，黄兴悄然离鄂往沪，这时离他来到武昌时正好一个月。 刚刚树起来的“革命总指挥”悄没声息地走了，坐镇武汉的黎元洪麻烦可就大了。抬头望去，北洋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武昌都督府此刻已在射击范围之内。对手那边，尽管袁世凯已下令停战，但北洋军前线总指挥冯国璋在大胜之下，兴奋劲儿还没有过，他竟然违抗袁世凯的命令继续炮轰武昌，革命形势一度变得极为紧张。 北洋军炮击之下，军政府大楼一度起火，武昌城内人心惶惶，各色人等纷纷向城外避难，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挨到黄昏时分，黎元洪也带着洋文秘书胡朝宗，背着都督的大印，由邝汉卿带卫队一排护送，从大东门向葛店奔去。 好在北洋军攻下汉阳后，便不再展开成规模的战事攻击，黎元洪的“逃跑”计划也就此打住。袁世凯此时非常清楚，只要革命军锐气被折杀，双方重返谈判桌势所必然。更何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有意调停，以促成他与黎元洪停战议和。 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与黎元洪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就在当天，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3]召开第一次会议。为使黎元洪获得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经谈判，南北双方达成第一个停战协议：从1911年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3天[4]。 停战期间，各省代表主要议决了三件事：一是同意与清军暂时停战，接受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黎元洪的代表进行和谈；二是通过了由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三是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会议进行之时，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占南京的消息传来，代表们大为兴奋，随后又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在七日内齐集南京，届时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此之前，仍认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 由此，武昌首义地的光环逐渐隐退，鼎革之际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南转移，这就是资源、信息与人气更为旺盛的上海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