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曙林拍中学生的时候，也正是我的中学时代。从1981年上初中，到1987年高中毕业，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的光阴。所以，看他的照片，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仿佛在照片中重新看到了自己，以及那段曾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任曙林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用时髦的话讲，也叫“低调”，他算是“四月影会”的资深人士，也是“重要成员”，但他从不张扬，仿佛永远都是一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样子，虽然心怀锦绣，但却平和而普通。 他辞去公职很多年，一直做自由摄影师，生活过得相对清贫，但却从未见他躁动和不安。我曾经去过他的家里，装修简单，一尘不染，几件简朴的家具，一台老式的电脑，地板是他自己铺的，然后又自己涂上了浅蓝的颜色。坐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心情会变得非常平静。 具体什么时候认识任曙林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刚开始知道任曙林，我曾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商业摄影师，因为他给我看的都是他拍的“商业片”—建筑、室内装修等等，那是他曾经的谋生的手艺。直到后来，2004年初，看到摄影家薛挺给他编辑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幻灯片，才让我真正了解了曙林。 在2004年的平遥摄影节上，在我主持的幻灯晚会上，我放映了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是从那个时候吧，我和曙林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一样。之后的几年，曙林经常会到我的办公室聊天，其间我换了几个办公的地点，但不管多远，曙林总是骑着他的那辆28的大自行车，风尘仆仆，意气风发，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岁数的人常有的昏庸的状态。 2007年，我和好友金平一起在798创立了“映艺术中心/映画廊”，我们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摄影中心”。曙林是我们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坚定的支持者。我们的展览，曙林每次都会认真地观看，有时候还把观感写成很长的短信发给我。 大概从2008年底开始，我和曙林开始商量正式举办《八十年代中学生》展览的计划，先从编辑图片开始，2008年夏季的一天晚上，我从曙林家里背回了一个硕大的军用书包，里面是将近五十本相册，是曙林近几年自己挑选整理的几千张“中学生”的照片，从年代到内容，分类很细，使我观看和编辑起来都很顺利。但即使这样，编辑这些图片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2009年的4月的一天，我和曙林在他的家里一起做最后的挑选，最终选出了159张照片用于将来的展览和出版。这些照片正好跨越了1979年至1989年整整十年的“瞬间”。让我很惊讶的是，虽然《八十年代中学生》从未正式展出过，但任曙林却已经拥有了众多的粉丝，而这些粉丝绝大多数都跟摄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2010年的12月，由我策展的“任曙林/钟立风音乐影像展”在映画廊举行，这是一次崭新的尝试，现场民谣演唱与“八十年代中学生”图片幻灯放映相结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观众流下了热泪。 一位任曙林曾经拍摄过的女中学生，看完幻灯后，对任曙林说：本来她以为青春已经不在了，但现在她发现她的青春还活在这些照片里。 2011年4月30日，任曙林《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即将正式举行了。从开始准备展览到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我忽然感觉，其实这个展览早就开始了，从2004年的平遥开始，任曙林的那些照片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们”就已经永远雕刻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