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 “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 “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狂笑、后晋皇上石敬瑭的叹息、南唐先主李?(音便)临终前的忧惧、后蜀伪帝孟昶(音厂)立于船头悲悲惨惨的涕泣、后周大帝柴荣一身戎装的英武之气、赵匡胤酒后的黑红脸膛,也都在我面前活灵活现。有一次梦里与老赵相见,他似乎戴了一个斗笠,正俯身拾起一部掉落的什么“法典”。我不知天高地厚,走过去拍他的肩膀,却发现他站起来,转头之际忽然凝固成一座石雕,变了模样,很高大,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带着一种遥远的慈悲一言不发。梦中的我有点惊愕…… 东京汴梁、南唐金陵、西蜀成都,远在草原帝国大大小小的聚邑,暮色中老鸹的刺耳鸣叫,以及夕阳西下之后,夜色来临,城市由嘈杂归于寂静,深邃而又苍凉的星空下,更夫的慵困、哨兵的警觉,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契丹国的那些汉子,在镇子里散落着的穹顶帐篷前,围着篝火,用刀子切割烤羊的场景,在我眼里呈现为一幕幕绚烂多彩的舞台剧,定格时,则像一幅幅浓丽的油画;那羊肉,很香,很筋道…… 敲击键盘时,我观察着五代到大宋之际的一个个名将。 投降契丹的杨光远似乎很厉害(我感觉他不仅是个秃子,还是个胖子),但后晋大将李守贞比他更厉害(我感觉他似乎精瘦),后来的后汉大将郭威又比李守贞厉害(郭威似乎是个大个子)。李守贞用“长连城”(城外城)围死了杨光远;郭威依样画葫芦,也用城外筑城的法子围死了李守贞。后唐大将张敬达,却没有用“长连城”围死石敬瑭;而赵匡胤,这位千古一帝,也没有用“长连城”围死僻居河东的小小北汉太原城。在这几场城外城的围剿中,我眼中的画面就像几万人的挖河工地那么壮观…… 赵匡胤部下有一位福将,他就是传说中的党进党太尉。后来的文人墨客把他糟践成一个吃货,妖魔化一如韩复榘,有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也在讲“党进党太尉”的“糗事”。其实党进却是一员猛将,曾将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打得屁滚尿流。而杨老令公躲藏到太原城壕的深草丛中之后,我甚至从草隙中看到他惊恐的双眼,我还疑心他是不是崴了一只脚。写到此处,感觉杨老令公也似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事让我想起民间传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写到关二爷护送皇嫂过五关斩六将,试图要歪写淫色情节时,忽然飞来一片青龙偃月刀架在他脖子上。老罗知是关二爷显灵,忙道:“关二爷刀下留情!”此时只听房间内烛光下,响起一个声音:“罗先生笔下留情!”于是,有了关二爷不进内室,秉烛读《春秋》的段子。我以后可以用其他方式说说杨老令公…… 武事之外,还有文事。“赵匡胤时代”跟道义相关的故实,会在“观察者”眼里,以一种更有意思的模式展开。在这一篇前言里,我不想占据更多篇幅,读者如果愿意,会看到大约上百个文人故实,很多,都值得浮一大白。 五代之际,中国历史是一个模样,大宋之后,中国历史是另一个模样。这些,都与这类道义故实有关。 千年以来,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于“赵匡胤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意义空间”,是传统中国很紧要的一次“历史转型期”。 我要干的活儿,就是经由“观察”,打开这个“意义空间”,选择并说清这个“历史转型期”一个个丰富而有趣的“军政故实”。 这个“意义空间”和“历史转型期”有多重要?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有个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大宋帝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换一句话说,对于中国政制(政制,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书中的“遣词造句”是非常考究的)制度性的架构,大宋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朝代。 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所谓“带竞争性的机构”,是不确切的。春秋战国以降,诸侯间、各国间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竞争性。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竞争国际。但“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换一句话说,此前的朝廷除了“统治”之外,“国家目标”即“天下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标,但也不过是“休养生息”“山河一统”之类,与我所说的“天下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大宋的“天下目标”与此不同。 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大宋的文明,不是建构的,而是推演的。 建构,往往需要“历史从我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推演,则需要在接受旧有底盘的基础上,也即接受经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文明因素和酵素。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 以此考中国史,光武帝刘秀建构并推演的东汉帝国之外,当推太祖赵匡胤建构并推演的大宋帝国。 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 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皆源于此。 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历史记忆 我愿意负点责任地说:看懂这五十年间各色人物故实,就会看懂大宋来之不易的文化光荣,看懂老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大义,看懂吾土吾民的传统中,那些帝王将相,不仅有种种邪痞邪恶的权谋、阴毒,也有光明光荣的公道、仁德。