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８０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各国外交使节、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也在邀请之列（这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可谓盛极一时。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１８９４－１９７１）。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４年任苏共第一书记；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４年任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６４年被解职。 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以下称"新纲领"或"新党纲"），对这个"新纲领"，赫鲁晓夫称之为"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他宣称，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已经成为"全民民主国家"，接下来的任务是：苏联要在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谁要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他说：请读读我们党的新纲领吧。"（见《苏联和未来》，以下引文除另注，均出自此书）赫鲁晓夫把这个"新纲领"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除了想沾马克思恩格斯的光，为自己的政绩吹牛皮，还别有用意，他是想向西方表明，"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磐石一般"。其实在这个时候，共产主义阵营已经严重分裂，中苏关系更是紧张冲突。就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与会者都知道，这是在向毛泽东和北京的"兄弟党"发冷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反击："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为了表示不满，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了北京。接下来，"代表大会的后半场戏就变成各国共产党发言者决定他们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由左至右）的演出了。其中，大多数党都支持莫斯科"。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中两党的分歧日趋严重，论战一触即发。早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政策等问题上就开始出现分歧。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正式提出批判"修正主义"。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回答苏共及其兄弟党的攻击。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涉及一系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问题和中苏两党的分歧，建议双方"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举行会谈，"寻求巩固兄弟党友谊的途径"。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阐明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苏共的来信"完全颠倒了是非"。７月１４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指责中共对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以来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中共的行动是"不友好"的，"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至此，中苏两党冲突激化，已不可调和。为了反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九评"），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３月出版。年７月１４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１９６５年３月，人民出版社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为书名结集出版，此即著名的"九评"），论题的内容相当广泛，如中苏两党的分歧、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否社会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分裂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假共产主义等，涉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世界革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对赫鲁晓夫政府的"新纲领"提出质疑，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论战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５年底，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九评"作为"战斗檄文"，其文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共领导人吹嘘，"新纲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希望通过这个新纲领，消除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负面形象，营造一种新的政治气氛，指明今后（至少二十年内）苏联要走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新纲领"对未来作了很多许诺和憧憬，但最重要的一点并没有忘记告诉人民，决定每个人的政治意向和物质需要的仍是党和国家，而不是每个人自己。因此，为了保证"新纲领"的切实执行，苏联党的统治要继续存在下去；它要求苏联人民认识并接受这种现实，不要幻想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方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诺将赐给人民丰富的物质利益，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主义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承认人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承认苏联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政体，但又画地为牢，承认现实而不彻底改变现实：既要批判斯大林主义，又不能矫枉过正，只能在"新纲领"的约束下亦步亦趋。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固然行之不远，但起码允许"修正"现实。 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却不容许人民质疑这种社会现实，更不能对他的一言一行表示怀疑。斯大林为了牢固地驯服苏联人民，大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亲自使用一切可以想像到的办法来助长对他的颂扬。"《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也是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说："多年以来，甚至表面上的'集体领导'也没有限制住斯大林的专制，而对他的个人迷信甚至达到了难以想像的荒谬程度。他被说成是人民的父亲，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劳动人民的朋友和导师，人类的光辉太阳，给社会主义以生命的力量。诗歌和文章，报纸和书籍，公开的演讲和党的决议，文学评论和科学论文，所有口头上的和文字上的表达，都充满了这些崇拜的称号。其实比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几位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信徒，斯大林对人类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说君主专制是靠上帝的恩赐来进行统治的话，斯大林就是靠历史的恩赐来进行统治的。他被尊为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国家以其骄傲的崇高地位，据认为是居于其余人类社会之上，但却拜倒在他的脚下。"①斯大林强迫苏联人民同意他所实行的个人独裁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制度，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会被关进集中营，或者被当作阶级敌人枪毙。"斯大林最喜欢的'政治'武器是--让'罪犯'自己坦白，准确地说是在刑讯、杀戮和恐吓的影响之下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斯大林大肆镇压所谓反对派和他们的领袖人物，被镇压的人不是成百、成千，而是上百万。"（［俄］伊利扎罗夫：《斯大林：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中的人物特征》，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1938年，在斯大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无数次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整个党的宣传机构都参与了该书的编写工作。列宁时代的许多重要历史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编写，准确地说，是篡改。这是一个"钦定本"，很多内容都"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意愿"。于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对斯大林的"赞美诗"，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元勋成了"阶级敌人"。"