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妻子死后，已经年过半百的斯大林长期住在距离莫斯科７英里的孔策沃的别墅里，过着孤独、隐蔽的生活；每年夏季会到高加索避暑一两个月。他的别墅成为办公室，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党政要员都要到那里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很多重大政事都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中决定的。斯大林的生活方式是日夜颠倒，半个白天睡觉，下午三时吃"早餐"，晚上九时进"午餐"。他惟一的社交生活是经常在孔策沃的别墅中举行通宵达旦的晚宴，出席者都是苏联的政要或"兄弟党"的高官（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吉拉斯出席过斯大林所设的晚宴，惊讶于其豪华铺张。详见本书《吉拉斯笔下的斯大林》一文）。斯大林疑心极重，所有提供给他的食品都是由内务部从专门的中心食堂送来，经过责任毒品化验师的严格检验，并且要化验师在"检验书"上盖章签字。内务部在斯大林时代长期由因狠毒而臭名昭著的贝利亚主持，是继"契卡"之后整肃和镇压"阶级敌人"的主要力量，与"契卡"和国家保卫部一样，令苏联人民闻之色变。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大清洗，到斯大林死亡这段时间所发生的重大政治迫害和屠杀事件，斯大林和贝利亚是主要决策者，而贝利亚更是充当了直接执行者，"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贝利亚是斯大林的工具，渴望接替斯大林的权位，但又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工具，他利用斯大林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斯大林疑心极重，心腹不多，他信赖贝利亚超过其他人；在打击异己、剪除政敌方面，他俩的关系是平等互利、共同受益的关系。"贝利亚是罗织罪名的高手，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斯大林在别墅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斯维特兰娜则在克里姆林宫过着单调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１９４３年，斯维特兰娜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１９５２年进入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斯大林曾经很宠爱女儿，但对她的社交活动严加限制，更不准许她与那些父母遭到镇压的子女来往，惟恐女儿知道大清洗的内情。斯维特兰娜本来就个性叛逆，读大学以后，对苏联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见闻日多，每每表现出与自己的阶级离心离德的倾向；在思想上，更是与斯大林扞格不入，如此势必发生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父女关系极度紧张，日渐疏离。斯大林已绝少回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斯维特兰娜也刻意避开他，父女间见面甚稀，裂痕更深了。斯大林有八个孙子孙女，理应尽享天伦之乐，但他却不愿亲近他们。据斯维特兰娜回忆，八个孙子孙女，斯大林只见过其中三个，青年时代的斯维特兰娜他从来没见过次子瓦西里的孩子，而跟斯维特兰娜的儿女也只是见过两次面；斯大林似乎是刻意远离含饴弄孙的生活，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晚年的斯大林是生活在空虚寂寞之中的，虽然他拥有无限的权力，身边不乏奉承者；虽然他的别墅中彻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苏共"十九大"以后，斯大林辞掉了党总书记的职务，但在名义上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此时，他的健康日差，精神颓靡，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实际上已不视事。１９５３年３月１日，斯大林在别墅中脑溢血倒地不起，延宕数天，卒于３月５日。 从斯维特兰娜出生到斯大林去世这２７年岁月（１９２６-１９５３），苏联人民是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生活过来的，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斯大林时代"。特别是在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免职、整肃、审判、流放、处决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政治常态，清洗运动从处决个别人发展到大规模的残杀，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整个国家机器都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从犯"。斯维特兰娜说："大清洗所产生的群众性心理变态--亲人朋友之间互相揭发，孩子们对被捕的母亲掉头不顾而去，学生们大抓'间谍'，到处都是'敌人'--这是建立在愚昧和无知之上的心理变态，就像启蒙学者歌德所说，无知是最大的祸害。无知一旦当权，就会鼓励无知，依靠无知，就会产生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斯维特兰娜并未能指出导致大清洗的根源，而集权主义的产生及其群体迫害现象，仅仅用"无知"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阿道夫·乔福自杀前留下遗言给托洛茨基，控诉斯大林迫害异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进入"热月"时代（指法国大革命后期的血腥大屠杀）。这是个人专制的时代，千百万人被奴役的时代，思想被扼杀的时代，意识形态严厉控制和血腥恐怖的时代。在"大清洗"高潮时期，党内、政府和军队中不断有高级领导人死于非命，图哈切夫斯基、李可夫、布哈林等革命元老在３０年代末期被枪毙，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功臣几乎被消灭殆尽。据保守估计，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被关进各种形式的"劳改营"，近七十万人被杀害。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党政高级官员的家属也难逃大清洗的厄运。 斯大林连自己的亲戚也不放过，在１９３７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把自己的连襟雷登斯（斯维特兰娜的姨父，时任苏联内务部官员）逮捕处决。