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 “赵匡胤时代”,这“转型期”五十年,是老汉我的“历史记忆”,往大了点说,也可以是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 “记忆”中的故实很多,听着,(如俗话所说)我给你“娓娓道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跟我一起端起杯来,故实下酒,浮一大白。 这里说到“五代”,对这段历史,一般读者的印象是“有点乱”,其实所谓“五代”就是“梁唐晋汉周”——不过要在每一代的前面加个“后”字,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只要记住“梁唐晋汉周”,就建构了基本的“五代谱系”。譬如,说到“后晋”,就知道:这是“梁唐晋汉周”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在它之前,有“后梁、后唐”;在它之后,有“后汉、后周”。而“后周”完了,就是“大宋”。“梁唐晋汉周”,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另外还有与“五代”差不多同时,参差错落着的所谓“十国”。我把它们的国名和兴亡顺序略作调整,你也可以一下子记住它们: 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吴国、吴越、闽国、北汉 前面四国的名字头上都带“南”字;后面两个带“蜀”字、两个带“吴”字;最后两个单记。一分钟,也可以记住。这“十国”都不是正式的中原王朝,可以统称为地方政权。 我编一个顺口溜,你来记: 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南在头, 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休。 这就是“五代十国”。用心记,两分钟内可以搞定。赵匡胤时代,跨着五代和大宋,记住这些乱世中短命王朝的名称,有助于你读懂几百个“故实”。 壹:乱世 应天禅院“香孩儿”出世 公元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应天禅院。这是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后唐天成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后唐禁军的中级军官赵弘殷与他的太太杜夫人,应该有一个庆贺自己儿子出生的小小仪式。 《宋史》说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这是说红光绕着屋子转,有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整天(还有说法是:异香经月不散。奇异的香味弥漫了一个多月),小小赵匡胤的身上有金色,三天不变。所以得一个乳名“香孩儿”。 关于“香孩儿”的故实,翻开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很多记载。 野史《杨文公谈苑》说赵匡胤出生的那一晚,光照一室,他的胞衣像一朵未开的荷花,夹马营前飘逸着奇异的香味,《宋史》说这香味一日不断,野史里说“三日不断”,而且那香味也有了着落,是荷花的清香。据说直到近百年后,野史作者记录这事时,当地人还称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当地民间还有传说,说老赵生时,正当夜半,红光冲天,远望如火烧一般,四邻八舍连忙提了水桶脸盆赶去救火,到了才知道原来是“香孩儿”诞生。邻舍们惊叹不已,后人便将老赵出生的地方唤作“火烧街”。 十二年后,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又出生,人们又把这条街改称“双龙街”。 “香孩儿”赵匡胤,千年来,一直获得官方肯认、精英赞誉、民间崇敬,这样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传奇”人物,史上不多。 大玩家奇异战事 赵匡胤出生时,中原晦暗。 天地闭,贤人隐,刚刚出任中原皇帝的后唐明宗李嗣源,也在慨叹自己正遭遇一个乱世。 李嗣源是早已汉化了的蕃人沙陀族人,先后经历无数战阵,曾多次抗击契丹南侵。契丹主“天皇王”耶律阿保机也曾被他打得大败北窜。 他的养父李克用,在大唐帝国晚期被封为晋王,另有一位叫朱温的藩镇大帅被封为梁王。朱温后来叛变大唐建立后梁,李克用奉命征讨,成为朱温的克星。他率领的军队一律着黑色军服,行动迅速,旋风一般,如老鸹飞过,史称“李鸦儿”,俗称“鸦军”。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袭封晋王,最后颠覆后梁,建立后唐。 李存勖继承了父亲用兵勇悍的传统。他的大本营在河东(今属山西,治所在太原),但他志存高远,一直想着要跨过黄河灭掉中原的后梁,这就需要一支百炼其众的精锐大军。他在李克用带兵的基础上,又给将士们规定了几条纪律: 第一,骑兵养马,为战马积蓄体力,不见敌人,不许上马; 第二,步兵、骑兵前后顺序已定,各部不许超越规定位置,逃避险情; 第三,分路并进,规定了会合时间,各路不得误期; 第四,一旦进军,大兵在路上不得声言有病退出。 违背这些军令者,杀无赦! 这样一来,三军就有了忌惮,人人害怕军法,都能戮力勇战,以一当百。所以朱温的后梁动员全国力量,试图扑灭晋王李存勖,根本不可能,并在较量的最后,终于被李存勖推翻,这跟李存勖带兵有方是有关系的。 李存勖还是个大玩家。他豢养一批优伶,也即表演艺术家,吹拉弹唱,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更奇异的是,他还能自己撰写曲子填词,自己表演。比这个还要奇异的是,他竟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乐章交给军队,要求人人能唱。最奇异的是,每一次打仗,不论战胜与否,只要下令军队一撤,全军就开始扯着喉咙唱起来。史称“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所以凡遇到战斗,兵士们都忘记死亡,这也是史上用军的一大奇迹。 “横冲都”闻名天下 李嗣源可不懂这些玩意儿。 但论战斗,他比乃兄李存勖更彪悍。他过去随养父征战,已经功勋卓著。手下的骑兵像后世的坦克一般,最善于在战斗中横冲直撞,所以李克用命名他的骑兵为“横冲都”。 “都”在这里是一个军事上的编制单位,一般在几百人到一千人间,约略相当于后世的精锐独立团或加强营之类。 后梁、后唐期间,李嗣源和他的“横冲都”,天下闻名。“横冲都”几乎就是“鸦军”的“飞行前锋”——屡次作战,都是全军突出部。李嗣源甚至玩“蛙跳”,与后方脱离,孤军直入,几百骑兵直接撞进敌营,从敌营内部机动展开战术动作,往往奇迹般获胜。 有一次与后梁大军对峙,骁勇不凡的晋王李存勖看到敌方的整齐阵势都害怕了,他寄希望于干兄弟李嗣源,就拿起一只特大号的银质酒杯向他敬酒说:“你看那梁军的白马、红马,军容如此,真是吓人啊!” 李嗣源根本不在意,他说:“梁军虚张声势、徒有虚表。这些军士都会归我所有。” 史称庄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庄宗李存勖拍着大腿大笑道:“爱卿未战,已经气吞梁军啦!”