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 关中，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周围山峦起伏，函谷、萧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因位居雄关之中，关中因此而得名。 一提起大西北，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亦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其实，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就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块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可见一斑。这里南依秦岭为障，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外有雄关漫道，易守难攻，内有一马平川，丰衣足食，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从而有了“秦中自古帝王都”之说。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沣京之后，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的京畿圣地。自此，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 光绪末年间，西安市尚未单立，西安城区分属两个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当时的长安县府就设在西安的西大街。说起长安的历史，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著称，长安县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至今还留有仓颉造字台、沣镐遗址、西周车马坑、昆明池等遗址，就连乡民们的平常家居乃至随便砌垒的鸡窝猪圈，都还可能不时发掘出些秦砖汉瓦来，为当地的悠久历史凭添佐证。 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昔日的帝王京畿宝地终于盛极而衰了。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司马迁笔下的“膏块沃野千里”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风光不在，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其后，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 Z蒋介石王牌悍将 hanglingfu张灵甫传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两年，光绪二十七和二十八年又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馑”。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此时又适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紧接着又被一路追杀，最后躲到西安避难来了。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故都迎来了久违的皇家，犹如回光返照，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但是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祸不是福，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清皇室在陕西一年有余，一应繁杂支取多由陕西供给，贫瘠的陕西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用以支付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陕西农民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要想在长安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简直是凤毛麟角，若论日子还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东大村北门的张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 东大村位于西安南郊，离城里大约五十华里，在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当时有村民近千户。村子的北头住着张氏两兄弟，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张家兄弟祖上的家世，现在已经难以查考，据张家后代的回忆，他们的祖辈世代在当地务农本章关于张灵甫的家世及其早年的情况，如未特别注明，主要依据笔者对张灵甫夫人王玉龄女士、长子张居礼先生和侄子张居正先生的采访。。张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但是两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田产传到两个儿子的手上并没有几亩地，可以说家境贫寒。到了张氏兄弟这一代，两人勤勉吃苦慢慢撑起了一份薄产，总算摆脱了贫困，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兄弟两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相处和睦。几年之后，两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长子不离老家，老大张鸿儒仍居老屋，老二张鸿恩则分到了园子，人称“园子爷”。 论学问，张鸿恩比不上哥哥，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家里只够供老大一个人读书的缘故，张鸿恩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论种地，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张鸿恩自小与农田打交道，平时做事总爱琢磨个究竟，同样的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都称他是耕种状元。分家之后，张鸿恩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当地的穷人家养牛，富人家养骡子，张鸿恩虽算不上富人，却既养骡子又养牛，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十亩良田。别看地不算多，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在陕西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比邻县贫瘠的黄土旱地肥沃多了，地也就特别值钱。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 张鸿恩为人诚实本分，但生性并不木讷，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西北农民相比，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多年之后，他和大儿子在西安开起了米铺，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由于生意不错，后来米铺越开越多，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张鸿恩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土地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亩，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他的晚年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这点身家，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他也的确被划为地主，此是后话。 说到地主，人们可能会联想起早年影视作品中的南霸天、周扒皮形象，他们骑在贫穷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弄得半夜鸡叫对农民盘剥无度，遭人痛恨。