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了下来。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纪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阳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一百式运输机。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1-1 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日本侦察机照片,走在前面的就是渡边广太郎。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九九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纪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一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中,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纪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着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 二 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1-2 全长16.1米,高4.3米,宽21.56米,起飞重量9.9吨,双发A-80RC空冷星型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航程三千公里。对比这种飞机被称作“巨型”在当时堪称名副其实。 而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 “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着《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イ式重爆”(イ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一百式“吞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它被击落的前三天,还曾经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1-3带有日军标记的意大利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 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 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イ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 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长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永不相交。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 九六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九六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着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1-4日本九三式重轰炸机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四百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 的九三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1-5日军重轰炸机乘员拍摄的中国空军战斗机。这架伊-15战斗机正在追赶日军轰炸机进行攻击。八一三战后,日军虽然认识到“战斗机无用论”的错误,但纠正它并不容易 ——现有战斗机的速度跟不上轰炸机,所以依然经常一起出发,轰炸机却先出现在目标上空,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而损失惨重。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 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九五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九五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 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1-6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日军期待的轰炸明星,真的那样能够耀眼吗? 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六个月为日本生产一千架BR-20的承诺。 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 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 三 抗战初期,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看法很矛盾。尽管德意与日本是盟国,但两个原因使他们难以取舍。一方面,蒋介石对“法西斯”颇感兴趣,与德意交往密切,包括蒋委员长经典式的防弹黑披风,都是希特勒的礼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德国顾问配备到营一级;另一方面,德意在中国也有他们的利益。比如德国重整军备中,中国江西省的钨矿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种利害让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前期并没有明确地站在日本的一边,甚至开战后德国还曾向中国交付大量武器装备。 老实说,尽管当时德国政府是法西斯,但德国人的民族性使他们的原则性还比较强。蒋百里在德国期间,和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德国高级军官、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决不出卖中国”的保证——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这些德国人的确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日本并没有从这个盟国那里得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 正同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中的表现一样,意大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很不可靠。 战前,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空军在洛阳的飞行学校,聘请的是意大利教官,在南昌的飞机工厂,聘请的是意大利技师。蒋百里到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亲口保证和日本的结盟关系不会危害中国的利益。 然而,真打起来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洛阳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在轰炸日本军舰的时候把炸弹扔到了岸上的租界里面——不是飞行员炸错了目标,是意大利人“有多少人入学,就有多少人毕业”的教学方式,使学员的技术难以经受实战的考验;南昌的飞机工厂开战不久就遭到空袭损失惨重。在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里,中国人意外地发现竟然有欧洲人的尸体——正是前些天中国人用美酒佳肴欢送回国的几位意大利技师之一,坐在日本飞机上面,来指示目标摧毁自己帮助建造的中国飞机工厂…… 至于那位下巴比簸箕还大的墨首相就更不用说了,相信墨索里尼同志的承诺,还不如相信那啥会在天上飞。 渡边广太郎没有吹牛,他在意大利期间,曾经与墨索里尼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通过这个关系,渡边想方设法得到了和墨索里尼会面的机会,参加会见的还有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等人。渡边在会见中利用他对墨索里尼的了解频频给这位法西斯老大戴高帽子,夸赞意大利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进步,并且提到日本对意大利先进军事技术的敬仰,对杜黑将军(意大利空军将领,战略轰炸的理论创始人)的崇拜……当然,如果墨索里尼首相可以批准向日本出售新型的重轰炸机,那么他在东方的声望将超越任何一个领袖(暗指包括希特勒),并且获得日本天皇个人的友谊。 