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么评价陈寅恪、钱穆、吕思勉这些前辈，以及同辈人余英时先生的问学？ 许倬云：陈寅恪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史料，习惯用大量史料归纳出一个现象，那些归纳其实在他脑中早有观察和思考，根源不在历史。他渊博，早年留学德国，后来又到英国游学，得到许多理论背景，再加上家学渊源。他家族经历的，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浊流之争、满汉之争、中西文化之争，这些人生经验体现在他对中古历史的课题选择上。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经验，在选择的课题中有所偏袒。举例来说，他经历同光之争，但在写唐代的牛李党争时，并没有影射同光党争；他面临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但他在写唐代佛教文化进入时也没有一点偏袒。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宾四[钱穆]先生也是了不起的史学家。他是真正自学的，从来没上过学，他连好老师都没一个，纯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真正聪明绝顶。他的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另辟蹊径。当时正是今古之争（为改革寻找依据），他没有受正史教育里那些派别的约束，另外找到一条路，打破了今古之争里的一些课题。他后来写《中国通史》，了不起的著作，贯串了民族史观和爱国史观。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轰炸，他抱着讲义还在树底下讲，他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这个人真是聪明，眼光真好，他一本《国史大纲》里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大家看不见就是了。但也由于民族史观、爱国史观的限制和西方知识的局限，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估是有偏差的。钱穆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必须指出这一点。 吕老先生所处的时代也是难得。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当时史学主流是编年史，他跟北大清华那批主流史学家是不大来往的。他的学问是国学基础上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甚为深厚。因为在上海居住，他感觉到时代在改变，他是当时通达史家里第一位考虑到生活起居、风俗习惯的人，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典籍中能够组织的他都组织起来了，但由于资料来源局限于中国的典籍，相对而言观察的角度有限。他那本书[《中国通史》]，用作线索甚好，但我想今天大部分人不会用到他那本书了。 英时跟我是好朋友。英时史学的路子，是钱穆先生给他一些影响，哈佛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是他自学。英时是读私塾出来的，国学基础甚好。他没有上过初中，直接就上高中了。他是从研究安徽的思想家戴震开始，治近代思想史，慢慢转入社会背景研究。在最近的一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退后了，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他代表的那个儒生志业反而被推向前台。他也在改变。他对经济部分不是特别注意，他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从这条线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两个做学术的方法，我是从社会、经济开始，走向文化，偶尔走向思想；他是从思想开始，走向社会。我们在中间慢慢碰头，我们是和而不同，角度不一样，但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我们合作过一本书《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他一篇，我一篇，还组织了一大群人一起写的。 记者：对翦伯赞和郭沫若，您有什么看法？ 许倬云：翦先生是第一批采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其实没有列宁）和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人之一，写了一部《中国史纲》。采用的分析法是当时苏联的断代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不适用的。在左派史学里他是第一个成格局的人，他做得很辛苦。我从他文章里看得出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他后来跟国家政治不能合调，吃了很大的亏。作为第一个用马、恩思想研究历史的左派史学家，结果被打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有专业的良心和忠诚，他对唯物史观也有一定的信仰，但毛病就出在唯物史观的局限性。 郭先生又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那个时代真是了不起，出了三四代这样的人。所以你要说天地对中国不厚，也不是。原因在于转型之后，无人钻研的空间很大，有空间就能自由飞翔，潜力就释放出来了。后来是愈来愈紧愈来愈密，一方面是政治影响，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为稻粱谋的人太多了。老实说，战乱都压不住人，宾四先生那部大作、寅恪先生好些重要文章都是战乱中写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民众趋同、走一条路的压力，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把可以回旋的余地全部压没了。