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又下令将其小舅子两夫妇逮捕。斯维特兰娜的舅舅阿辽沙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也不向斯大林"请求宽恕"，在１９４２年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他的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在莫斯科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左）、斯大林（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德国代表团。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希特勒健康。妻子则被判处十年徒刑，当她听到丈夫被枪毙后，心脏病突发死去。阿辽沙的姐姐也被捕入狱，不久就死于狱中。１９４８年，斯大林又把大姨子安娜（雷登斯的妻子、斯维特兰娜的姨妈）关进监狱，罪名是她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中谈到娜佳的时候涉及到列宁、斯大林和加里宁等党的领导人的内幕，犯了禁忌。安娜在斯大林死后一年，即１９５４年才被释放出狱，但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当她回到家里时，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不认得了。斯大林两个妻子的至少十名亲属或被他下令枪决，或被关进集中营。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附件中秘密议定瓜分波兰。希特勒与斯大林结为同盟，根据条约，德军和苏军在９月先后入侵波兰。同年１２月２１日，希特勒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生日贺电："祝您身体健康！"斯大林回电："祝用鲜血凝成的德苏友谊长存！"１９４０年５月，根据贝利亚的"建议"，斯大林下令秘密处决了入侵波兰时俘虏的二万二千多名波兰军官，将尸体埋在苏联境内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史称"卡廷大屠杀"）。 在斯大林时代，所有遭到杀戮和残酷迫害的人都被视为敌人，是他们"罪有应得"。斯维特兰娜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所受的训导是：对斯大林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能怀疑；斯大林的名字从来都是和"伟大"、"英明"、"正确"这些形容词连在一起的。"在苏联，成千上万的儿童背诵赞美斯大林的诗歌、唱着颂扬他的歌曲；用石头、木材、钢材、塑料、青铜等制成的斯大林头像比比皆是；他的照片悬挂在火车站、广场、宾馆、办公室以及千家万户的墙壁上；戏剧、小说、绘画、交响乐等文艺作品都要围绕着歌颂斯大林的主题；到处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向斯大林表示忠心的誓言和崇拜。斯大林的思想观念回荡在整个苏联及其兄弟国家。"斯维特兰娜说："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他不容置疑的权威下度过的。一切都教导我、强迫我信仰这个权威。如果周围有哀声的话，我不能表现出丝毫怜悯……我是我亲生父亲精神毁灭的见证人，我一天天看到，人性是如何离他而去，他逐渐变成一座阴森的纪念碑。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被强行灌输个人迷信，被教导说，这个纪念碑是美好理想的体现和化身。"斯维特兰娜目睹了斯大林的专横、暴戾和非理性，见证了权力失去制约所造成的民族灾难。斯大林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把自正确的革命领袖，召集御用史学家编写了严重篡改、歪曲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１９３８年出版）。 经过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改写的联共（布）党史，成了斯大林的"光辉革命史"：他是与列宁并列的党的"创始人"；在十月革命前后，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内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列宁惟一的忠实战友，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革命元老的功勋则被一笔勾销；他进行大清洗是为了消灭潜在的"阶级敌人"。此书成为联共（布）党史的惟一标准范本--歪曲苏联革命历史的样板，就如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以此书为标志，"形成并确立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斯大林的党史思想体系"，使斯大林不受约束的独权地位更加巩固。在此之后对苏联历史的论述，都必须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圭臬，凡是涉及十月革命而没有提到斯大林"起到重要作用"的书籍，一律严禁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斯大林马上送了一本给斯维特兰娜，并签上名字，要她认真阅读。那时候她才十二岁，昧于苏联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但觉此书枯燥无味，遂废卷不读。斯大林知道后非常生气，责令其来日读大学务必专攻党史。斯维特兰娜成年后，果然对联共（布）党史发生浓厚兴趣，只不过她已不再相信斯大林"钦定"的历史。她读了波兰革命家伊萨克·多伊彻（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的名著《斯大林政治发迹史》（中译本名为《斯大林政治传记》），也读过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有中译本，见本书《吉拉斯笔下的斯大林》一文），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对苏联的党内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对人性的丑恶有了深刻的认识；靠着自己的坚强和清醒，斯维特兰娜从意识形态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 斯维特兰娜第一次结婚是在１９４４年，丈夫莫洛佐夫是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中尉，犹太人。