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史研究者很少不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因为此一史观“比其他任何学说在鼓励人从事经济史的思维和研究的工作，更有功劳——尤其是在德、意、俄三国”克拉彭（连士升译），《论经济史的研究》，《食货半月刊》2卷8期。。这一情况在我国亦是如此，例如王瑛在其《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一文中，就认为“研究前的理论准备”，以“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为首要条件《食货半月刊》2卷4期。。 但从上章分析，已知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欧等面积较小国家，而中国历代(在民国建立以前)，在大多时间里，则是闭塞而中央集权的大国。再就作者个人研究言，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在中国历史上找到若干佐证，譬如《周礼》秋官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其所谓“治民之约”，依郑注，就近似社会契约；再于《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晋国韩宣子所云：“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亦显然有社会契约意味。战国前人民与政府之间既然出自契约关系，岂能视为奴隶社会侯家驹，《社约论的中国史证》，《文艺复兴月刊》156期。。 中国是一大国，且于汉武帝以后，经济史的进展，是或多或少地具有循环性参阅嵇文甫，《对于长期封建论的几种诘难和解答》，《食货半月刊》5卷5期；钱公博，《中国经济发展史》(文景出版社，1974年)，页2。，或曲线式，并非直线单向，以田制为例，莫非斯于其《中国循环过程之研究》一文中，就认为“是表现循环过程了”，这种循环过程大致上分为四段引自丁道谦，《由历史变动律说到中国田制的“循环”》，《食货半月刊》5卷3期。：大屠杀，人口少，土地问题无事。 休养生息，土地兼并开始。 土地问题紧张，限田运动纷起。 限田运动失败，农民暴动勃起。 其实，这是经济上人地比例变化所引发的政治上一治一乱之循环，在集权大国，经济制度变化虽然不易引发政治制度变动，但当民不聊生之时，却足以推翻政权而改朝换代，但因保守闭塞的大国，这些改变只是政权的更迭，而非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异。 桑巴特(W.Sombart)虽然被认为是马克思阶段论的遵奉者，而在其《近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直线单向方式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克拉彭（连士升译），《论经济史的研究》，《食货半月刊》2卷8期。 。但是，对于冗长的历史过程，他却采取部分性曲线单向阶段论，以经济的民主政治与经济的专制政治之交替，来解释欧洲经济史，他说 ，“下列的史实，可以显示(至少在欧洲的经济生活上)这两种制度有规则的更替的步伐”桑巴特（连士升译），《经济理论与经济史》，《食货半月刊》1卷8期。：1.经济的民主政治：如欧洲所通行的原始经济秩序；2.经济的专制政治：如游牧时代所通行的经济秩序；3经济的民主政治：如农村社会；4.经济的专制政治：如庄园制度；5.经济的民主政治：如手工业制度；6.经济的专制政治：如资本主义。 仔细观察桑巴特此一阶段论，由于是民主与专制的交替，以致在形式上像似循环论，但因后一专制下的经济特质并不与前一专制雷同(民主亦是如此)，所以，在实质上，这不是循环，而是曲线单向。再者，他是借用政治上的名词：“民主”与“专制”，来解释经济阶段，亦颇有启发性，因为经济学原来就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而且，在集权大国的经济生活中，政治更具影响力。 中国经济史上阶段的划分，当然不能以朝代为依据，可是却不能否定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由于自秦代起，中国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国，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中国历史大势，是像《三国演义》第一回劈头所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于经济生活深深受到政治情况的影响，所以，分裂与统一之交替，亦可以像民主与专制之交替一样，用来划分中国经济史之阶段。