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些照片中的青春少艾，今已过了不惑之岁，为人父母了。他（她）们可曾记得三十多年前有位常年累月泡在校园里随时窥视的摄影人么？ 1979年，任曙林25岁，比他镜头前的孩子们年长十余岁：这是微妙的年龄：距中岁尚早，青春期则已消陨，他分明是在凝视过去的自己；当然，孩子们更在妙龄：不再是儿童，亦非青年，英语将所有13到18岁的孩子统称为“TEENAGE”——将要成长，正在成长，少不更事，而一切人世的感知已如三春的枝条，抽芽绽放了。 这是一组温柔而敏感的摄影，以至不像摄影，而是悄然的凝视，凝成永逝的八十年代。那是中国都市处于前现代文化的最后一个十年，北京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校园风格在那十年中，临近终结，此后，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遍布北京校园的朴素设施、朴素装扮，大抵换代更新了：五六十年代的房舍、旧式的课桌椅、木质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还有辫子、粗布鞋、国产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携手的姿影……莫不连同每幅照片中无所不在的八十年代的神态，逐渐地，永久性地消失了。 除了作为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届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的群体之一，共和国早期摄影中的少男少女，很少，甚至从未成为他（她）们自己。改革开放迄今，“TEENAGE”男孩女孩的影像迅速增多，迹近繁殖，但多数是漂亮的演员、模特，属于被装扮、被预期的角色，此外就是当今校园形相划一的符号，不见个性。乡村少年倒是并未在当代摄影中严重缺席，不论作为早先的幼龄公社社员（欢笑着，劳动着），还是如今严肃摄影中的失学孩童或小民工（穷苦着，挣扎着）……在一个人性从来不曾获得充分表达的国度，少年儿童只是被摆布被利用的次要群体。可是略微察看西方摄影所捕捉的人群，我们会迎对许许多多生动的孩子，如幼兽，如青苗，与成年人的世界一起，构成无穷丰富的人性图谱；至于欧美电影，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经典是以一位半大不小的男孩的视角，叙述历史，构成动人而深刻的主题。 总之，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影像中，就我所见，第一次，有位摄影家如任曙林，使他的镜头所对准的每一位中学生仅仅只是少年，仅只意味着年龄，带着唯年龄所能赋予的全部生命感，饱涵青涩岁月的萌动、稚弱、希冀，以及惟少男少女浑身蕴蓄的神秘感。 这本影集中的大部分篇幅集中于北京朝阳区重点学校171中学，除了上课时间，孩子们在校园内度过的几乎每一角落、每一瞬间，均被摄入作者的凝视。然而这不是校园摄影，而是一部关于青春密码的视觉文本，其中最为动人的凝视，指向孩子们在课余闲暇中的踟蹰无聊，发呆而出神的一刻，无可言说，然而历历可亲——在我们的就学时期，谁没有这一刻的惚恍记忆？ 而八十年代是连空气中也满溢憧憬，何况少年期本属憧憬的年岁。国家的劫难与恶梦，过去了，当年这群中学生其实不很记得，更不了解在他们幼年，父母与家国发生了什么，以至不知道他（她）们得以归复正常学业后，被社会赋予怎样的期许。而他们还是宛然发呆了：在课间，在走道与操场，嬴弱而轻盈，一身一脸是青春的无辜。任曙林的凝视一次次距焦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在门边墙角，在散学前末一堂课的间隙，女孩与女孩，男孩与男孩，当然，还有男孩与女孩，群相倾谈，个别私语，或只顾无所事事地站一站，于是友谊的初始，未来的茫然，暧昧的性，未觉而将醒。作者的镜头甚至不必对准孩子的脸，只是背影，只是脚与鞋，只是走廊尽头的空墙，年少之人的懵然与欣悦，已在言说，一如他（她）们八十年代的衣装尽是岁月的细节，为照片所洗，随之成为黑白。 任曙林是文革后“四月影会”三届展览的早期参与者，师从狄源沧先生，是文革中接受西方现代摄影启蒙的第一代青年。日后，与他同代的摄影家开始了日趋多样的影像实践，而任曙林选择了校园的孩子。始于七十年代最末一年，他以长达八年的追踪，为我们留下这批珍贵的影像。当马拉美说：“世界归存于书本”，时在十九世纪，而摄影经已诞生，此后，我们可以说，岁月乃归存于照片——人与岁月，还有比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更其短暂惚恍而滋味无穷么？问及任曙林何以选择了一群中学生，他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在那时，在校园，已然萌发，并且决定了。 是这样么？我们已不能询问照片中的孩子们，无妨细细自问。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群孩子如今已较当年的任曙林更为年长，到了回望别家的少年的岁数了，甚或他（她）们的孩子已是初中生。 这二十多年间，还有哪位摄影家亦如任曙林，属意于校园，窥探少年人的身影与内心吗？我很希望这批照片能使今日辗转于考试之苦的中学生们看一眼，而在我辈眼中，永逝的八十年代，可能唯余这批照片能使我们蓦然遭遇从前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