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文/杨东晓 蓝狮子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接连推出了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2007年1月10日，举行了《激荡三十年》上卷的新闻发布会，而于200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的《激荡三十年》下卷的新闻发布会，正巧是2008年1月10日。 这是一部整理、探讨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成败的力作，但是蓝狮子的目炬似乎更为辽远，在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时空里，中国最初的实业家们，实践着与这重新起步的三十年差别并不太大的光荣与梦想、挣扎与激荡。 于是，傅国涌开始讲述自一百年前开始、经历过最初五十年辉煌和凄惶的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的创业史。这正是中国现代企业史的发轫，通过傅国涌的考证和叙事，我们看到在一个跨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先行者个个、天天都“在过年三十”。 事实上，这段荜路蓝缕、步履维艰的企业史早在三年前，吴晓波正在写作他的《激荡三十年》时，已经认为“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和精神沿革必须在一个更长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审视”。于是，他找到正横亘中国东南西南，追溯整个近代中国实业家创业史的傅国涌。三年后的今天，一部重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十来年间从萌芽到硕果、再一个十来年就迅速凋落，但始终生生不息此起彼伏的《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问世了。 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开启了中国文人经营实业的先河。从文字记载中的大生码头的牌坊原来一面是“利用厚生”、一面是“大生码头”，到今天该码头仿品牌坊两面皆为“大生码头”，可以看出这一百年来经营观念正发生着如何“单薄”的变化。这种单薄也同样存在于企业家的心胸之中，甚至存在于书中同时代的企业家和他们相关的人、事中。 张謇还是企业办社会的开山之神，他的大斧造福社会的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自身。历史就是这样容易重演，读史、读企业史，对人的启发不仅如是。 这些天天都在“过年三十”的第一代实业家们，共同面临着一个问题，“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这种扼颈之绝境是企业办社会的张謇的、也同样是衣食半天下之荣氏家族的，是制精盐、制酸碱大兴民族化工业的范旭东的、也是中国第一个宣扬科学管理的完人穆藕初的，是制造火柴并无所不能的全才刘鸿生的，它同样也是把船从长江支流一直驶入海洋之卢作孚的。 1920到1930年代，中国企业家遭遇了这一时期遍及全球的经济瘟疫，“花贵纱贱”成了全中国纺织业的通病，当地球正对面的美国已经送走瘟神之时，中国还在蒙受九一八之后的国难。这一时期企业周边各种危机四起，《成败有道》中有一个民国时期的财神、曾经的财长宋子文，几乎贯穿了该年代全书中各个章节。每当这代为办实业抽虚家底的人们向财政部长或他的银行求助时，宋唯一的“援助”就是，要求做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官商悍风可见一斑。 企业家们自身的成熟也在他们不断的检讨中表现出来，最初张謇获利全分、支付高额官利，而荣氏则悟出三年不提取红利、股利存在厂里生息，以扩大资本。 他们悟道的当然不只是生意经，民国这一代工商业家开始着眼办学，小学及至大学。他们的思想和得失很快地融入一些商科院校，一些宏观至《解决今日中国实业问题》、《关税自由权》、《论中国实业不振之原因及救济之方策》、《银行与实业之关系》、《我国货币制度亟须改革议》，微观到《旧式簿记与新式簿记之比较》、《广告论》、《推广商品销路之方法》、《无锡兴办商埠论》、《宜兴之陶业》等论文，所张显的不止是现代企业思考和管理的雏形。 民族工商业者与国际的交往并不顺遂，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尤其是与日本。然而，凡事都有不同凡响者，几近全才的刘鸿生就力主与日本保持经济交往，他的着眼点在于“现在世界的发展，已到达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要在国际上发生相互依赖的阶段。” 而他在事业以外，也给自己的13个儿女找到了不同的出路，他们留学于不同的国度、成为不同领域的专才，这样可以使家族在不断变换的大王旗中永立不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位海上闻人的想法，和一个土地主送两个儿子参加不同党派的想法有何不同呢？ 刘氏一生的苦心在临终前变成一个微笑，1956年他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他不再会破产，他的儿女中也不可能出现败家子了。 公私合营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不再有私营的实业家。只有厂长和书记，没有董事长和总经理。 在长达近半个多世纪的回避中遗忘，国人大多已不记得这些雾霭般消逝在记忆边缘的企业，它们的消逝与其说是时间的缘故不如承认是人为的因素。然而大凡向着现代社会开端过的事业，都不会是内陆河，它必须有个激情澎湃的出海口。一如美国航运巨头亨利•凯赛尔1944年在重庆航业协会演讲时所说：“世界上有史以来航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自有其成因，中国人的这些卢作孚们不会坐视江河万古而无动于衷，因为大海就在能够感觉到的前方。 诚如这段历史不能成为佚事，一定会驶入史册。 作者联系方式：北京东交民巷28号红都商务会馆B座4层《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