不过，“分裂”与“统一”，政治意味过于浓厚，不适于作为经济阶段划分之标准，是以，拟以“一元体制”表示“统一”，再以“多元体制”代表“分裂”。此所谓“一元”，是因为在大一统的政府下，除政令统一外，有关经济法令及制度，亦是全国一致的；至于“多元”，则是由于分裂下，政治中心不止一个，以致经济制度亦呈多元性。 先秦时期，是一种松弛的共主制度，谈不上分裂与统一，是以，中国经济史阶段之划分，是以秦统一天下为始，由此，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一、第一次一元体制：郡县制度——秦汉时期。 二、第一次多元体制：坞堡经济——始于后汉末年，迄于隋之统一。 三、第二次一元体制：府兵制度——隋唐时期。 四、第二次多元体制：区域经济——始于唐玄宗天宝之乱，迄于元之统一。 五、第三次一元体制：中央集权——元、明、清代。 这五个阶段是以政治上的“分”与“合”来划分的，所以，三次的一元体制下之特质(例如“郡县制度”等)，亦偏向于政治性，这是由于我国处于大一统时期，经常有经济的专制政治意味，显示经济活动更易于受到政治力量的支配。 这种经济阶段的划分，虽是基于政治上的“分”与“合”，但政治上的“分”与“合”，在基本上是决定于经济因子。关于这一方面，莫非斯的循环四段论，可以作为一部分解释。其实，莫氏的论点，可用人地比例说明之——这在于精神上，是与图2-1及图2-2一致的。所谓人地比例，实即人口数量(P)与农地面积(N)之比例，其数学式为P／N：此一比例变大，就会使“土地问题紧张”，终因民不聊生而发生战乱，使国家趋于分裂；其后，由于人口锐减，此一比例变小，每人所得提高，渴思社会安定，终而导致统一。易言之，人口压力是农业静态社会扰乱均衡的主要因子，Hicks亦持此一看法J.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Ch.2.。由于土地意味自然资源，诺斯亦曾将人口与资源间基本紧张关系，视为经济史中心D.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W.W.Norton,1981),pp.13-14.，所以，将人地比例作为政治上“分”与“合”的对应，在经济史的撰写上，应是正确的。 我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国土面积变动不大，以致人地比例之变化，主要来自人口方面。就第一次一元体制中，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人口为21007820人，人地比例当然很小，到了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人口增为56486856人(《通典》)据《汉书R26;地理志》，前汉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为59594978人，是为极盛，致有赤眉之乱。，人地比例增加一倍半以上，以致酿成黄巾之乱，使国家由统一而分裂。第二次一元体制初期，是采取授田制度，据敦煌户籍《唐户籍簿丛辑》，《食货半月刊》4卷5期。，武后长安元年(701年)，所见(敦煌县效谷乡)三户已受田占应受田之比率分别为59.23％、13.74％与32.47％，简单平均为35.15％；到了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敦煌县龙勒乡十四户中，此一比率，最高为58.49％，最低为0，简单平均为27.97％若按实际数字，大足元年，此三户应受田为443亩，已受田为141亩，后者占前者之比率为31.42％；天宝六载，应受田为8721亩(其中两户为上柱国之家，应受田各在3000亩以上)，已受田为842亩，后者占前者之比率仅为9.65％。可见此二年度，此一比率之悬殊。。另据《文献通考》，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有户6356141家(人口不详)据《通典》，太宗贞观初，户不满300万。，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则有8914709户，52919309人，若就户数言，五十年间，增加40％以上。是以，无论从户口还是已受田占应受田比率看，都显示在天宝间人地比例在急剧上升，以致纵然没有安史之乱，亦可能有战乱发生，甚至导致分裂。 至于由分裂走向统一，固然是由于人地比例缩小，每人所得提高，渴思社会安定之故，但这只是必需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此处充分条件，乃是表现于蒋百里所说的生活(经济)条件与战斗(国防)条件是否一致上。蒋氏在这方面曾创一个法则：“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蒋百里，《国防论》，第一篇第一章。