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燕园十五载，对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莫过于曾有幸“从夫子游”。 说“从游”，而不说“就读”，就因前者兼及“古典”与“今事”，意味深长，值得仔细品鉴。 所谓“古典”，最容易令人联想起的，自是孔夫子的开创私门讲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么一句：“子路喜从游”。读过《论语》的，很少不向往那时候的师徒关系。私心以为，“读书”不如“受业”，“受业”不如“从游”。后者讲求耳濡目染，且以修养而不是学识为中心，用后世教育史家的说法，叫“完全人格教育”。两汉以降，名师大儒开堂讲学，总有万千“喜从游”的“子路”们追随左右，只是不若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栖栖遑遑。 至于“今事”，指的是晚清以降学制改革，“上法三代”难以落实，“旁采泰西”成了时代主潮。以课堂讲授为中心的新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传播知识，而不是养成人格，“从夫子游”因而一改而为“转益多师”。也有不以为然的，比如，章太炎便一再呼吁“救学弊”。可此等微弱的声音，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大业，基本上无济于事。40年代初，连最为西化的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也对此深表忧虑：“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那么，什么是理想的大学教育？梅氏在《大学一解》里所表达的理念，其实古已有之：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这就难怪当初胡适为清华学校设计研究院课程及宗旨时，强调兼及中国古代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度。 传统中国教育希望养成人格，故特别看重“从夫子游”。始终自立门户，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的章太炎，自称“余讲学以来几四十年”(《太炎通告及门弟子》)，“前此从吾游者”（《致潘承弼书》），多学有所成。章氏之日本讲学，更像古代大师之收徒，后来的创办苏州国学讲习会，则带有公开演讲的意味。当年在东京“从章太炎游”者，包括黄侃、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周氏兄弟等，均一时俊彦。鲁迅后来回忆说： 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这段话，常被理解为语含讽刺。其实，这正是大师讲学之不同于学校教育处──不以传授具体知识为主要目的。 “从夫子游”的独特魅力，主要在于精神熏陶，而不是知识传授。可这有个前提，“前导”的“大鱼”，不只能够提供实验经费和科研题目，学识及才华外，还必须兼有人格魅力，这样，方才值得“小鱼尾随”。若黄侃之名士风流，春花秋月，携弟子寻访名胜，饮酒吟诗（参见《量守庐学记》中刘賾、杨伯峻、程千帆等文），毕竟是异数。现代大学中，较多地借鉴书院讲学经验，确保师生之间学识、精神以及情感的正常交流，改变课堂教学冷冰冰面孔的，当推研究生制度的建立。 我也是在进入研究生课程后，方才与导师有较多的接触，理解古人所说的“从游”之乐。十五年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燕园，追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那年，先生刚好年届古稀，照现在的规定，早应该“赋闲”了。好在那时当局希望老专家发挥余热，我们因而有幸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在《为人但有真性情》一文中，我曾这样描述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这段话常被论者引述，以为颇具“雅趣”。也有读者表示怀疑，以为是我“妙笔生花”。其实，此乃“写生文”，不曾着意渲染。今人之所以感觉陌生，就因为研究生教学制度化以后，同样可能窒息活生生的师生交谈。我入学的时候，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统一的课程或学分规定，导师于是以“闲谈”代替“授课”。当初因缺乏经验而不曾“正襟危坐”，倒是与古人“从游”之义相吻合。 “从夫子游”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没有入学考试，也不曾举行毕业典礼。倘若值得师从，不必过分讲究名份，前往请教就是了。我进北大时，中文系有四位老先生，均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除了正式“拜师”的王瑶先生，吴组缃、季镇淮、林庚三位，我也常前往请教。四老各有专长，且性格十分鲜明，王之睿智、吴之豁达、季之忠厚、林之儒雅，均无法追摹。 既是小说名家、也以治中国小说史见长的吴组缃先生，与我的研究兴趣接近，且参加过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平日里交往较多。上吴先生家，不必做任何准备，只需挑起话题，而后便顺其自然，当个好听众就是了。或针贬时弊，或追忆师友，或纵论古今，吴先生总有说不完的逸事与妙喻。谈兴浓时，甚至不准访客早归；倘若没有勇气大声辞别，那就只好等待先生兴尽了。“天宝遗事”固然有趣，更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历代小说的精彩分析。先生对其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史”十分用心，可在我看来，那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单是“导言”部分，不知听先生讲了多少遍，觉得思路挺完整，可屡次让课题组成员协助整理成文后，又全都废弃不用。