说罢,李嗣源接过大酒杯,一饮而尽。随即一跃上马,率一百黑色骑兵风一般刮入梁军白马阵。 我想象这一场阵战,如果空中俯瞰会格外精彩。白色的梁军阵地在黑色骑兵的冲撞下有了骚动,只见李嗣源的将士挥舞长槊在白阵中呐喊着左冲右突,可以用到那个词“锐不可当”——谁挡在前面谁没命。长槊过处,撩起的弧形血线在白阵上空飘洒如雨,一片血红。白阵中放起箭来,李嗣源并不理会,最后竟然活捉了梁军俩骑兵官,带着他们返回自家大营。李存勖和众将官看时,只见李嗣源血染征袍,甲胄缝隙和黑色披风插满了箭杆,刺猬一般。 有一年,耶律阿保机兵围北部重镇幽州城,守将周德威见形势危急,向当时的晋王李存勖求援。李嗣源这时候正在幽州附近与当时的敌军名将元行钦大战,大小八次战斗,李嗣源马上控弦,发七箭,全部射中。但元行钦也在酣战中,毫不退缩,并射来一箭,正中李嗣源大腿。李嗣源很随意地将箭拔去,继续战斗。最终李嗣源的气场压过了元行钦,史称元行钦“穷蹙”,没招了,知道打不过这个人,于是自己捆了自己,向李嗣源投降。 李嗣源此际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风”,亲自斟酒给他喝,并“拊其背”道:“吾子,壮士也!”这位先生,您是壮士啊!反而给他更优厚的待遇。 此时,李嗣源听说幽州城危,名将周德威正在困守孤城,就主动请战,率骑兵五千为先锋,驰往解围。先锋到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与边防军集结后,又出奇兵,坚持率大军和辎重部队走山路。所以一路上没有被敌人发现,直到距幽州六十里的地方才与契丹遭遇。草原骑兵大惊,他们没有料到来援的大军会走这么难走的山路,慌忙后退。 李嗣源走在铺满碎石的山涧谷地,契丹多骑兵,不适应山地战,就在山谷口平坦地带列阵,以逸待劳,迎击中原援军。 与契丹兵乍一相遇,李嗣源发现部下有惊恐之色,李嗣源发表了一通特别富有激情的简短讲演,他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说罢,将养子李从珂带在身边,亲率百余精壮骑兵到部队前面,形成一个突出部稳住。只见他不慌不忙,做出很轻松的样子,慢慢摘掉头盔,解下甲胄,扬起马鞭,操练胡语,对契丹伏兵说道:“尔等无故犯我疆界,我王命我率百万大军直取你们的巢穴,灭了你们全族!”说罢,率领这百余骑三次杀入敌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李嗣源部下大受鼓舞,后军齐进,契丹败退。李嗣源直杀到幽州城下,围解。 大军进入幽州,周德威来迎,握着李嗣源的手,感动得眼泪哗啦哗啦流个不止。这年,李嗣源进位检校太保。 这样的快意大战,李嗣源一生经历无数。 如此骁勇的尚武之人,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善良温和。史称他有本乎天性的“纯厚仁慈”。他在部将石敬瑭的拥戴中称帝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绎天下太平,但又不忍心看到中原连绵不已的战乱苦难。他解决内心纠结的办法是:在宫中每晚虔诚地烧香,仰天祷祝,盼上天早出圣人,救天下黎民。 《旧五代史》引《五代史阙文》留下了他的祷告词: 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我,不过是个异族人(蕃人),遇到乱世,被众人拥戴为中原之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愿上天早日降下大圣人,替我来做百姓之主。 神秘家有一说法,认为正是李嗣源的这一番真诚祷告,感动了上苍,于是就在李嗣源祷告的那一年,洛阳夹马营的杜夫人有孕;第二年降下未来的宋太祖赵匡胤。 一家三代皆功臣 李嗣源的这一番表白,让人感动。五代梁唐晋汉周,只有后唐和后周进入历史“正朔”,还算让人勉强肯认。 在这里说说“正朔”。 本来“正朔”指的是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的开始。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历来新的朝代开始,都要确定王朝开始第一天的年月日与前朝不同,史称“改正朔”,意思就是,王者得政,从这一天开始。从此,“改正”“易朔”,简称“正朔”,就演变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思。 后唐、后晋、后汉,虽然上溯其祖为沙陀人,但因为已经融入中原,并且立朝操练的又都是唐代以来的制度,故在大唐与大宋之间,史家一般承认他们属于中原帝国。加上后梁、后周,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总五代,就成为唐宋之间的“正朔”王朝。当然,也有人不承认五代是“正朔”,譬如,船山王夫之先生,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微词”,来说五代的正朔问题。不过“微词”是一个方面,历史,从结构上看,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不承认五代为正朔,三千年的朝代演替就要出现一段空白。所以中国的正史“廿五史”,在“唐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后,“宋史”(《宋史》)之前,还要有“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 “廿五史”中,异族进入中原,尔后融入中原,成为“正朔”王朝,这样的例子不独五代有,考察下来,各部史书几乎都可以看到“异族”政权的影子。《魏书》《北齐书》《北史》《辽史》《金史》等,更是与中原王朝并行的分裂时代记录,彼时之北魏、北齐、大辽、金人,从不怀疑自己是“正朔”;而《元史》《清史稿》几乎就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全纪录。说蒙元、满清是中原“正朔”,容易引起争议,但“民族融合”这个主题词事实涵盖了“正朔”这个主题词,是比“正朔”还要宏大的叙事。这样思考历史问题,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争议。 后唐的族群沙陀,原属于西突厥,祖上为北匈奴,后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一带。唐末时,参与大唐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五代时,有许多沙陀人由异族而融入中原。后唐、后晋、后汉,这些中原帝国,其实都是沙陀人建国。但就是这个沙陀人的后唐,却自命为大唐的继承者。后梁不是灭了大唐王朝吗?好,现在我李氏家族又灭了你这个后梁,重新回归大唐正统。所以李存勖的“唐”是接着李世民的“唐”继续历史叙事的王朝。但因为它毕竟在“后梁”之后,所以史家为了区别于李世民的“大唐”,称它为“后唐”。但在李存勖等人那里是不这样看的。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大唐朝廷的合法继承者,属于大唐“正朔”。