是以，在群雄并立或二雄对峙的分裂局面之中，若有一雄之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而其他对手的条件为“相离”或“相反”，则可趋于统一。自秦代起，三次统一皆可循此而加以说明。 秦国能统一天下，是得力于孝公时商鞅所实施之农战政策，亦就是“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R26;算地》)，使经济与国防合一，此所以荀子于《议兵篇》中，虽然说到“齐人隆技击”与“魏氏之武卒”能“操十二石之弩”，但却认为都赶不上秦国农战政策下的“锐士”。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开始均田，西魏承之，北周太祖为相时扩大授田，有室者受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隋书R26;食货志》)，并仿《周礼》置六军，建立府兵制度(《文献通考》)，是以，隋文帝受禅后，就凭借这种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基础，统一南北。“蒙古人的马”，是蒋百里认为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在天然上一致莫非斯于《中国社会史分期之商榷》(《食货半月刊》2卷11期)一文中说：“循环期并没有二十四期之多，而只是十个，那便是：1.春秋至陈胜吴广兵起——战国期；2.陈胜吴广兵起至新市兵起——西汉期；3.新市兵起至黄巾兵起——东汉朝；4.黄巾兵起至隋之统一——两晋朝；5.刘渊兵起至沿江兵起——隋朝；6.沿江兵起至王仙芝兵起——唐朝；7.王仙芝兵起至元之统一——宋朝；8.金兵南下至方国珍兵起——元朝；9.方国珍兵起至李自成兵起——明朝；10.李自成兵起至太平天国——清朝。”莫氏之说，实有若干谬误：其所谓“二十四期”，可能误以二十四史是代表二十四个朝代，其实自春秋起，朝代并没有二十四个；刘渊起兵与元之统一，都不能视为农民暴动；“黄巾兵起至隋之统一”，应为魏晋南北朝，而非“两晋”所能概括；“金兵南下”应为“元?统一”。的例证之一(另一为“维京人的船”)，加上金与南宋之积弱，所以，又能使天下统一。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虽有经济成分在内，但仍只是统一的充分条件，其必须条件则更主要落在经济面，即缩小的人地比例，而人地比例之扩大，亦为分裂之必须条件，其充分条件则与部族对峙或分立之所需有关。是以，可借机何图形说明人地比例与政治上分合之关系——此一说明是显示于图3-1。 该图的第一象限，以“统一”与“分裂”分列纵横两轴；第三象限的纵横两轴，则分别为“人口数量”与“农地面积”。此二象限中的45°基线，将各别象限分成两个区域；第一象限中45°基线与横轴构成“趋向分裂”状况，其另一区域则为“趋向统一”；第三象限中，纵轴与45°基线围成之区域，显示人地比例偏高，另一区域则代表较小之人地比例。是以，若一定之人地比例落在第三象限中任何区域里，就会成为一点——例如在A″点，人口为OA′，农地只有OA，表示较高的人地比例，经由此点对45°基线作并行线，必然落在“趋向分裂”之区域内；循此，经由B″点所作之并行线，必然贯穿到“趋向统一”区域。若是此一并行线与45°基线合为一，则此时的人地比例是最适的。 这种用经济条件解释政治上的“分”与“合”，再以政治上的分与合，来划分我国经济史之阶段，虽然有些近似莫非斯观点，但有很大的不同：1.莫氏以为我国经济史是循环性，作者则认为是曲线单向；2.莫氏以农民暴动结束上一循环，同时开始下一循环，作者则只认定“分”与“合”为划分阶段之标准，而且不以农民暴动为惟一因子；3.自春秋起，莫氏分为十个阶段，作者却自秦代起，只分五个阶段自(3.1)至(3.9)式，是来自学生卢文吉构想。，而且并非每一阶段刚好包括莫氏的两个阶段。至于为何要用人地比例来说明经济荣枯，可用农业劳动平均生产力(E)说明之。 假定于闭塞经济中，人民可选择的就业机会，是农业与非农业，是以，人口(P)可分为二部分：一为农业劳动(LA)；一为非农业劳动(LN)。即 P＝LA+LN（3.1) 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占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θ＝LA/P1-θ＝LN/P(3.2) 或 LALN＝θ1-θ(3.3) 再令农业产出为Q，则农业劳动平均生产力为 E＝Q/LA(3.4) 是以，农产品供给为Q＝ELA。 在另一方面，假定农产品需求为PC，此处，C为人民对农产品的平均消费倾向(APC)。 于农业市场均衡时，则其供需相等，即 ELA＝PC(3.5) 是以， C＝LAEP=θE(3.6) 或 θ＝C/E(3.7) (3.7)式是甚为重要的方程式，盖因将农业人口比重和人口对农产品的APC及农业劳动生产力三大因子联结在一起。对该式先取对数再微分，得 ηθ＝ηC－ηE(3.8) 意谓农业人口比重增加率，是农产品消费增加率与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率之差。