理由是“文字不好，没有光彩”。大概看我“随声附和”的能力尚可，先生几次邀我加盟，均被我以“另有任务”辞谢。之所以如此“怯阵”，乃是深知即便我使出浑身招数，也写不出令先生满意的“有光彩”的学术论文。 与吴先生的健谈截然相反，季镇淮先生显得有点木讷。如果没有准备，我可不敢造次拜访。几句家常话及问候语过后，便需进入正题。季先生不喜欢也不擅长漫无边际的聊天。如果访客无话，且长屁股，温厚的季先生便接连不断地劝你喝茶、吃糖。我的妻子曾追随季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又经常走动，按理说不该客套。可先生依然彬彬有礼。偶尔代查资料，必招来先生的连声道谢。先生每次出版新著，明知我们夫妇关系不错，没有离婚的打算，也非得签名各送我和妻子一册不可。如此认真执著的老人，偶尔也想调节气氛，说些轻松点的话题，可照样有板有眼。拜访季先生的最佳方案，便是尽早进入具体问题的探讨。那样，先生会两眼放光，忘记自己的病情，不时矫健地站起坐下，到书架上取下一册册书，翻给你看。先生做人做文，均一丝不苟，实在令人钦佩。可也由此带来不小的烦恼。季先生晚年视力极差，还要寻找有关资料，以便撰写新著。几次劝先生收缩战线，先把手头已有的书稿改定，先生总说“不忙不忙”。去世前两年，先生忽然说，教了一辈子文学史，还没写过关于小说方面的论文，应该补一补。于是，让我们代买大字本《西游记》，然后戴上眼镜，配着放大镜，开始重新研读──那年，先生八十有二。 王瑶先生居住的镜春园，与吴、季二师所在的朗润园近在咫尺。每回新年，总是顺道拜候，一路走去，十分惬意。如今三老均已仙逝，在我眼中，未名湖周围风景，顿时显得冷清多了。春节将近，中文系唯一需要拜访的老先生，只剩下居住在燕南园的儒雅淡泊的林庚先生了。 林先生乃现代文学史上有数的重要诗人，后又以唐诗及楚辞的研究名家。平日里很少听他谈起小说，直到《西游记漫话》一书出版，方才让我大吃一惊：诗人对小说竟有如此的洞察力。据先生称，历来对童话情有独衷，十年浩劫中更是以夜读《西游》为“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以“童话性”解读《西游记》，前人不是没有谈论过，只是大多浅尝辄止，不若先生全身心地投入，且将其作为《西游记》的根本特征来论述。童心与诗心，本就有相通之处，更何况此乃先生之“曲终奏雅”（日后先生还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可那是旧作翻新，不如此书之具有原创性）。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书，对此后研究《西游记》的学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记得刚入学时，林先生举行告别讲座，那天我刚好有事外出，事后追悔莫及。据说，林先生擅长营造氛围，课堂犹如舞台，一招一式，均令人回味无穷。有学生点评曰：林先生诗写得好，讲得也好，因他的生活本身便是一首诗。当我复述这段话时，先生笑着说：那学生准是将我作为写诗的素材了。 将一生作为一首诗来苦心经营，希望经得起时人及后人的再三品读，这其实很不容易。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凡是经得起再三品读的人生，都是一首成功的诗作。外系的老教授，或只是在某一特殊时刻接触（如哲学系的冯友兰、洪谦），或所了解的并非其专业成就（如东语系的季羡林、金克木），即便倾心于其人其文，未得真传，不好妄称弟子。不过，即便见闻有限，每次造访，均有“如坐春风”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似乎只存在于“七老八十”的老教授身上。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有在专业领域里卓有成就的，可就是不如老先生“味道醇厚”。 或许，人文学者的修养，本就需要岁月襄助，速成不得。若此说成立，则如今实行的博士生导师六十三岁退休的制度，将使以后的莘莘学子，再也无法领略处于最佳状态的“导师”的风采了。 记得有一年中秋，众弟子在王瑶先生家聚会，先生一时兴起，提议夜游未名湖。月光如水，幽静的湖面，不时传来年轻人的朗朗笑声。不知是哪位师兄，念起了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其实，此诗的意境，部分脱胎于明末张岱的《西湖七月半》。“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固然可看，“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同样值得观赏，至于“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不也照样是西湖边的一道风景？ 那夜情景，如在眼前，只是王、吴、季等诸先生均已凋谢。记得刚进北大时，在未名湖边留连，学长指着日后逐渐熟悉的老教授的声影告知，此乃燕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暗淡。常听人感叹“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其实，既然哲人已逝，“江山”就不可能真的“依旧”。 还会有博学之士入主燕园，但不见得“有韵”且“有味”。作为“阅读对象”的学人，知识渊博固然重要，更值得欣赏的，却是其个性、气质与才情。慨叹老一辈学人多逸事，后来者因长期压抑，有趣的人不太多。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使得北大校园里这道特殊的风景，有可能永远消逝：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得以后的学子，再也没有六十三岁以上的老教授可以“从游”；校园里人满为患，新人早已撤到燕北园、西三旗去了，若干年后，未名湖边，再也见不到悠哉游哉的老教授。 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有把握。 既然互联网解决不了“从游”，个性化的魅力也无法复制，新一代的北大人，必须另外构建其值得再三品味的新的“风景线”。 1998年1月22日于京北西三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