结婚前，斯维特兰娜曾专程到别墅征求父亲的意见，当强烈反犹的斯大林一听到女儿要嫁给犹太人，就非常愤怒，蛮横地对她说："见你的鬼，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大林对女儿的这段婚姻非常不满意，从来没有见过那位犹太人女婿，还说永远不会见他，而且也不允许女婿到他的别墅和住进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斯维特兰娜与丈夫只得另外住在莫斯科城里。三年后，他们离婚了，斯维特兰娜带着儿子重返克里姆林宫寓所。听到女儿离婚了，斯大林很高兴，对她的态度也有所缓和。１９４８年，斯维特兰娜再次结婚，第二位丈夫是苏联意识形态头目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尤利·日丹诺夫。斯大林一直希望与日丹诺夫结成儿女亲家，所以斯维特兰娜的这桩婚事终于令斯大林遂心。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结成亲家，代表了克里姆林宫高层人物子女之间的婚配趋势，即婚姻与权力的结合（斯大林的二儿子瓦西里也两度结婚，两位妻子的父亲都是苏联高官，其中一位是莫洛托夫的女儿）。在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之间，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发生激烈冲突。马林科夫失宠后，日丹诺夫一度被视作斯大林的接班人，深受斯大林所倚重，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文艺沙皇"，整肃苏联知识分子不遗余力。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日丹诺夫就发起了对"阿克梅派"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猛烈批判，他代表联共（布）中央查处了《星》和《列宁格勒》这两种文艺杂志，罪名是这两种杂志刊登了"在意识上有害的作品……专门宣扬腐朽的、缺乏思想的、庸俗的、缺乏政治性的言论……毒化青年人的意识"。日丹诺夫的批判颇具杀伤力："阿赫玛托娃是那与我们人民无关涉的空洞的、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着悲观主义和颓唐思想，显露出那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形成的、不愿和我们人民齐步走的旧沙龙诗歌的趣味。这种诗歌对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带来危害，因而在苏维埃文学中是难以容忍的。……这些作品想培养一种不是苏维埃人所特有的、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谄媚的精神；这些作品渗透着忧愁、悲观主义和对生活失望的情绪……因此，任何缺乏思想、缺乏政治性、'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都是与苏维埃文学无关，对苏维埃人民的利益有害，在我们的杂志上不应该有地位的。"就这样，一句"反动文学的代表人物"的定论，令阿赫玛托娃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陷于绝境。１９４８年２月，日丹诺夫又全面批判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一批著名作曲家，指责他们的音乐作品"体现了资产阶级现代派音乐精神，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他们是"顽固坚持形式主义、反人民的作曲家"。日丹诺夫的批判，令苏联乐坛顿时呈现一片肃杀之气，只剩下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谄媚音乐。１９４８年８月，日丹诺夫突然病死（由此牵出所谓"医生谋杀案"）。由于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创"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悼词给予他高度评价，称他为"伟大的斯大林的忠诚学生和有才干的战友"。假如日丹诺夫死于斯大林之后，想必也逃脱不了像贝利亚一样的下场。 斯维特兰娜很怀念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书房的丰富藏书，那是他妻子娜佳生前收集的，但斯大林没有兴趣阅读。这些藏书，除了斯维特兰娜，基本上没有人读过。斯维特兰娜兴趣广泛，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无不涉猎，深厚的俄罗斯文化一直熏陶着她的成长。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斯维特兰娜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活动，阅读和聆听古典音乐成为她的精神慰藉。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年，斯维特兰娜第二次离婚。这位在克里姆林宫度过２５年岁月的"红色公主"，已经厌倦了压抑的"宫廷生活"，在离婚后搬出了克里姆林宫，自己租房子住。她独自带着七岁的儿子奥夏（初婚所生）和两岁的女儿卡佳（再婚所生），学会了做饭洗衣等家务，自食其力；已经成为一介平民的斯维特兰娜，对苏联社会和外部世界多了真切的了解。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斯维特兰娜和一群年轻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编辑了一本２０-３０年代的《文学大事记》，从当年的报刊中辑录出许多有关文艺界情况的原始材料，重现被斯大林抹去的历史真相。如托洛茨基在一篇谈到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中，明确宣布允许文艺创作自由发展，文艺家的创作自由不受干涉；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曾撰文支持创作自由；高尔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激烈地谴责革命过程中的血腥暴行和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后来高尔基态度大转变，与斯大林"同舟共济"，苏联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高尔基全集》都没有收这些文章）。从２０年代初期到３０年代初期，文学家们处于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中，那段时期，苏联的文学艺术是繁荣和丰富多彩的，流派纷呈，新人辈出，佳作不断；一些坚持创作自由的文学家与那些试图以官方意识形态垄断文艺创作的御用文人作坚决的斗争。但好景不长，创作自由很快就被斯大林扼杀了。