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选题会上，编辑部同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近年颇热的“穿越”，我则陷入了自我的短暂“穿越”，脑子里冒出来一个貌似不太靠谱的想法。 写信！ 就是想到这个词儿，没来由。 而且不假思索就道出我不太成熟的想法。我想邀请一些名家，给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写信，用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呱唧呱唧说了好多名家的名字。 编辑部短暂沉默。 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这个想法的各种操作方式。我还在沉默，心想怎么圆说这个貌似不太靠谱的冲动想法呢？ 大家无心报选题了，被这个想法说得有点激动。干脆，放下迫在眉睫的选题，认真讨论起关于“信”的特刊。名字还没想好，但想法得到一致认可。 谁给谁写？怎么写？以什么形式写？等等问题全被拿出来，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可行性很差。一个下午，“信”飞来飞去，都是“飞信”。 当晚。 还在兴奋状态中的我，想着怎么让这个想法靠谱起来。 第二天，一份不太成熟的操作方案和约稿信被拟好，同时拉了一个长长的写信人名单。这事就这么干起来啦。 第一封信发给谢泳老师。 谢泳兄 想向您邀约一篇稿子。具体如下：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或是喜欢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精神传承与言行风骨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机会给他（她）写一封信，或请教、或探讨、或倾诉、或聊天……这是一次思想的对接和碰撞，也是一次心灵的穿越和交流。可命题为“给……的信”，特邀您参与这次有特殊意义的精神交流。 发信的那天是2011年10月23日。当天晚上，就接到谢泳老师的回信，他爽快地答应说，准备给储安平写信。我顿时很受鼓舞，觉得这事靠谱起来了。我知道谢泳老师写过好几本关于储安平的书，如《储安平与〈观察〉》《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等，他们之间已经有很深的精神交流，他给储安平写，合适。 第一个应稿的谢泳老师，也是第一个交稿的人。收到他发来的稿件，我心里踏实了很多，这正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信文本”，平等、平实、客观，娓娓道来储安平的人生苦难和精彩，也同时帮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和解答了不少疑惑。 虽然开局不错，但随后的约稿并不顺利，电话、邮件和当面邀约多管齐下，但确切应稿者不多。临近年底，很多专家学者忙于应付各种会议和总结，以及自己一年来研究的扫尾，都很难保证时间。很多人客气地回复有兴趣参与，认为选题有趣，但不敢保证能如期交稿。终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到10月底，基本敲定了十五位人选。 而我的目标是二十几位。 出于编辑的职业习惯，在执行这种大专题时，总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富余，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临时变卦。目标二十几位的话，至少要敲定三十位才算靠谱。11月，我继续以多形式发出约稿邀请，终于在月中时实现了目标。 我给出的截稿日期是2011年11月30日。 临近11月底时，我继续骚扰应稿者，一圈下来傻眼了。不少应稿者没把我的约稿作为首选，有了新的安排，纷纷告假。也有些应稿者落笔多次，终觉得掌控不好这种文本而放弃。一时间，再次陷入人选危机。但高兴的是，这轮催稿过后，已经有十位左右应稿者明确了交稿时间，让我坐等。 此时，我心里其实已经踏实多了。 刚好11月底，我应邀去深圳参加一个好书评选活动，现场来了很多专家学者，而且都是老朋友。面对面向他们约稿，几乎都爽快地答应了。加上同事纪彭也帮着联络了几位作者，而且都靠谱地交了稿。 到此，目标达成。 本期专题约稿，很值得人回味。一轮又一轮的沟通，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往来，一篇又一篇的来稿，全程，我几乎时刻都在记挂这件事。 马勇老师接到我的约稿信时，正在外地出差，但他看了我的方案后愉快地答应了，“当然要给袁项城写信。”