列宁最初提出的接班人是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的对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人尽力使斯大林厌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联合起来一起排挤了党内的'异己'，由此经常说的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然而所有人都失算了，斯大林已把党和国家机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渐地，他变成了'朕即国家'。'斯大林主义'是'朕即国家'的'创造者'。'朕即国家'创建了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不仅仅是社会的基础机构从属于他，整个国家的物质、精神以及文化领域都从属于他个人的意志，国家或者党雷巴科夫的小说和国家机关（包括教会）完全沦为他的工具。不论他被称作什么，或领袖，或独裁者，或皇帝，或总书记，他都通过恐怖手段、阴谋加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堕落等所有可用的手段使别人完全臣服于他。达到这一切的个人不仅获得了对国家机器和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可以对国家的所有成员进行监控。他的权力是如此的不受限制，以致他不仅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社会意识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东西，比如历史，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规划未来，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现实结果。"斯大林主义证明了可以在"朕即国家"的范围内对数以十亿计的人民进行严厉控制的可能性，"斯大林证明了一个远称不上是天才的个人的意志就可以使历史臣服于自己，他也证明了在社会工程学中无任何道德和美学标准的限制。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就是斯大林主义。……在1923-1924年，短时间内党和政府机构都支持了斯大林，也就是当时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斯大林在成为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权力。'斯大林对党的机构和其他社会阶层进行驯服和改造，使其成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或赫鲁晓夫等人如同奴隶一般带着爱戴之情为斯大林效劳，而且毕生都对他充满恐惧。他们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是新时期的国王斯大林的奴隶；他们不仅是社会现实中的奴隶（斯大林在对付他们时毫不留情，而且随时可以置他们于死地），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奴隶。……斯大林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者，这种形式主义也波及到国家、政治和科学创造等方面，使得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饥荒连年。国家由此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所有人，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在集中营的，都必须重复这种荒诞，直到对其不再相信。……形式主义一劳永逸地成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学生的呆板公式。党的会议是形式主义，组织的群众集会是形式主义，法庭的诉讼程序是形式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形式主义。甚至连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由他空想出的世界中度过的，也就是在由他所创造的一个平淡乏味又充满恐惧的世界中度过的。在这个世界中自始至终真正地完全自由地活着的就只有它的创造者，他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中的人物特征》） 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的当天（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大会作出一个重大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红场的列宁陵墓中迁出，另外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随后，苏联各地陆续拆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矗立在伏尔加河-顿河畔的巨型斯大林铜像也被送进熔化炉。赫鲁晓夫试图通过物质上的"去斯大林化"，以消除斯大林的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主义不但没有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彻底"化掉"，而且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卷土重来。 苏共二十二大的关键是"新纲领"，"新纲领"的公布，引起了西方政治学者的极大关注。１９６３年，美国普莱格出版社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苏联和未来--对苏联共产党新纲领的分析》一书。这是一部政治论文集，由十多位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几位流寓西方的苏联学者）共同撰写，论题广泛而深入--意识形态方面：苏共通过新党章的前前后后，新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苏联的创作自由问题。国际方面：和平共处和革命，民族主义和民族，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经济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资，苏联农业和苏共纲领。政治方面：新纲领中的党和国家，苏联的国家是否在消亡。其他方面：教育和新纲领，苏联武装部队和新纲领，苏共新纲领是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南针，等等。本书主编伦纳德·夏皮罗（伦敦大学政治学讲师，著有《独裁政治的起源》、《苏联共产党》等书）写了一篇题为《从乌托邦到现实主义》的引言，分析了"新纲领"所产生的理论背景，指出"新纲领"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但已经开始抛弃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正视现实总比生活在一个幻影中的世界要好"。在主观上，赫鲁晓夫为了撇清自己与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关系，在１９５６年作了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后来又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陵墓，但他始终没有勇气毅然切断一直遗留在他身上莫洛托夫，强硬的反改革派代表人物。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脐带。就如伊萨克·多伊彻所说："斯大林的尸体已经从那个圣殿中撤出，他的名字已被抹去，但那些被斯大林的阴影缠身、并为他的政治遗产感到不知所措的后代子孙们，仍然无力摆脱和超越他，只能暂时地把他从记忆中忘掉。"②在客观上，苏共元老中的既得利益势力也不会坐视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走得太远。斯大林死后，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强硬的反改革派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确实起到很大的掣肘作用，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统治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斯大林所实行的那种恐怖手段同他的继承者的改革措施比起来，是一种安全得多的治国术"。莫洛托夫们想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逻辑：任何被怀疑对现行制度构成威胁的人和思想，都不容许有生存的空间，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将其消灭殆尽，俾统治地位固若金汤。而赫鲁晓夫的思路是：在保持原来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适可而止的批评，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一方面，莫洛托夫等人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跛脚改革"又陷入困境。夏皮罗没有对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作出直接的评判和预测，只是引用了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论述--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形是这样的：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一个毅然担负起安抚自己的长久遭受压迫的子民的君王，要想保存自己的地位，非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不可。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觉得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了。 当苏共二十二大"新纲领"颁布的时候，苏联已经处于它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赫鲁晓夫的政策引起的问题正在变得尖锐起来"，在所有的问题中，制度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制度是严厉的，不让批评者讲话；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指出个人迷信是一种政治上的邪恶，导致国家和人民遭受沉重的灾难。为了换取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不得不许下改革的诺言，表示同斯大林主义划清界线，并为苏联的发展制订了"美丽的蓝图"；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会遇到多大的阻力，苏联的未来是何等模样，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