高尔基曾经对斯大林的专制文艺政策表示不满，但斯大林常去探望他，给他很高的荣誉，封他为"苏联文学的酋长"。高尔基终于转向了，在１９３４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宣读了一篇颂扬斯大林文艺政策的报告，这标志着苏联的文艺事业已完全处于意识形态的臣属地位。高尔基死后，法捷耶夫执苏联作协牛耳，他配合斯大林的大清洗，将许多作家投进监狱，有的被枪毙了。法捷耶夫后来自杀死亡时，床头柜上还摆着斯大林的照片。著名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长达２８年时间里不能出版，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被官方的批判所毁掉了。作家们被批判、被迫害、被杀戮，作品被查禁的事件不胜枚举，《文学大事记》把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被官方刻意湮没的文学事件以及作家和作品重新发掘出来，但仍被书报检查机关作了严格的删节。编辑《文学大事记》是斯维特兰娜在赫鲁晓夫时代参与"去斯大林化"的一次重要行动，这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叙述。１９６２年，斯维特兰娜决然割断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接受洗礼，虔诚皈依东正教。斯维特兰娜回忆她受洗时的心境： 这次受洗之于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基督教的教条，不是仪式，而是永生，永远的善。洗礼的仪式就是祓除不祥，从邪恶、谎言中解脱出来。我相信"戒杀"，相信没有暴力和流血的真理；我相信至高的智慧会统治世界，而不是由虚荣的世人去统治；我相信，真理之灵胜于物质财富。当这一切进入我的内心之后，我从小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残存物，宛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我现在知道，不管一个有罪的人是如何想确立自己在人间的权力，真理迟早必胜，昔日的虚名终究会灰飞烟灭。……在那个时刻，我父亲的一生呈现在我面前：他如何为了野心而抛弃智慧和善，如何将自己整个置身于恶的主宰之下；我看到他怎样缓慢地一天一天被恶所毁灭，看到恶又如何杀害了与他最接近的人。他日益沉沦于谎言、暴戾和矜持的黑暗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 斯维特兰娜解释她为什么要信仰宗教："我从小就被迫学习我父亲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我们这一代人被教导要信仰它。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和所见所闻，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同时，基督教思想也使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生长在一个从来不谈上帝的家庭，但当我长大成人后，我发现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上帝，那就会在精神上感到困惑，这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相信宗教信仰是真诚的，对我来说，上帝是生活的力量。当我谈论上帝时，就是谈论幸福--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恐惧地生存和享受和平生活的幸福。我祈祷，人类之间应该少一些争斗，应该和谐地共同劳动和生活。这就是我对上帝的信仰。"斯大林是一个无神论者，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信仰（虽然他曾就读于神学院，但在１９岁时被神学院除名）；出于绝对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他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国内的东正教和基督教，更不准许儿女们信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的女儿并没有信奉他的思想，却信奉了在他看来是异端的东正教。斯维特兰娜认为，信仰上帝就是信仰善，就是相信善比恶的力量强大得多，善终归要战胜恶。对于斯维特兰娜来说，斯大林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和值得珍惜的精神遗产，只有不堪的回忆。是基督宗教的信、望、爱的精神，使斯维特兰娜的灵魂和肉身得以拯救，有所依归；教堂里管风琴深沉的乐声，唱诗班纯净虔诚的圣咏，经堂中摇曳的烛光，都给了斯维特兰娜新的力量和信念，温暖着她疲惫已久的心。１９６３年，斯维特兰娜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村庄用三十多天时间以书信体写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记述了她的父母亲、她的家庭和她所见所闻的苏联社会的许多重要事件。斯维特兰娜写这本书时的心情是沉重和痛苦的，她说： "凡是经历了战争、集中营、监狱，看见过20世纪极权主义给我们降下的一切苦难的人们，都不应忘记那些悲惨地、不公正地、无声无息地死去的受难者。……这都是些多么优秀的人啊！性格如此纯真，满腔热血，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连同他们自己一起被带进了坟墓。他们是早期革命的骑士，赞美革命的歌手，为革命而献身者，令人赞叹的苦行僧，革命的殉难者……千百万人被屠杀了，千百万智慧的明灯过早地泯灭了。这些苦难，是二十封信容纳不下的"；"在这些信里，我试图把我父亲灵魂日益沉沦的过程写出来，我写作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我本人的忏悔，它帮助我洗涤过去的记忆。……谁也不能剥夺我对'斯大林主义时代'有自己的看法的权利，我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这看法的，它是经过苦难和痛楚才获得的，它是经过泪水洗涤的……" 1967年，《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美国出版，扉页上印有斯维特兰娜的题辞："为了纪念我的母亲。"这是她献给母亲的一份悲凉的祭奠。此书有两个中译本，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版，赵洵译；一是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５月出版，王作民译。两个译本均系"内部发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广泛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