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70年前那一段苍茫的历史，也许可以设问一下：即便是处在战争的环境下，当1942年的大饥荒来临之初，如果人们能够自由传播灾荒的信息，记者的报道不会受到限制，自中央政府“蒋委员长”以下的官员们能够积极应对，地方政府少一点贪渎无能，而社会各界亦能群起响应，“一方有难，各方支援”，那么，这场大饥荒会让多至300万的同胞沦为饿鬼吗？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以大量案例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到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粮食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与政治相关连；饥荒之是否发生，视一个社会采取何种权利与制度设计而定。 阿马蒂亚•森用他的研究告诉我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发生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多少行动能力——既无法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 在这样的时刻，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只要政府认真赈灾，饥荒的灾害性可以极大地降低。然而，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往往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当它受到足够的压力时，它才会被迫积极行动，反之则难。 信息公开、投票选举、游行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面对公正的选举、合法的反对党和独立的报纸，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悲剧，就在于受难者没有途径发出他们的声音。 当我们审视1942年大饥荒的中国时，就会遗憾地看到，如果摒弃战争环境这一历史的借口之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赈灾无力，正是由于它没有受到足够的压力，而这点才是导致这场大饥荒终于演变到不可收拾的悲惨地步的主要因素。 我们在检索资料时发现，早在大饥荒来临前，就已有媒体拉响警报了。1942年7月上旬，南阳《前锋报》曾“著论请负责当局，早为防灾准备，免至饥饿流离，影响抗战之业”。7月24日，该报发表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从因久旱而求雨的队伍到处可见和来自鲁、宝、鄢陵、扶沟等县的灾民骤增这两种现象里，嗅到大灾已至的强烈气息，呼吁“政府当局迅谋救灾对策”。媒体堪称一个社会的瞭望哨与警报器，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可惜，这份发行量仅为2000份左右的《前锋报》发出的灾情讯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后来，《前锋报》因持续报道灾情而被河南省新闻检查处停刊三天（因故未执行）。在消息封锁下的地方，新闻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当权者可扼杀消息于报道之前，或压制消息的扩散，而对消息所反映出来的真相，则可无视它。 幸运的是，《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无畏报道，引起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注意。经过两周灾区考察，一篇《等待收成》的报道登上《时代》周刊，传遍全美。蒋介石的政府终于纸包不住火了。梅根神父给白修德的信说：“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白修德在回忆录里自豪地宣称:“靠着美国新闻传媒的力量，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 是的，我们要感谢白修德和福尔曼，因为他们在当年以报道撬动了颟顸的官僚体系，迫使政府积极救灾，也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那场大饥荒珍贵的影像记忆。 在物质生活极大改善的今天，追踪一场70年前的大饥荒，似乎有点太遥远，但我们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记住历史的教训，让“饥饿中国”永远成为过去。
1942饥饿中国——大饥荒因何发生，为何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