我与大部分史家意见一致:后唐,虽然事实上不属于李世民的“血统”,也不属于大唐的“政统”,但就历史“正统”考察,后唐可以称为是中原帝国继大唐、后梁之后的“正朔”王朝。 有几个大臣一本正经给明宗李嗣源上表,说要“改正朔”。李嗣源犹如进入五里雾霾之中,俩眼一片模糊。就问左右啥叫“改正朔”。 左右向他启奏:“先帝姓氏‘李’,乃是大唐所赐,所以就认了唐昭宗皇帝做先祖,国号为‘唐’。现在朝廷大臣不愿意让陛下称‘唐’,因为‘唐’的国运已经衰亡,请考虑回归当初沙陀族的先祖,更改国家的名号。” 不料李嗣源听到这一番话,竟然掉下泪来。 他说:“我十三岁就跟着献祖,以后又跟从太祖和先帝,冒着兵刃?石血战多年,为大唐王室雪冤,这才蒙受恩惠得以编入大唐宗亲属内。太祖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我兄之后,我这个兄弟来继承。至于国运的衰亡还是兴隆,我理当身受。不能改!” 献祖,就是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沙陀族人,辅佐大唐有功,赐姓李。太祖,就是李克用,李国昌的儿子。先帝,就是李存勖,李克用的儿子。李嗣源的意思是,他一家三代都是大唐王朝的功勋之臣,因此不能背叛大唐。 李嗣源不改国号,所以五代历史时期留下了“后唐”这个帝国名称。 李嗣源整肃内廷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论个人品质、事功德业都能排在很前面的帝王,假如论“积分”,也许只有大帝柴荣高过于他。 他做了皇帝后,居然奇迹般一改武人习气,专意于文事、政事。 他不识汉字,四方的奏章都由臣下诵读,正好借机学习汉语。这样就接触了传统中原文化。他不仅要太子李从荣读儒学经典,还要求臣下也来阅读。武夫的粗暴习气渐渐得到变化,他开始锐意于国家振兴。后唐,是以继承大唐自居的五代国家。李嗣源对大唐有敬畏,所以他这样一个出自沙陀族的君王,愿意无保留地接受大唐制度。 他的生活也有节制,声色淫乐对他居然没有构成诱惑(帝王之辈做到这一点有难度,史上罕见)。他命令禁止中外藩属诸臣进献任何珍奇玩物——他不稀罕这些玩意。 李存勖之后,李嗣源一开始不想做皇上,百官就多次要求他“监国”,暂时做皇上,李嗣源答应后,进入原来李存勖的后宫,又登殿,开始接受百官按次序拜见。他下发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这时庄宗的后宫尚有一千多人,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宣徽使,选择了几百名年轻貌美的宫女送给李嗣源。李嗣源问:“用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答:“宫中的主管不可缺。”李嗣源说:“宫中主管应熟悉往日典章制度,这些人这么年轻,哪里会知道?”于是下令,全部用老成宫人代替,让那些年轻人都出宫,回家,没有家没有亲戚的宫人,任凭她们选择去处。朝廷发给钱财。 在他放出宫禁的女官中,就有一位奇女子,后来自主婚姻,成了后周太祖郭威的夫人,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史料披露,李嗣源在位时,后宫只留了“老成宫女”一百人,各级宦官三十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乐队一百人。生活如此节俭、宫中建制如此简单,历朝少见。 践祚不久,李嗣源确有整肃内廷的想法。帝制时代,皇室内廷发生“非礼”事件,往往就意味着文明沦丧、社会动乱。周秦汉魏晋隋唐以来,这类故实太多。李嗣源虽然不通历史,但他有“好人政治”的敏锐感觉。他发现了前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有“人渣”行为,影响甚为恶劣。这对试图在乱世中建构文明风景的李嗣源来说,有点刺目。 因丑闻刘皇后遭诛 刘皇后,出身寒微。李克用攻取魏州(今河北邯郸)时,在流离的士民中,得到了她。那时刘氏只有五六岁。一个内侍见她跟一个背着药篓的黄须老人在一起很可怜,就收留了她。到了皇宫,在李克用太太的调教下,刘皇后学了不少声乐、器乐,并且出落得很漂亮。待她长大,太后就将她许给了李存勖,很得宠爱。她还生了个儿子名叫李继岌。 有一天,有个魏州人到宫中来求见,自称是刘皇后的父亲。当时那个内侍还在,一看就认识,这就是当年的黄须老人,就是刘皇后的父亲。但刘皇后正在跟李存勖的其他女人争宠,各自都夸大自家的门阀,刘氏以自己出身贫贱为耻,所以也编造了大家闺秀之类的神话,多年过去,根本就不想见昔日的老爸。现在这个背着药篓,乞丐般的老头子出现了,往日编造的神话就要破产,于是,干脆不承认这个黄须老头是她爹。她对庄宗李存勖说:“当初妾离去家乡时,妾父已经死于乱兵,那时,我还记得,我们都趴在老爸的尸体上哭过。妾已经没有父亲。现在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玩这个诈伪的把戏?” 不认也罢,她还派人到宫门口去鞭打自己的亲爹,硬把老头儿赶走了。 李存勖好演艺,知道这桩事后,就编排脚本,宫中闲暇时,跟儿子李继岌玩“情景再现”。他自己找了个破药篓子背着,让儿子李继岌戴了个破帽子跟在后面,假扮刘皇后的父亲行医。刘皇后正在午睡,醒来看到爷俩这一身打扮进入内室,问这是咋回事,李继岌按照脚本回答:“俺乃是刘衙推,来找俺的女儿啊!”“衙推”,本来是指各节度使、团练使属下的小吏,但五代以来以此称从事医卜星相行业的人。刘皇后一听大怒,给了儿子一顿鞭子。 但是大玩家李存勖还算喜欢她,有大臣就揣摩上意,请求册立她做了皇后。 做了皇后,她不改寒贱时的作风:好兴利聚财。她有时会指使下人去做生意,买卖过柴禾、水果,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皇后”的名义做生意。 人有贡奉给皇室的东西,她先占有。按规定,接受地方贡奉应该有回报,她啥都不给。没事就写个佛经之类的给尼姑、法师,其他颁赐,一概没有。 庄宗李存勖被颠覆,混乱之际,需要内府出财帛犒赏军人,要皇室奉献,刘皇后吝啬,内库使根本调不动皇室,最后刘皇后只拿出两只银盆犒军。军人得不到犒赏,也没有啥积极性,李存勖没有了最后的依托力量,导致在军人作乱中被杀。李存勖遭遇颠覆,刘皇后的“吝赏”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李存勖优待优伶,也是将士离心的原因。 李存勖称帝之前和之后,几乎判若两人。之前,那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之后,那是纵情演艺事业,不懂体恤民情,管理失控的昏君。所以才会让石敬瑭觑见帝国破绽,让李嗣源得了后唐天下。 李嗣源进入京师后,令各路诸侯访求李克用诸子,也即诸王。但他并没有要杀害诸王的意思。他的手下大臣安重诲等,私下谋划道:“现在咱这个殿下,正在监国,处理先帝丧事,咱们应该早点安排诸王,以此来统一人心。但殿下性慈,咱抓了诸王,不可以告诉他。” 于是,安重诲等人抓了诸王直接就杀了。这事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说。但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只有痛切地叱责安重诲等人一通,自己却暗暗伤惜很久,不能平静。 