收到他来稿后知道，他当时正在袁世凯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他说，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专家们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疑问，也让他多了很多的困惑。值此困惑之际，我们的这个创意刚好符合他对这些问题的表达形式，通过穿越时空的方式，求教袁世凯。 邵建老师是我多年的作者，他的胡适研究著作我都拜读过，所以，给他发约稿信时，直接点名让他写胡适，但邵建先生表示想给梁启超写信，为此，我们来回发了很多信。我说梁启超已有人在写了，他依然坚持给梁启超写，他认为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梁启超。 的确如此，邵建先生写给梁启超的信，向我们道出在1901—1911那十年立宪阶段的梁启超，作为20世纪宪政发轫的第一代人，他的成功与失败、焦虑与苦闷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景仰的。 另一位给梁启超写信的是解玺璋先生，他正在写作《梁启超传》，被我点名写这封信。 在我向江晓原老师提出约稿邀请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春节前都排满了”。一杯咖啡过后，他说，“你的约稿可以插队，我喜欢你的创意。”在开会现场，他就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回到酒店后江老师告诉我，他要给牛顿写封信。通过这封信，他想和牛顿交流两个信息：1.历史如何印证牛顿的科学理论及其价值与意义；2.牛顿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如何。通过江教授的讲述，我们清晰地获取了这两方面的信息。 俄语文学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可能不太擅长用邮件，我们的信件交流很少，蓝先生第一封回信是“我想和果戈理对话”，第二封邮件就寄来了稿子。让我没想到的是，蓝先生这篇文章非常有创意，他和果戈理来了一场“虚拟对话”，正符合我心中对文本创新的要求。在本期专题中，这篇是最典型的“私信对话”。通过这场有趣的对话，我们能全面了解果戈理与苏联、俄国不同时期文学与政治、作家与艺术家等。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法语翻译家吴岳添先生，译有多部法朗士的作品，接受我的邀请时，他正在出差和参加多个会议中，但他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和自己多年的翻译对象有一次这样的交流，就百忙之中应了稿。临近截稿时去信“温馨提醒”，吴先生说刚开完多个会议回到北京，这就动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长沙周实先生接到邀请后，从12月6日开始，每天一封信，不是给我，是给靖节先生——陶渊明。到12月12日，共写了八封信，探讨了关于诗歌、文学、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以他的认识给靖节先生立了个小传。 王学泰老师在给杜甫的信前面，写了长长一段引言，表达了他对写信这种形式的认可，认为本刊发起的这种古今人间的交流平台很有创意。2012年2月12日，是诗人杜甫一千三百周年诞辰，学泰老师说：“读了一辈子杜诗，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杜甫的感念之情。” 徐庆全老师在写给周扬的信中说，“天国书信”是对逝者最好的思念方式。这组信多为“天国书信”，只不过很多人以现代的方式予以表达。 周泽雄先生在写给韩非子的信中，开头就踌躇再三，该以什么文体表达。最终决定悉采今语，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周先生认为，以韩非之绝顶聪明，辅以冥界的穿越神功，理解这封小札，原非难事。 当然，我们这本书也吸纳了像崔卫平老师写给赵越胜这样的今人之间的对话。崔老师说：“用写信的方式来讨论美学问题，像是回到了70年代。那是周辅成先生的年代，也是你的年代。你出国之后，我业余从事的一桩事业就是，挨个儿继承了你的朋友。” 此外，还有和谢志浩、肖复兴、刁斗、杨照、俞晓群、阿丁等老师的约稿，也都有让我感动的故事，这里不一一说了。还要感谢同事纪彭，帮忙邀约徐庆全、余世存、蒋方舟三位参与写信。 最后，再说说我们为什么命名为“私信@他们”。 微博时代，私信是很多人网上沟通的方式之一，本期专题约稿，也借助了私信的平台，马勇、杨照、周泽雄、阿丁等都是通过私信约定的。所以，在为封面拟标题时，“私信”成为绕不开的选择。@是微博独特的表达方式，表示提示对方接收之意。 忙了数月，达成一次精神穿越之旅。这样的旅程没有终点，我们决定继续下去。“私信”将作为一份年度精神总结，继续邀请名家，和他心中的“那个人”，每年一次“私信穿越”，一场思想分享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