且从(3.2)式，知θ＝LA/P，故知 ηθ＝ηLA－ηP(3.9) 意谓农业比重增加率，是农业劳动增加率与人口增加率的差额。 近代经济发展的经验，是要求农业劳动向非农业部门移转，是以， (3.9)式显示经济发展的三种可能性： 若ηθ＞0，则ηLA＞ηP，发展注定失败： 若ηθ＝0，则η LA＝ηP，发展将会停滞； 若ηθ＜0，则ηLA＜ηP，发展将会成功。 至于为何如此，则可从(3.8)式看出，意即ηθ＜0时，则ηE＞ηC，意即农业人口比重是和农业劳动生产力成反向变动，此一情况可从(3.7)式明晰看出。 若是农业生产函数为Q=ALαK1-α，此处A为技术参数，K是土地，α是分配参数，则 E＝Q/LA＝AKLA1-α(3.10) 其中K/LA正是定义的人地比例的倒数，在古老的闭塞经济中，技术进步缓慢，以致农业劳动生产力主要取决于每人可耕土地面积，而土地面积是有限的，以致农业人口的增减，实乃左右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最主要因子。且从(3.8)式看，只有在农业生产力增加得比农产消费快之时，农业人口比重增加率才为负，亦才可促进经济发展，盖因只有在如此情况下，社会才可出现农产剩余，用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投资。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时人口减少，而且政府统制力量趋弱，人民可以任意向非农业部门发展，例如第一次多元期间，除县外，乡镇亦可立市，所以，θ为之降低；但合时，人口增加，政府统制力量强，干预经济活动与重农轻商，所以，在隋唐时代，就将南北朝时期发展出来的乡之市取消，规定一县只能有一市，以致多增的人口只好务农，导致农业人口增加，终而导致经济发展失败，使政治亦走向多元。易言之，中国在分时经济发展情况较佳，譬如第一次多元体制时期，导致南方的快速开发，以及海上丝路的拓展；第二次多元体制后期，南宋在南方创造了经济奇迹；相反地，中国三次资本主义萌芽机会中，有两次是在一元体制下为政治力量扼杀(另一次为南宋时期)。一次是汉代文景之治下的资本主义，但遭汉武帝一人专制政权所扼杀；另一次是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于长江流域一带，但为神宗派出之矿监与税监等苛征横敛及其后的三饷所镇压。甚至于另一次的资本主义萌芽，亦为一元体制所粉碎，那就是蒙古铁骑蹂躏的南宋经济。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元体制下均为中央集权甚或一人专制，以致有些像经济上所说的独占态势，而多元体制下的各政权，彼此竞争，故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武帝以降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业已脱离了经济史演进规律，成为典型的闭塞大国，其间虽有一元与多元体制之分，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半封建与半重商的社会。其所以称为“半封建”，是从经济角度观察，主要是指自给自足的经济，例如皇家用品多为自给或自制，而非经由市场；一般农家更是如此，无疑是明代以前的大农庄或其后来租佃制度下的小农户，都是如此。其所以称为“半重商”，不仅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更因整个社会风气，是如晁错所云，“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违)。”（《汉书R26;食货志》）——晁错此说是对汉文帝而言，当时汉廷势力只可及十五郡，以致这种“上下相反”的情况，是由下层决定，从而出现中国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但自一人专制出现后，在政治力量高压下，难以出现市场经济，以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处于这种“上下相反，好恶乖迕”的矛盾局面，所以，一俟政治力量衰退或放松控制，则后重商主义时代的特征——资本主义即将萌芽。因此可说，“半封建”是意谓静态的农业社会；“半重商”是意谓政府干预人民经济活动，以及人民重商轻农之态度，此一态度又因外国势力之侵入而更变本加厉，致有殖民地化之倾向，从而有人将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半殖民地”，成为“半重商”的现代诠释。但为简便计，或可称之为“次重商主义”，以概括汉武帝至清末的两个期间之中国经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