刘皇后在战乱中,带上价值连城的四条犀带,还有一囊黄金,找到年轻的申王李存渥,准备逃往太原。那里有当初李存勖的战将李彦超镇守。 一路上,这位刘皇后开始和李存渥乱伦,通奸,史称“同箦而寝”,在一块炕席上睡觉。 李存渥到了太原之后,李彦超已经心向李嗣源了,所以不接纳李存勖的各位皇子。结果李存渥被下人所杀。李彦超不敢杀刘皇后,但也没有安顿她,刘皇后自己在太原出家为尼。 但李嗣源已经听说了刘皇后的种种丑闻,史称“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明宗李嗣源听说这个女人太肮脏了,当即令她自杀,给她留了全尸。 “法乳汤”与“同阿饼” 李嗣源也鼓励权贵们能体会民生之艰,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喜欢过奢侈生活的人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少。但简朴而又合理的生活才是符合天道,事实上也符合人性的。奢华,尤其是那种过度的奢华,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虚荣作怪。李嗣源没有这种虚荣心。考三千年史,帝王出于虚荣,追求奢靡生活,看来看去,处处透露着小家子气;相反,那些出于天性而不是刻意表演简朴的帝王,反而有一股直通哲学终极意义的大气。给大树都包上绸缎,给城墙都铺上锦绫,吃饭时上一百多道菜,乘个辇还用黄金装饰,诸如此类,好玩吗?反而透露着颟顸可笑的土鳖习气。简朴,在李嗣源那里,似乎就是一种天性,犹如在赵匡胤那里就是一种天性一样。世俗的奢靡,对参透人间真相、明了天道秘密的俊秀人物而言,不构成诱惑。 李嗣源在藩镇时,待客有一种东西叫“法乳汤”。他召集幕属论事,每人案前就奉上半盏(还不是一盏)“法乳汤”。这是用酒罂浸过小米然后煮熟了的饮料,略相当于米酒。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也简单,有一种叫“同阿饼”。 估计这玩意儿有点像京津一带的面食“懒龙”。但“懒龙”的做法是,发面,擀薄,放上肉馅,卷成长条形蒸,熟后切块。“同阿饼”的做法,则是碎肉与面掺和,团成胳膊那么粗的一溜,然后刀截成一片片二寸厚的圆饼状,蒸食。 他的大臣也大多很简朴。冯道,生活就不算奢侈。更有个宰相叫李愚,生病时,李嗣源派出近臣去探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李愚家里四壁几乎没有啥装饰,病床之上也不过就是一条破旧的毯子。这里看不到官宦之家的雕梁画栋,锦衣玉食。李嗣源听到汇报后,很感动,下诏赏赐李愚绢一百匹,钱十万,还给了他床上的铺陈之物,比较讲究点的东西共十三件。 说李愚“廉介”,而不是“廉洁”,是有原因的。“廉洁”,不过是清廉;“廉介”,则是清廉加耿介。耿介,就是正直,就是恪守君子之道。李愚,是乱世中难得的耿介清廉之人,值得在此特别表彰。 李愚在大唐末年中了进士,天下大乱时,客居西北,在地方藩帅麾下做幕僚。他看到天子蒙难,就多次给藩帅上书,要求举义兵“勤王”。信写得慷慨激昂:“我常常读书,读到史上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故实,恨不得将这类败坏世风之人杀死并陈尸于市!……”这个意见今天来看,当然问题重重,但在乱世中,也不失为一种“耿介”。 藩帅不能用他的意见,他就坚决辞别,不干了。 后梁皇上听说了李愚的大名,知道他学问、操行都不错,就召他来担任左拾遗(谏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秘书)。当时后梁的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但李愚见朱友谅,不过行拱手礼。后梁皇帝听说后责备他:“衡王朱友谅是我哥,我见了他都要跪拜,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合适吗?嗯?”李愚答道:“陛下您是以本家人的礼数来见衡王,他是您长兄,您向他跪拜算是应该的。其他人都不过是陛下的家臣。而我,和衡王素无来往,没有礼节上的什么规定,不想因此而妄有所屈。” 后梁皇上看着这位“耿介”的读书人,也一时没有办法,最后就以“抗直”(固执抗命)的罪名,罢了他的左拾遗,让他到地方上去做了观察判官。 李愚是后唐最重要的大臣,在李嗣源之后,没有得到重用。 李嗣源对于敢于直言上书、讨论政事的大臣,总是给予鼓励和表彰。他不怎么喜欢听奉承话,因为他知道下属的各类阿谀奉承,实在说,没啥意思。他就主动约束自己的各类欲望,常召文武百官“极言时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代理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但阴谋拥戴,是掉脑袋的事。事开了头,就不好变,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等人闻讯后,知道必须拼命,也许还有活路;不拼,只有等死。于是率领几百人在城中大喊大叫,意思就是要制造动乱,让李彦饶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就范。但李彦饶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组织起亲兵来,在城内跟乱兵展开巷战,杀死乱兵数百人。这时汴州城里才算安静下来。 当天,李彦饶将高逖之死,军变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书,报给城里的司法局长,局长又将此事整理为正式报告,呈给朝廷。 明宗李嗣源知道消息后,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前往掌管汴州。 孔循到达后,明察暗访,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 这位孔循,乃是后唐一位奸诈小人,还特别地厚黑,有辣手。当时规定民间不允许私自酿酒,但谁不想喝点小酒啊!于是民间就总有偷偷制作酒曲酿酒的人家。孔循当时做东都留守(京城洛阳的代理节度使),发现了私自造酒的人,竟将人全家诛灭。这件事实在恶劣,以至于李嗣源后来改变政策,允许民间造酒,但要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个钱。 这一次汴州兵变,是五代史上“权反在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兵变,却把事做成了。兵变,拥戴,代价高,但成功率也高。这一次算例外。 李嗣源,就是被拥戴称帝的,就是被“权反在下”的乱兵推上九五之尊的。 说起李嗣源称帝,也几乎就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所促成。 李嗣源被迫篡逆 李存勖末年,后唐有一藩镇大员名赵在礼,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被忽然发生的兵变胁迫,反叛朝廷。