Anyway，鼎堂[郭沫若]先生也是了不起的聪明人，没有学术训练，自学，将甲骨文研究到那个地步，了不起。甲骨文当时是处女地，谁下去，花功夫耕耘，都会有收获。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还有我老师董彦堂[作宾]都是大家。今天我们说，他[指郭]认的字有错的，但大部分是对的。拓荒之功啊，了不起！他将唯物史观套用到中国历史里，比翦先生更深。他的政治取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老早就决定了的，所以他跟"右派"一直走得很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里本来有他，但他不肯兼。但195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看到他有独立的意见了，你可以说他跟着革命走，也可以说他跟着权力走，我就不能作断语了。他对学术的维护之功嘛……他可以做得更好，但他没有做。 记者：您在台大历史系的师承很不一般。 许倬云：遇到这些老先生，我是很幸运的。李宗侗[玄伯]先生，世家子弟，法国留学。他是晚清名臣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孙子，一出娘胎就是举人。呵呵。他在娘胎里的时候，李鸿藻是宰相，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慈禧很尊敬他，说如果生个男孩，出生便封为举人。他受的教育是宰相门第的教育，可以接触到多少大学问的人啊，所以他的国学底子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到法国留学，师从社会近化论派古兰氏（Granch），学习古代希腊史，这个对他影响很大。他教我古代社会史，但我后来慢慢离开了他的方向，因为这个学派过于狭窄地停留在单线演化论上，认为在一个地方演化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早晚都会出现。我后来不敢苟同老师的观点，但我对他是感恩的，因为他带领我进入古代社会，带我进入人类学。我正在想办法出他的全集，但出版社都想赚钱，他的书大概不会赚到钱，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愿意出他书的。考古学是跟李济学的，我现在的兴趣还在商周和新石器时代。当时我在历史系，张光直在考古系，张光直是李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隔了房的徒弟，算是同门师兄弟。我跟光直脾气性格很不一样，他性格拘谨严肃，一头钻进考古学，一钻到底，学问专精，我是跑野马，什么都感兴趣。光直吃亏在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国来做真正的发掘--他来过，但没有被不允许，所以他考古学是纸上考古学，主要是看别人的报告，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给世界，没有他介绍，外人不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线索和脉络。 记者：《汉代农业》英文原著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除了正文154页，后面竟然有大约160页赖以立论的史料和注释，所以我对您读原典的功夫非常感兴趣。 许倬云：史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必须读懂中国古籍，获得正确的历史感。我读史料和原典就是四个字：来来去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大部分的中国原典，我读的第一部书是《史记》，后来慢慢地什么都读。十三经，说老实话，我没有全部读通，《礼记》里有很多我还没读。史书里面《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我是读完了。天文部分我读不懂，音乐部分我读不懂，一般的政治典方制度我是读懂了，所以我还没全读通。来来去去做什么事呢？我不是一次读完就拉倒了，碰到问题、材料，就拿来原典再看再钻，看过去没有看到的夹缝。我也拿别的学科来帮忙，同时我也读别国的历史，看别的文明。这一点我自问是比别的朋友注意得多一点。对中国古代史、古代三大文明--埃及、中国、印度（这个我差一点）和欧洲中古史的熟悉程度都还可以，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和有用的工具。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这些学科让我多了许多眼睛，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好处是兴趣广泛，坏处是不能专精。 记者：对剑桥那套《中国通史》怎么看？ 许倬云：那套通史不通的，因为出自众人之手，而每个人的见解想法都不一样。另一个极大的先天缺陷是这套书的主编给我们一个框框，你不能写新的意见，只要综述前人迄今已被公认的观点即可。所以让我写剑桥史那章，我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他们说那段非我写不可。其实我的想法已经有很大变化，但不能加进去。我太老实，别人偷偷加进几句话也是有的，我后来想，我也该"偷关漏税"才对。 记者：您怎么评价日本汉学的成就？ 许倬云：日本汉学的成就极高。首先他们把东亚、中国分立为课题，东亚是相对西方的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觉得自己堪比西方了，但地理上又明明在东方，"我要领导东方，打西方"，这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借口。中国是日本文明的母邦，但它强大以后，不甘心居于中国之下。日本人的勤快是了不起的，一个研究室，三四代人研究同一本书，做同一个课题，延续性极强，累积的成果很高。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两个学生在一起合作难极难极，这五十年来，师徒相承也不是越传越多，而是越传越少。我们可以用日本的成果，但不应当被它框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