天花乱坠的恭维、远方来朝的诱惑,让墨索里尼大为快意。老墨马上作出决定,帮助老朋友完成使命。价钱?价钱不是问题,慷国家或者公司之慨绝非一国独有,墨索里尼大笔一挥,飞机的价钱就打了六折,70架BR-20轰炸机卖了6000万日元(原报价1亿日元)——菲亚特公司不干?他敢?!谁说的谁去学习法西斯发展史三遍……这些飞机,加上菲亚特公司免费赠送的试验机1架,共计71架,从1938年1月开始,按照每月10-12架的速度交付。 1-7日本《航空情报》上登载的BR-20“イ式重爆”照片,在日军中它可是被寄予很高期望的秘密武器。 然而,日军纪录中,接收的BR-20重型轰炸机却一共72架。 怎么多了一架呢? 墨索里尼首相说了——以我私人的名义,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架专机作为礼物。 这就是用BR-20重型轰炸机为原型,取消武装,加以豪华内装修和卫生、通信系统改造的“天皇号”贵宾行政专用机。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让李浓用机枪打下来的那一架。 正因为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赠送并命名为“天皇号”的,因此,没人敢追究他的“大不敬”罪。 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陆军省给渡边广太郎和有末精三发出了贺电,认为此举解决了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大问题。 1938年1月,第一批12架日方采购的BR-20轰炸机运抵大连,意大利方面并派出博内萨上校为首的教官团和菲亚特公司的工程师十余人指导日方训练和熟悉装备。以后的两个月间,日方连续用这种轰炸机装备了十二航空联队的四个中队,以及独立飞行第三中队,积极准备将其投入实战。 日方表现得如此急切,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日本自己研制的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已经在1937年11月完成试飞定型。但,实战检验,却让日军感到对它颇有顾虑。 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比BR-20稍差,但比起现有日军轰炸机来说可算差强人意。于是,原型机试飞后,刚造出第一批生产型样机,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运到中国进行实战试验。 1938年3月8日,日军派遣第六十战队飞行员驾驶两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从彰德机场起飞轰炸西安。不幸的是,两机刚刚将炸弹投到西安飞机场,就遭到三架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的截击。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两架日机只得丢弃炸弹仓皇逃走。但刚刚飞临黄河上空,又有八架中国空军战斗机赶来截击(这是日方记载,没有找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空战的记录)——伊保重明军曹的飞机当即遭到集中攻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蟹讧一准尉驾驶2号机拼死格斗,依靠精湛的技术,才从战场飞回。 1-8驾驶试验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样机出击攻击西安的第六十战队第一中队队员合影,穿黑色上衣站着的,就是此战中阵亡的伊保重明军曹,他的飞机“光荣”地成为九七式轰炸机队第一个牺牲品。 1-9此战中蟹讧一准尉的2号机总算激战后返回彰德基地,只是机身上中了三十八发弹,这是该机尾部中弹部位的照片。 此后一段时间的战斗,九七式也接连被击落。其实,九七式初战不利,其原因很复杂,起飞护航的九五式战斗机飞错了路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乘员还不熟悉这种飞机,没有装甲、自卫火力较弱、武器有枪无炮、没有自封油箱等也是原因。但日军方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轰炸机实用还有问题。 一瞬间,加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典型心态,正在公主岭集中训练的BR-20成了日军期待瞩目的焦点。 应该说,BR-20重型轰炸机对日军来说,的确有很多可吸引人之处。其空前的载弹量和续航力,都是现有日机无法达到的,而可收放起落架、内置弹舱、部分飞机(包括天皇号)装备的自封油箱,都是日本飞机上当时还很少看到的先进技术。 日军甚至一面表彰渡边的谈判功绩,一面下指令给有末精三,准备增加购买100架BR-20轰炸机。 不过,这个订单,一直到有末卸任,也没有正式发出。 其原因,是进入战场之后,BR-20“イ式重爆”在实战中,并没有预期得那样厉害。 1938年3月,训练方酣的イ式重爆部队被严令从公主岭南下参战。迫不得已,只有已经基本完成了训练的独立第三中队六架飞机经过南苑进驻彰德机场。 不过,这六架飞机却迅速失去了战斗力,使这型飞机的参战,推迟了两个月。 因为什么失去了战斗力?国军空军的拦截?共产党袭击机场?飞行员闹了霍乱? 都不是,是因为彰德下了一场雹子。 外一篇 日本到底买了多少意大利轰炸机 在对击落天皇号之战的考证过程中,有两问题颇值得注意——日本当时到底从意大利买了多少架“イ式重爆”,也就是BR-20轰炸机。 我在文章中采用的数字是72架,而不久gundamzaku兄(西西河网友)提供了他的看法。 关于这订购数量,应该是日本订购了100架,而意大利只制造了85或者88架。但是为什么会有72架这个说法呢? 二战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是:集团/师团-团-战队-中队。每个战队按照装备的机种、所处时间的不同,由2-3个中队组成,每个中队标准定额是12架,这样一个飞行战队的飞机标准定额是24-36架。日本引进这菲亚特BR-20之后,装备了飞行第十二战队和飞行第九十八战队这两个部队,而72架正好是2个或3个中队编制的飞行战队总共所辖战机的标准定额。 要保证部队编制一直维持定额数量,购买战机的时候要多买几架留作备份,另外还要留出几架用于试飞,因此可以确认85或者88架的说法是正确的。 看了他的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实际上,这个订购数字,在日本的资料中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一直没有统一。我写这篇文章时倾向于72架的,因为这是日本驻意大利武官有末精三日记中的数字,而他一直没有接到继续订货的命令。 不过参考上面的说法,这个数量却不够两个战队使用,因为至少有两架飞机不能投入实战——一架是送到三菱公司拆卸研究的样机,后来若干技术被应用到一百式吞龙和四式重轰炸机上面。另一架是没有武装,也没有编入在华日军序列的“天皇号”。 这样,数字就有点儿不对了。 为此,我重新查阅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现在,我更加倾向85架的数字。其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在1939年2月兰州空战后,BR-20轰炸机队遭到我顽强抗击损失惨重。《日本的重爆击队》一书记载,3月间为九十八战队补充了十一架BR-20轰炸机。这时,显然已经是72架轰炸机交付以后的事情。那么,综合计算一下,如果最初的订货如所推测是为了装备两个战队,共72架,兰州空战后补充了11架,加上三菱工厂的样机和天皇号,正好是85架。不过,从记录看来,日本航空兵这第二次订货,应该是没有通过有末精三的渠道。 至于100架,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公主岭训练的时期,日本曾经提出过继续购买100架BR-20的意向。但是,由于在轰炸重庆和兰州的空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天皇号的坠毁,死了日本两个空中英雄,让日本人对这种飞机失去了信心,这笔订货随后取消,所以只留下了一个数字而已——连藤田雄藏都玩不转的东西,日本还有几个飞行员能飞得好啊? 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二战意大利的装备烂得很,日本人怎么还会买他们的东西当宝贝呢?实际上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装备不是薄皮大馅就是一打就着,除了海军的人操鱼雷以外很少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但那要到事后方知,谁也难做事前诸葛亮的。战前,意大利的装备颇有些令人心动的地方。这主要是其造型外观的现代化,和高速、低廉的特点。不要说日本一贯有“崇洋媚外”的传统,甚至苏联在设计战列舰的时候也曾对意大利的设计十分青睐。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
书名: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作者: 萨苏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09-2-1
页数: 279
定价: 29.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ISBN: 9787807137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