五代十国的所有兵变,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拥立藩镇做皇上。 这一场兵变,今日来看,几乎是场闹剧。起因是一个小人物,名叫皇甫晖。他就是魏州人,在守军中当兵,戍守在河北雄县瓦桥关。戍守,是一种徭役,按规定一年后,当有新的戍卒来轮替。但是他们这一支却被截留,到贝州(属河北邢台)继续屯驻。 皇甫晖郁闷,与人夜里赌博,又总是输。于是,因为输红了眼,而成就了这位乱世枭雄。这时后唐庄宗已经失政多年,天下离心。史称皇甫晖为人“骁勇无赖”,开始与戍卒们谋乱。他们一哄而起,居然劫持了魏州部将杨仁晟。皇甫晖持刀而进,对将军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是因为得到我们魏州而尽有河北兵。但我们魏州兵到现在,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来年了。今天下已定,可天子却不念我魏军久戍之劳。我们离家这么近——从贝州到魏州百余里路——却无法回家!现在将士思归,情不可遏。公当与我等一块走。不幸天子对我军发怒,我等则可坐据一天下雄藩魏博,足以起事。” 杨仁晟说:“公等这个意见太过头啦!现在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出此不祥之言?” 军士知大帅不可强求,但现在不反,回头就是灭族的罪过,于是杀了杨大帅。 士卒要反,总要推选一个头目,于是,又找到一个小校,要他来做反军之主,不从,又斩之。 皇甫晖就带着两个脑袋来见裨将赵在礼。 赵在礼听说有叛乱,衣带没来得及系上就翻墙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丫子从墙上拖下来,把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只好顺从。 叛军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掠了贝州,向南奔去,过临清、永济、馆陶,所经过的地方都剽掠一空。最后叛军入邺镇(今河北邯郸,史称魏博、魏州),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为马步都指挥使,马军和步军司令官,纵兵大掠。 皇甫晖一个普通士卒,而搅动天下,史称唐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在后来的日子里,皇甫晖一直是后唐的刺史。直到石敬瑭灭了后唐。皇甫晖虽有劣迹,但在契丹入据中原时,没有投靠契丹,而是选择了南唐。按夷夏之辨,也算一条汉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赵匡胤,被擒,伤重而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听说贝州、魏博之乱,当即命正任蕃汉总管的兄弟李嗣源前往平叛。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又是亲兵“左射军”的统领,跟随李嗣源前行。 “左射军”是李嗣源最重要的护卫军团。这支部队的特点是能够左右手勾弦而射箭。通常的箭手都是右手勾弦,箭簇射向左前方,这样,如果右前方有敌,要射箭,就需要扭动腰部变换位置,而这样一来,动作较劲,射出的箭往往不准,尤其在马上,一边控驭战马的行进方向,一边扭动腰部,不方便。“左射军”经由训练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敌人在哪里,箭手都可以随手搭箭,准确率相当高。石敬瑭率领这支部队,有骁勇之相。 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养子,二人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李嗣源有大功,李存勖有疑心。李存勖有一个心腹爱将名朱守殷,他就派遣朱守殷来监督李嗣源。但当时李存勖已经“失政”,失去了政治管理的合理性,天下饥馑,军士粮饷都不能满足。各地都有卖儿卖女,甚至卖老婆,以求糊口为生的事。史称“道路怨咨”,道路上到处都是牢骚埋怨詈骂之声。而这时候,李存勖还在冤杀大臣,远在四川的名将郭崇韬就被他冤杀。因此朝廷内外,大臣都有了忧虑恐惧之心。但人这个物种,最勇敢的时候,其实乃是最恐惧的时候。越是恐惧,越是让人有鱼死网破的叛逆之心。所以李存勖时代,很多叛乱。而朱守殷则在这种叛乱中看到了德业深得人心的李嗣源的未来价值。他向李嗣源投去了一份隐秘的效忠信。他对李嗣源说:“德业振主者身危,功勋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道德事业接近或超过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勋业绩天下第一的人,不会受赏。公可谓已经震动君主了,要小心谨慎地自我谋划,不要与灾祸相遇啊! 李嗣源坦坦荡荡,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回答道:“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我这颗心对天对地,都不会惭愧。是祸是福,我没有法子规避,一切付诸天命。先生您不必多说啦! 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奉命率军到达魏州城下。 不料李嗣源部又发生兵变,拥李嗣源为主。 李嗣源要回朝请罪,石敬瑭则鼓励他夺取大位。李嗣源想想,知道部下拥戴他做皇上,如果不夺大位就是“阴谋篡逆”,回去后也是死路一条,不回去,与叛形已成的哗变将士较劲,也是死。于是被迫同意——夺位。 这事,就其形势之险恶,与后来的“陈桥兵变”实有相似之处。被部下拥戴,不从,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由此可见,“陈桥兵变”与“汴州兵变”“魏州兵变”以及后来的“×州兵变”,实有相似结构。 姚彦温悖逆而变 且说李嗣源自魏州反叛之后,兵渡黄河,向汴州(开封)而来。这时庄宗李存勖也向汴州而来,准备抵御李嗣源。汴州节度使孔循,心怀二志。他命令将士在北门迎接李嗣源,在西门迎接李存勖。准备迎接大驾的物资都已经准备好,还暗示部下说:甭管李存勖、李嗣源,谁先进城,这些东西就是谁的。事实上,他的心思已经在李嗣源这边了。 有位曹州刺史(治所在山东菏泽),名叫西方邺,曹州的大兵就屯驻在汴州,见孔循这么干,看不下去,就对他说:“当初主上扫灭后梁得到先生你,实在有不杀之恩。你怎么现在这么干,要接纳魏州李嗣源,而背叛当今天子呢?” 孔循不搭理他。西方邺知道无法说服此人,就准备自己行动。他知道石敬瑭的妻子是李嗣源的女儿,当时正在汴州,就准备杀了她,以此来坚定州内将士忠于李存勖的信心。但孔循知道后,将石敬瑭的太太藏在自己家中。西方邺没有办法,就带领五百骑兵出西门迎接庄宗。西方邺见到李存勖后,不禁呜咽泣下,李存勖也不禁嘘唏不止。 这时候,李嗣源大兵已经开始向汴州挺进,李存勖已经无法进城,只好向洛阳逃去。石敬塘派遣裨将突入封丘门,石获瑭则紧跟在后,从西门进入,占据了汴梁。西方邺在西门见到李嗣源,请求死罪。李嗣源很钦佩他的忠勇,赦免了他。石敬瑭催促李嗣源,最后全军进入汴州。 