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开端即说，中国在公元之前，即已经历过西方(实即西欧)自中世纪到现代的经济体制演变之历程，主要是西周到战国的由封建制度移向重商主义，再有汉初的资本主义萌芽。自汉武帝干预经济活动后，在经济变动趋势上，另成一种格局，或可称之为政经制度交互影响过程中的(闭塞集权)大国事例，以别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小国事例。 图2-1中的大国政治制度，对于人口的敏感程度远大于对产出的关心程度，所以，图3-1中，将人地比例视为决定政治上“分”与“合”的主要因子，这当然是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处于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缓慢，以致人地比例的变化就影响到农业劳动生产力，从而影响到人民基本生活(图2-1中政治制度线的涵义)，随而决定政治上的“分”与“合”。于上节，自秦代起，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五大阶段，即三个一元体制时期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这在体例上，虽可树立一个鲜明的系统，但于撰写过程中，却至少要面临三个问题：一为中国历史并非始自秦代；一为阶段的划分，难以作为组织史料的完全依据；一为在史的演进上，如何作“一以贯之”的阐释。 针对第一个问题，本书将在“第一次一元体制：秦汉时期”以前，再加上一个时期，那就是“古代社会”。在这古代社会中，不仅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还要包含西周及以前时代。就作者个人原始观点，古代社会应自唐虞起，其理由可见崔东璧之言崔东璧，《考信录》，《唐虞考信录·自序》。：《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平于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后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于是乎始。其后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虞舜，子产述道统亦始于虞舜。按崔氏具有近代罕见之锐利批评眼光，其研究古代素有抹杀癖，他既认定唐虞起为信史，当然可靠。其实，崔氏所据，乃是孔子与孟子的看法，而孔孟述史之始于唐虞，一方面乃是由于流传之确切史料，另一方面，则肯定尧舜为我国道统之祖。 但是，很多史书(包括早期的《史记》，以及当代的中国文化史与经济史)均始于远古，是以，本书在古代社会中，不得不表述“传说时期”以聊备一格，但附以近年考古资料，尚可予以补充。循此，古代社会一编中，将包括三章：一为原始社会，含传说时期、唐虞、夏商三节；另一章均为周代，由封建制度到重商主义，历述西周、春秋、战国之经济演变过程。以下则为五编，分述1.第一次一元体制：郡县制度——秦汉；2.第一次多元体制：坞堡经济——汉末至隋之统一；3.第二次一元体制：府兵制度——隋唐；4.第二次多元体制：区域经济——天宝之乱至元之统一；5.第三次一元体制：中央集权——元、明、清。其所谓一元体制即是政治上的“合”，亦即大一统时期；其所谓多元体制，则是政治上的“分”，是分裂时期，政治中心不止一个。纵然是“分”，亦是一个大国之中的分治，而且各个政治中心均具“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汉高祖“求贤诏”)之雄心，以致仍可视为“大国”，但彼此竞争。这种由“合”而“分”，是因人地比例过大，民不聊生，不得不揭竿而起；战争使人口锐减，人地比例缩小，再经由其他(充分)条件，使天下再由“分”而“合”。但这只是经济条件(并不一定是经济制度)变化，导致政权的更迭，而非政治制度的变动。 这五大阶段各附标题，旨在标示各该阶段的政经社会特色，“郡县制度”是表示秦汉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行使统治权，但是自元代建立行中书省后，其“中央集权”程度，又远迈秦汉；至于隋唐，虽然仍是集权，但其专制程度略减，故以“府兵制度”表示其兵农合一。魏晋南北朝的“坞堡经济”，在经济层面颇与庄园制度类似，而中唐至两宋，由于时代的进化，致使经济活动空间扩大，形成“区域经济”。 在撰写上，是将五大阶段各成一编，每编包含三章：首章析述此一阶段的特色；次章述及社会环境与政府角色；最后一章则是描绘其产业与经济发展成就——只不过在第三次一元体制(元、明、清)这编中，另增附录，以说明鸦片战争至清代覆灭期间之演变，这段期间虽短(只有七十年左右，不足成为一编)，但却是石破天惊的大时代，故须特别处理之。大致说来，后两章是分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观察各该阶段经济变迁情况，其中业已涉及很多非经济因子，而首章更将涵?政治与社会等方面情况，这主要是采取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以致很像时下所称的“大历史”(macro-history)写作方式。事实上，将“大历史”冠于一般历史著作的写作上，是不太适切的，盖因历史本来就包罗万象，只有在诸如经济史等专门性历史，才用得上“大历史”的写作方式。以经济史来说，由于要掌握经济演变的全貌，势必要运用有关的政治、社会等情况同时观察之，这就是孔德(A.Comte)所说的，“由于每个科学是包含在错综的事实之中，故若将各别观察予以完全孤立，则将没有科学”引自F.Copleston S.J.,A History of Philosophy(Reprinted in Taiwan),vol.LX,p.85。。 至于如何组织史料，除第一章第一节的史学方法，可供参考外，还可从西方经济史著作的观摩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A.P.Usher以为经济史的移动，乃是物质资源，为利用这些资源而发展出来的技术，以及社会制度等交互运动A.P.Usher,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1929),Ch.1.；H.Heaton于其经济史定义(见第1章第3节)中，非常强调“制度”的影响力，分从自然环境、技术条件、社会与经济制度三个角度，撰写其《欧洲经济史》；诺斯则认为经济史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技术、人口，以及社会的意识D.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W.W.Norton & Co.,1981),p.1.。 纵观这些学者撰写经济史的方式，有些近似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一般的经济发展学书籍，除介绍经济发展定义暨测度以及重要发展模式外，主要包括社会环境、要素、产业、政府角色四大部分。社会环境包括文化背景，社会秩序，甚至包括泛结构性投资(包括教育、交通及水利等)；生产要素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科技与工商组织；产业不外初级产业(农林渔牧矿)、次级产业(主要为制造业)与三级产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以及各种服务业)；政府角色是强调政府在经济设计与制订政策上的功能，当然亦涉及其财税暨金融两大政策工具。是以，本书对于上述五大阶段的撰写，在史料的选择与组织上，主要是从社会环境、政府角色、生产要素、各级产业四个角度掌握之。 因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动机，因而农业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史演进的目标，所以，本书每一篇均列有专节以描绘此一期间一般人民生活情况；且因从第2章(2.7)式看来，得知劳动生产力之提高，科技与技巧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每篇第二章尽可能涉及科技之发展、教育训练制度及行会组织。 本书虽曾于第2章揭示一些理论架构，例如制度因子、演变趋势等，但在写作上，要忠于客观史实，而不可削足适履，以致在表面上似有出现断层之虞，故特于各篇有关部分另辟一节，以印证这些理论架构，希能一以贯之，并扩充为对各该时代或阶段的财经得失。该节于很多地方，是使用制度成本观念加以分析。 翦伯赞于《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之部》的序言中说：“中国历史之科学研究，其自上而下者，大抵皆停止在殷周阶段；其由下而上者，则又皆停止于鸦片战争。自殷周而后，迄于鸦片战争，这两千余年的历史，则尚有待于详细的研究。”本书主要部分——即对五大阶段 的描述，就是在于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亦即向翦氏所说的“中国历史学上的荒原”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