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辗转做过几份杂志的编辑，也曾替不同的报刊策划过各种版面，其中最苦恼的一件事是找不到人去写科学题材的文章。有时候明明出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新闻(例如瑞士的CERN建造了可能产生微黑洞的对撞机)，但就是找不到恰当的人选去谈它。想必是我识人不多，有些时候，市面出了一本人人叫好的科普书，可是每个写手听到之后却都摇头摆手，避之则吉，结果显得我们的书评版很偏食。这个情况到了某些年度好书评选的活动里就变得更严重了，几十本候选书目竟没有一本科学书，而且各个评审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五十年前，英国学者斯诺(C.P. Snow)曾经用“两种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这个有名的说法在今天的学术界早已被人批得体无完肤，大家嫌它太过粗疏。但甩开“两种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诺所描述的那种现象却是我们至今都能痛切体会得到的日常现实。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读书人不懂科学居然是正常的，一份书评杂志几个月不介绍一本科学书籍竟是不用辩解的。就算越出狭义的文化圈，我们主流媒体的科学素养也是十分贫血，在同一篇报导里面往往出现前言不对后语的逻辑谬误。为了省事，许多编辑记者干脆照译外电，对于有点技术含量的名词则略过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释，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已经不只是念人文科学的不懂自然科学，更是大众媒体在自然科学面前的集体失语。 偏偏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发展史上的奇异拐点。比起五十年前，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丰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们治疗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应用对生活的影响变得更广泛更深入了;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会大众对科学与科技的怀疑却也越来越深。这几乎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科技的进展居然与社会整体对它的不信任同时增长。本来大家怀疑甚至否定的只是昔日那种盲目的乐观情绪;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把人类推向了高风险处境，环境的危机使全球面临末日的恐慌，所以没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学与现代技术的进步必定能够带来更好的明天，新的发现未必是新的许诺，新的技术也许会带来新的问题。可是，这种怀疑并不到此为止，它竟然还深入到所有科学研究(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家)上面;似乎“科学”二字就必然包涵了一个阴暗的面相。 正是在公众对自然科学渐感不满的背景底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大幅削减高等教研机构的资助，于是当年英国的科学家人人自危，担心他们和一般人的距离会损及科学的长远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英国兴起了一股“公众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运动的风潮。牛津大学更设立专门教席去推动这场科普潮，聘请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及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担任首届“西蒙伊公众科学了解讲座教授(Simonyi Professor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直到2008年10月才告老退休，被专研“群论”的数学家Marcus du 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几年来在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他太过偏执地鼓吹无神论，把一个以普及科学为宗旨的讲席变成了宗教辩论的战场。然而这也正正说明了“公众了解科学”运动的性质变化，因为道金斯对宗教的攻击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见于各种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怎样造成了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宗教激进化的根源之一正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或者盲信于某种不够确切的科学(或说“伪科学”)主张。也就是说，在影响世界局势的宗教问题上，科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实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重大争议，从核能的运用，人类生命的复制，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现象，药物的研制与营销，互联网上的道德议题……一直到堕胎算不算杀人，几乎每一样都和科学与科技拉上了关系。要是少了相应的知识准备，公众以及决策阶层不只无法明智地判断，甚至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讨论。问题在于，当大家一如既往地乞灵于专家的意见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各种不同乃至于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众需要认识科学，但是他们该怎么认识，又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科学知识水平?传统上，学术界有许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检测一个国家的国民科学知识水平。方法不外乎设定问卷，列出一系列由浅至深的问题，然后让受访者作答，再结集分析，打一个综合的分数。这种方法把科学知识假定为一个稳定的水库，相信有些知识是确定无误的，而且人人都该对它们有某种水位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在基础教育里面设置课程，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觉得那就是现代公民合理的科学知识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类未来的重大争论之中，我们才知道建基于这种假设下的科学教育不单追不上局势的进展;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套百分之百准确无疑的知识可教。根据科学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众了解科学”运动渐渐总结出了另一种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看法，把重点从被动的受教育大众转移到每一个构成公众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预设一大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储备，而要看关注某一个课题的公民有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判断的能力。例如一个预备要兴建大型化工设备的小区，当地居民或许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术，却不能不知道化学污染的成因与解决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会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预警，这一切都是大家关注的日常话题，可是在介入和讨论之前，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其间最基本的事实呢?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够不够严谨?过不过关?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础教育无法独立完成的;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中学课程会详细教导学生三聚氰胺的化学式子和检测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从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最了不起的杰作，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庞大的系列出版物。王云五先生当年策划这套文库是为了普及国民知识，替方兴未艾的大小图书馆建立基础馆藏，所以《万有文库》里的每一本书都力求深入浅出，让读者广泛接触各门新知。在这四千多册一千多种的丛书里面，光是“自然科学”就占去了一百九十一种(即百分之十八左右，这还不算“工业科技”、“农业科学”、“医药卫生”、“交通运输”等几个类别)，乃所有项目中最大型的一个，也是王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手笔之一。 这就是民国文人和出版界的识见了，在他们看来，“赛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贵客。反观今日中国书市，不仅没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团会以同样的眼光规划自己的出版品，科普书在市场的占有率上也远远不及史地等人文类书。莫非现在的中国人都已经很懂科学了?连假鸡蛋都造得出来，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么科普书? 我常常怀疑作者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不是读者对自然科学失去了兴趣，而是能够引发兴趣的作者太少。我长年订阅《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总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横生的文笔打动。身为一个专业媒体人，我有时甚至觉得他们说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强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为什么这么一帮理科出身的家伙能够写得出如此生动的文章呢?且先撇开那些职业写作的“科学记者”不提(这是外国许多主流大报都会开设的职位，专门请一些拥有高等学位的记者报导科技新闻)，许多科学家自己就是文化素养相当高的人，能用巴赫的平均律为例轻易说明数学的历史演变，以文学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论”的争议，顺手拈来，毫不勉强。 如果有时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我们的文人和科学家似乎太过礼让，文人把科学常识全让专业人士操心;科学家往往更狠，干脆一股脑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统统推给对方。于是就出现了我在书评杂志上找不到人谈科学的窘况了。惯见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书，学院里的专家则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语言写字。 在这样的背景底下，“科学松鼠会”于我而言是个莫大的发现。从前看惯了方舟子那种火气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群人会在时事评论为主的博客群上轻轻松松谈地科学。在“脑残”和“汉奸”等语言炮弹漫天飞舞的硝烟之中，他们的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当然，我绝对不是要科学作者都从战场的前线撤退，回到田野快活地咬干果。我只是觉得任何一个勇悍的战士也是从小长大的，在派出科学战斗的士兵之前，不妨先多培养几头松鼠。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梁文道：从松鼠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