李存勖这一天跑到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带三千骑为前军,去平定汴州,并对他说:“你是汴州人,我要返身回到汴州,如果派遣其他人,岂不惊扰了你在汴州的家人。”说着还厚厚地赏赐了这位家居汴州的将军。 但姚彦温带兵到了汴州之后,马上就归降了李嗣源。他对李嗣源说:“京师危迫,主上为小人迷惑,事势已经不可挽回,我已经不能继续忠于主上了。” 李嗣源听后很厌恶这个人,对他说:“是你自己没有忠心!听你说这话怎么这么悖逆呢!” 当下就派人夺了他的兵权。 姚彦温的叛变给了李存勖巨大打击!他这么信任的人都开始背叛他,不禁陷入极度绝望中。又听说李嗣源已经稳稳地占据了汴州,而汴州与洛阳又很近,当初跟着李存勖东进的扈从兵有两万五千人,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半。 李存勖遭乱箭射杀 李存勖一路奔向洛阳,见到执掌兵仗的卫士,就好言跟他们说:“现在已经有人带着西川金银五十万来投奔我了,到京之后,我会全部赏赐给你们。” 但将士们已经不买他的账了,有人甚至直接回他说:“陛下赏赐已经晚了!人也不会因此而感谢圣恩的!” 李存勖也只能流涕而已。他又向内库使索要袍带,准备赐给从官。内库使是宦官,对皇上说:“颁给已尽。所有的颁赏都已经没有了。”卫士叱责这位宦官说:“让我们君主丢失社稷,都是你们这一班阉竖吝于赏赐将士的原因!”说着就要抽刀杀他。内库使好容易逃过一命,但想想大势已去,也不能最终获免,就对其他宦官说:“刘皇后吝财,导致今天。现在这一班人将罪过归到我们身上;万一有不测之事,恐怕我们碎尸万段也有可能。我可不忍看到这一天!” 说罢,赴河自杀而死。 李存勖到达洛阳东的石桥,在石桥西开宴。他悲痛地对还跟在他身边的诸位将领说:“你们侍奉我以来,说是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我到了这步田地,你们竟没有一个人能有良策救我!” 一百多将领们,也都受到感动,当场割断头发,放在地上,宣誓效忠,誓死报答天子。说罢,一起放声大哭。当晚,李存勖进入洛城。 石敬瑭率领骁骑抢占开封后,即回军渡汜水,直取洛阳。李嗣源正在石敬瑭的鼓舞下,急如星火地随后赶来。 李存勖,这位庙号“庄宗”、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的后唐第一位君主,已经众叛亲离。 李存勖见当年“拊其背而壮之”的石敬瑭来攻打京城,就命大将朱守殷率骑兵在京师宣仁门外列阵。但另有一个名叫郭从谦的指挥使,却率兵作乱,从兴教门反来攻击京师。李存勖万万没有想到内部又出了奸细!而这位郭从谦,是他过去特别喜欢的人啊!于是急忙命令朱守殷回来拒敌。但朱守殷这时候也发现:李存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想为国君殉葬,于是决定按兵不动,以此来向未来的皇帝李嗣源献上投名状。李存勖无奈,只好纠集手下百余人做最后的抵抗。朱守殷则移兵至京师洛阳北部的北邙山下,作壁上观。不久,他听到李存勖兵败的消息,急忙驰入京师,放纵兵士大掠,一面派人前往迎接李嗣源。 这位郭从谦将军,其实是个伶人,也即俗称的戏子。据说还是五代后唐时的一代名伶,有个艺名叫郭门高。但此人有点武功,李存勖在濮阳跟后梁作战时,曾招募勇士出阵,郭从谦应募,杀敌取胜,受到李存勖表彰,慢慢做到军中部门的司令官。军中有一人名郭崇韬,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叔父;军中又有大将李存义,也与郭从谦友善,郭从谦称他为义父。不料叔父、义父后来均被李存勖冤杀。此事令这位表演艺术家有了与李存勖不共戴天快意恩仇的谋杀想法。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为叔父和义父报仇雪恨。直到李嗣源魏州兵变,直到石敬瑭率军过了汜水,兵锋直指洛阳城,这位名伶,当时正带兵镇守京师兴教门的指挥使,大叫一声“苍天啊!大地啊!”一把火烧了兴教门,抽出刀来,指挥将士们冲向皇宫。 李存勖,这位当年的战神,带领百十来人,登上内城。郭从谦的将士爬上城墙,被李存勖击杀数十人。 乱兵又在郭从谦的指挥下,在城楼之下,仰射李存勖,一箭射入致命处,李存勖仆倒于绛霄殿前。 郭从谦直接进入宫城,率兵围住末路帝王和仇人李存勖。 李存勖身边只有近臣几十人,其中包括后来大宋帝国的名将王全斌。王全斌做最后的拼死抵抗,在混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将天子扶到绛霄殿里,但细看时,李存勖已死,王全斌直到这时候,才大哭而去。 有一个优伶名叫善友,知道李存勖生时喜爱看戏,就拣了些丢弃在各处的乐器放在李存勖身上,点火焚尸。 大唐帝国被后梁朱温颠覆;李存勖则经由万千辛苦,艰难百战,颠覆了后梁,建构了后唐,自认为是大唐帝国的继承人。现在,这个大唐帝国的继承人被他喜爱的伶人从兴教门起兵,乱箭射杀。史称庄宗李存勖“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说他从爱好伶人开始,最后被伶人所杀,甚至被伶人的乐器焚尸,可见兴亡是有内在原因的。 庄宗李存勖之死,史称“兴教门之变”。 石敬瑭割让伏恶因 郭从谦立功,但李嗣源极为厌恶这个背叛主子的伶人,或为叔父义父报仇雪恨的义人。李嗣源玩弄了一个权谋,先一本正经封赏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治所在河北景县),尔后,却在景州安排密谋,将郭从谦灭族。 背叛李存勖的朱守殷被明宗李嗣源封赏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这几个职务职称分别相当于国务大臣、京师直辖市市长、全军总参谋长。地位相当显赫。后来又被认命为宣武军节度使。宣武军,是中原大藩,其辖境包括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四州之地。朱守殷当时在汴州。 但李嗣源对这位投降过来的藩帅有忌惮,李嗣源称帝后,听到有消息说,朱守殷可能不老实了。于是宣布要出巡汴州。 后唐的首都在洛阳,汴梁在后晋时才成为首都。 这个举动,一下子惊动了朱守殷。宣武军的判官孙晟是朱守殷提拔上来的文职官员,根据他对历史的考察,断定此事凶多吉少,因此主张朱守殷反。朱守殷当初逆袭李存勖时,已经心存悖逆,此际得到鼓励,于是就反。 他在征求下属意见时,有一位指挥使不从。朱守殷杀了他。这就给天下一个信号:藩镇宣武军节度使,反了! 但朱守殷的故实没有多少悬念。他不是李嗣源的对手。更遇上一个对手范延光。范延光正做着宣徽使,军营总管,接到李嗣源的命令,前往晓谕朱守殷,根本说不动。但范延光却看出了朱守殷的虚弱。他回来后向李嗣源建议:“汴城本来就很坚固,如不早日攻击他,他会修缮城池,那就更坚固,恐怕再想拿下汴梁,难度就大多了!要早下决断,早日发起攻击——现在就攻击!我愿带领五百精骑做前锋!” 李嗣源答应了他。 范延光当晚就出发,天亮前已经急行军二百余里,直抵汴梁城下。 朱守殷闻讯大惊!他没有料到王师如此迅速到达——昨日还来晓谕,今早就到了城下!说话间,李嗣源大军也随后赶到。当时石敬瑭是李嗣源麾下的御营使,中军司令,接到命令抄小路赶来围城。 几天之内,汴梁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并开始了四面攻城。