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既要对付外敌，又要清除形形色色的反对派，苏俄进入内战和抵抗协约国武装干涉的艰难岁捷尔任斯基（1877-1926），"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残酷镇压党内外反对派。 月，同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当尘埃落定，俄罗斯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为了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已心力交瘁，然党内外仍充满不稳定因素。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在镇压了党外反对派之后，又在党内进行清洗。１９２１年，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约７３万，１９２３年减少到不足５０万，两年间，约占当时党员总数三分之一的二十多万党员被划分为各类"异己分子"被清除了。通过一次大的"外科手术"，剪除了党内反对派和冒谏者，以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俾内部的声音保持高度一致。列宁逝世前，党内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斯大林的权力欲表露无遗。"列宁在他的晚年认为，斯大林是集权主义者、官僚主义的核心人物斯大林 或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偏向的人。为了遏制斯大林，列宁在反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要求托洛茨基予以合作。"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同盟，"三驾马车"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是托洛茨基。在他们的眼中，托洛茨基是机会主义分子，迟早在清洗之列，只是碍于列宁还在世，且托洛茨基是革命元勋，位高权重，如日方中，列宁又对其寄予厚望，故不敢造次。但此时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宁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此，托洛茨基自有解释：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工作方式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列宁充分了解并能够尊重我的这一特点。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受人支配。……这样，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在我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列宁的助手们就觉得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特别密切。……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列宁需要的是听话、能够做具体工作的助手，而我不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我为列宁没有让我去做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绝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明确评价。 托洛茨基这番话是否别有衷情，且不去考究，但已暗示他与列宁之间常有分歧。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斯大林已有觊觎最高权力的迹象，托洛茨基感觉到个人独裁的危险性，他把个人独裁视为"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就如多伊彻所指出的，列宁逝世后，"个人独裁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独裁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之内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力量。个人独裁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托洛茨基一向瞧不起斯大林，在他眼里，斯大林"政治视野极其狭隘，理论素养低得可怜。在他那本叫做《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中，有大量的低级错误。……他是一个缺乏创造性想像力的顽固的经验主义者。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他充其量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斯大林主义首先就是革命衰退阶段机械性的机构的产物"。但他又补充说："斯大林是我们党内最出色的庸才。"托洛茨基未免太小看斯大林了，偏偏就是斯大林这个"二三流的政治角色"，后来把一流的政治理论家托洛茨基给撵走了。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党内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要求用"党内民主"取代"书记处官僚主义"。４６位老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此即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这时候的俄共（布）中央，派系复杂，有所谓托洛茨基派、斯大林派、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以及布哈林派等。托洛茨基派遭到斯大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多数派）的强力反击。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逝世。托洛茨基是这样评价列宁的： 我把列宁同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清楚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其中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爱戴和敬仰之情。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同时又是那么不同。对我而言，他们是人类巨大精神财富的两座高峰。……在列宁的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衡量人的个性的最高尺度。 这样的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托洛茨基又总结自己与列宁的关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造成了我与列宁持续几年的决裂。今天，再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并不因此而遗憾。我重新回到列宁身边比其他许多人要晚得多，但这确实是我在走过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选择。与那些把列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都奉为圣旨的"信徒"们相比，我重返列宁身边的态度更加坚决和郑重。从1902年至1923年，这两点之间整整经历了两个十年的时间。最初是合作，然后是激烈的派别斗争，后来又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的合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尽管我和列宁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反题时期，但列宁对我的态度仍然是"伦敦时期"的（指最初的友好合作--引者）；这意味着，他对我的态度是热情支持和充满友情的，但这已经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了。 列宁去世后，俄共（布）中央各派系展开激烈的争夺最高权力的角逐，托洛茨基反对提升斯大林，两人的斗争白热化。托洛茨基既然充当了党内反对派的角色，就必定不为斯大林们所容，斯大林亲自制订了围剿托洛茨基的计划。１９２５年１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重要职务，只给了他"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等几个闲职，使他逐渐远离权力圈。在当时俄共（布）中央的权力斗争中，"敌我关系"随时会发生变化。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之间，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结成同盟，与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被"斯-布联盟"击败。１９２７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１９２８年１月，托洛茨基与妻子、儿子一起被流放到苏联中亚地区（未跟随流放的女儿被开除出党并解除工作，６月在莫斯科病逝，年仅２６岁）。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不断与反对派保持联系，伺机东山再起。１９２８年下半年，"斯-布联盟"分裂，从此开始了斯大林专权时代。斯大林执政后，实施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计划，一举把２０００万俄罗斯农民连人带财产赶进集体农庄。托洛茨基说，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是"朕即国家"的时代，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朕即社会"的时代。同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已被斯大林所把持的联共（布）［早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俄共（布）"已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始终不渝的反对派的立场和态度：国家政治保卫局奉命作出决定，要求我停止所有政治活动。否则，将会改变我的生活条件，以使我完全脱离政治生活，甚至会考虑改变我的居住地点的问题（暗示流放出国--引者）。托洛茨基说： 斯大林执政后，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对于那些企图把我的这些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的人，我要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控诉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控诉他们损害世界革命的利益、背叛十月革命的传统……的罪行。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苏联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放弃反对令人窒息的专权制度的斗争。……反对派尽管目前貌似弱小，但它的伟大的历史力量源于，它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脉搏……能够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做准备。 列宁在"遗嘱"中所说的那个"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他今天这些品性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它假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名义给反对派罗织"通敌"的罪名。……他们使用暴力对那些忠于十月革命传统的优秀布尔什维克从肉体到精神进行摧残和折磨。……为了彻底灭绝反对派，斯大林打算以集中营来代替流放。……我早就预见到今天对我的"宣判"，但我绝不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而奋斗；我们要把自己的使命进行到底。 对于托洛茨基的控诉，斯大林不屑一顾，下令彻底隔绝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此时的斯大林，已消弭了布哈林派、季洛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自己的威胁，森然柄政。托洛茨基的厄运来临了。 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０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向托洛茨基下达"判决书"-- 经审理：公民列夫·托洛茨基一案被定为反革命案件，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非法组织的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如下：将公民列夫·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要求托洛茨基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托洛茨基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我宣读了判决书，该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托洛茨基说："我之所以把这一判决称为是犯罪的，是因为它说我在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这显然是一派谎言。斯大林需要以这种谎言为借口把我驱逐出国，而这本身就是对苏维埃政权根基的最恶毒的破坏。" 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０日深夜，斯大林将对他构成主要威胁的政敌托洛茨基（包括夫人和长子）驱逐出境。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它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托洛茨基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流亡，竟是与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俄罗斯永别。在被押解出境的途中，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强烈谴责斯大林及其同伙，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国之路。"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