城中百姓一看大事不妙,纷纷想尽办法往城外逃去。朱守殷本来就是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小任重的人物,在他那个任上,尚不足以与多年征战的李嗣源对抗。最后,他还算识时务,判断形势已经没有逆转之可能,于是将自己的族人全部杀死。 最后,他选择了一种奇异的死法了断自己。他伸出脖子,给左右亲兵下达了此生最后一道命令:“把老子的项上人头砍下来!动手!” 亲兵们也许是挥洒着热泪,也许是暗怀着快意,完成了朱守殷交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任务。 朱守殷头颅滚落,守军打开城门,投降。 孙晟则施展自己的智慧,向当时的吴国逃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晟不是追随朱守殷,而是追随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兵败后逃亡江南。说他逃亡到淮河渡口等待渡船时,追兵赶到,看到他一表人才,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要追杀的人,孙晟也看出形势,就瞟了追兵一眼,毫不慌张地开始脱下衣服捉虱子,而且捉住后,还像庄稼汉一样咬死那虱子。追兵看着,这个人也不像个读书人啊,就没有搭理他。所以他得以渡过淮河。 当时吴国是权臣徐知诰执政。徐知诰正在延揽中原人才,他收容了孙晟,成为孙晟的异国知音。在后来的日子里,孙晟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这种知遇之恩。 徐知诰,就是后来南唐的开国之君李?——他在吴国名相徐温麾下时改名徐知诰;有了南唐后,又改名李?。这是一段趣味横生又充满黑色智慧的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王全斌则被李嗣源收为禁军列校(禁军中的下级军官)。直到后晋初,王全斌因为战功升为步军司令,后周时又升为右厢都指挥使(右路军总司令)、行营马步都校(前线马军副司令)等,曾跟随周世宗柴荣平定淮南,攻克瓦桥关。大宋初,太祖赵匡胤又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讨伐后蜀的前线总指挥),讨平川蜀,为大宋帝国的稳定立下大功。这也是后话,按下不表。 像李存勖一样,李嗣源也特别欣赏石敬瑭。在反叛李存勖的战争中,石敬瑭立下头功。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官位一路高升,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藩镇大帅的位置:做到河东(治所在太原)节度使。这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藩镇。整个“赵匡胤时代”,河东这个藩镇,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力量。后面的故实,很多与河东有关。 不仅如此,石敬瑭还得到了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要塞地区的蕃汉马步军总管之职,也即胡人和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的马军、步军总司令,北半个中原都在他的辖区范围内。 就是他,最后颠覆了后唐,在历史程序的展开中,他成为后晋的开国君主,契丹所欣赏的“儿皇帝”——“儿皇帝”在那个时代,似乎不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称谓,甚至是契丹赏给附庸国君的荣誉称号。最重要的,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为后来一系列中原国变预伏了恶因。 翻云覆雨一藩镇 与已经完全汉化了的沙陀人比较,契丹在“赵匡胤时代”属于异族,这是不争的事实。要紧的是:由沙陀人建构的后唐灭亡、后晋灭亡,两次“亡国”,都有契丹人的介入。后唐灭亡,契丹算是间接介入;后晋亡国,则是草原帝国第一次直接灭亡中原帝国——尽管这个中原帝国是由沙陀人建构的。 “地缘政治”和“民族政治”,周秦两汉已经萌蘖,魏晋隋唐开始严峻,但作为共同体应对的问题,还不清晰。现在,直到契丹人的介入,这两大问题开始明朗化,成为中原政治家必须面对的政治焦虑和政治问题。 从此以后,北方的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屡屡入据中原。大宋帝国的北宋时期,始终要与辽、金打交道;南宋时期,则始终要与金、元打交道。中原帝国与北方异族的军事与政治方向的“沟通与交流”,演绎为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 契丹之后,中原的北方,始终是一个魔鬼巨人。 以后,太祖赵匡胤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太宗赵光义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真宗赵恒要面对这个魔鬼巨人……百余年来,与契丹巨人较力,耗尽了大宋帝国的元气。 石敬瑭,则是打开这个盛装魔鬼巨人瓶子的历史罪人。 在赵匡胤出生的这一年,明宗李嗣源因为石敬瑭拥戴有功,给了他破格提拔:“以陕州节度使、检校司徒石敬瑭加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给他。 这不是一件小事。 “节度使”相当于省部军政大员;“检校司徒”是负有查核“组织机构”权力的官员,虽然不过是个荣誉职称,但“太傅”荣誉又高于“司徒”;“六军”,自唐代以来就有“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军,皆属于彪悍的中央卫队,是待遇最好的禁军,石敬瑭就出任了这支禁军的副总司令。 石敬瑭年轻时正当后梁、后唐争雄。跟随晋王李存勖也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征战时,自命为战国李牧、大汉周亚夫,也有踌躇满志的模样。石敬瑭喜读兵书、不苟言笑,史称有“朴实厚重”之相,但作战勇猛。 有一次李存勖与后梁交战时被围,石敬瑭率十余骑突阵,刀光剑影中左突右据,在包围圈中荡开一个口子,居然击败围军。史书留下了描摹李存勖喜出望外,特别传神的六个字:“拊其背而壮之”,拍着他的后背而称许他的壮举。这是一个由衷亲昵的动作。从此以后,石敬瑭声威大振,名噪一时。 石敬瑭,最初效忠后唐庄宗李存勖,但是李嗣源这边一兵变,马上成为消灭李存勖的武装力量。后来李嗣源的儿子李从厚即位,李从珂谋反,石敬瑭又很快成为消灭李从厚的武装力量。到最后,李从珂猜疑石敬瑭,他又成为消灭李从珂的武装力量。翻云覆雨一藩镇,他从来没有真诚地“忠诚”于后唐,即使庄宗“拊其背而壮之”,即使明宗将女儿嫁给他,这些都没有挽留住他的“忠诚”。 石敬瑭,不仅给“赵匡胤时代”带来了地缘苦难,还带来了道义沦丧。他是“赵匡胤时代”最具恶劣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