不过这种脸谱对张鸿恩显然是不合适的，像他这种不靠祖传，全凭自己奋斗创下一点家业的农民，一般仍不脱劳动人民的本色，凡事还是亲历亲为。他这个地主既不吆五喝六，也不斤斤计较，虽然也雇工，但对下人还挺体恤，在村子里有着相当好的人缘和口碑，再说他自己克勤克俭，也下田种地，收获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又多又好，村民们朴实得很，看重实在的东西，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张鸿恩既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自然就赢得了村民们的敬重。 张鸿恩早年娶了亲，妻子名叫靖秀英。秀英人如其名，长得秀丽端庄，是一个贤惠的内当家，婚后不久，她和张鸿恩便育有一子，名叫张毓麟，字秀甫。就这样，不到而立之年，张鸿恩老婆孩子热炕头，既有家又有业，俨然是村子里颇为体面的人物了。有了这点家底子，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但相比那些在荒年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佃户农家，张家三口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的。 光绪二十九年，三年的大饥荒总算结束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八月里，正是一年中阳光最火爆的季节，一望无际的原野，在盛夏的骄阳下几乎被暴晒得脱了一层皮，田头的泥水踩上去满脚都是滚烫的感觉，就连最勤劳的农民，此时也只想躲在屋子里歇歇脚。 这天，张鸿恩也没去下地，他倒不是要在家里躲日头，而是他十月怀胎的婆姨又生孩子了，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也就是公历1903年8月20日。 孩子出生在三伏天里，酷暑难当，张鸿恩从婆姨手上接过小娃娃，顾不得抹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捧着土布包裹着的襁褓，对着刚出生的二小子左瞧右看舍不得放手。农家多喜男丁，孩子又生得浓眉俊目，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娃娃，也难怪张鸿恩乐得合不拢嘴。 这个当父亲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并不会想到，此刻在他怀里闭目恬睡的小娃儿，有朝一日会横刀越马，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成为改朝换代后那一个“党国”里的著名悍将，深得中枢的倚重和宠信，只是他不惜献出忠心和生命捍卫的“党国”，最终却以很不光彩的形式，黯然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而他的誓死效忠，也随着失败者的历史，成了一段是是非非的尴尬记录乃至罪孽，他在父亲的晚年给家人带来光耀门庭的莫大荣耀，不久之后，这份荣耀又随着政权的更迭，变成了倒霉的阴影，笼罩在大陆的家人头上多年挥之不去，还连累他的几个亲人先后送了性命张鸿恩因受儿子张灵甫的牵连，于1953年土改期间自杀身亡，张灵甫的幼弟张安忍（阁麟）和女儿张（高）慧君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此时的张鸿恩当然不可能对四十多年后的祸福未卜先知，他只顾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 张家兄弟的下一代，孩子取名与字全都以“麟”字和“甫”字结尾，张鸿恩便顺着这个名号，给儿子取名钟麟一些资料和出版物中误作“宗灵”或“仲灵”，皆系音误，张灵甫除原名钟麟外，并无其他别名。，字灵甫。 这个张家的二儿子，就是本书的传主——张灵甫。 二 张灵甫的童年生活很少见诸文字的记载，有的话也仅是只言片语：“幼时与村儿嬉戏，习战阵，自任指挥，授以作坐进退之方，率能中矩。朋辈中偶有龃龉，经片语折中，罔不立效。……迨入学，聪颖异常，每试辄冠同曹。”《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寥寥数语所浮现的一鳞半爪，仿佛是一张曝光不足的老照片，影影绰绰的画面，人物面目一片模糊，只有当他家人的片段回忆串联起这些吉光片羽，已经斑驳淡去的影像轮廓，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张灵甫的童年时代没有享受到多少的母爱，母亲靖秀英在他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撒手离开了人世，留下张灵甫和哥哥张秀甫小兄弟俩成了没娘的孩子。直到好多年之后，父亲张鸿恩才续娶了继母滕氏，继母过门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张灵甫从此多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翰麟和张阁麟，其中大弟弟张翰麟后来因肺病早逝，幼弟张阁麟比他小十多岁。所以他家成年的其实是兄弟三人。 在那个年代，一般农家的孩子不大会有什么时髦的玩具来陪伴童年，所谓“幼时嬉戏，多习战阵”，不外乎是小男孩们喜欢的官兵打强盗一类的游戏。既然能够自任指挥，看起来张灵甫在游戏中时常扮演一个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的角色。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身高马大，话虽不多却说一不二，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摄人威势，令别的孩子不得不折服，真要干起架来，一般也吃不了亏，游戏的结果，大抵是他这一伙人大喜而令别的孩子眼泪鼻涕大放悲声。也许就是在这类以拳头说话的好战儿戏中，他的小小心灵已经沉浸在令行禁止、敢作敢为的快感之中，初次尝到了好勇斗狠的胜利喜悦。 可以想见，靖秀英去世之后，张鸿恩起初几年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照顾田里的庄稼，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幼儿多加管教，只能让他们像野草一样在田野村头自生自长。儿童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时代来自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往往会在他的性格养成上留下最初的烙印，可是对张灵甫来说，由于生母的早逝，母爱慈仪几乎是一种空白的情感，母亲对他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 小男孩没娘管教，老是野在外面打架胡闹也总不是个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张灵甫已经到了该认字读书的年纪，张鸿恩便让儿子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来可以让他多识几个字，二来也可以每天关他几个时辰，让他把时间花在读书上，总好过放任在外闯祸。 村里的孩子们到了求学的年龄，大都就在村子的私塾里开蒙。那时乡村私塾的科目，无非是读些《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稍大一点的再背些《论语》、《孟子》等经书。一般农家的孩子认几个字粗通文墨之后，也就不再继续读书，开始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了。 张鸿恩的秀才哥哥本来就是兼教私塾的，张灵甫起先读书不用去外面上课，每天只跟着伯父学就行了，所以他最早认字是从伯父那里学来的。张秀才有个名叫王朝宾的同乡朋友，也是个秀才，人称六先生，他是村子里专职教私塾的先生，村里的读书人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时常来找张鸿儒串门。这位六先生喜习王羲之的字，写得一手好书法，张灵甫后来迷上书法，很有可能是从小受了这位爱好书法的私塾先生的影响。 张家到了张灵甫这一代，比他们的上一代人丁兴旺得多了，他自己家兄弟三人，大伯家有三个堂兄，叔伯兄弟们加在一起有六个之多，他在其中排行老五，后来乡人也称他五老爷。张灵甫的兄弟们，除了堂房大哥张德甫和三哥张致甫后来在西安的政府里任职之外，其余的人也都和父辈一样，在乡下和西安或务农或经商。 在张家小兄弟几个中，张灵甫从小读书就显露出颇高的天分。一上私塾，他的兴趣就开始转移到课本上来，玩闹的野性收敛了不少。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小，四书五经读得半通不懂，却能过目成诵，还特别喜欢课本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散课之后，他有事没事就会掏出笔墨纸砚来，按照六先生的教法，在白纸上依样画葫芦，一画就是大半天，颇有定力，连院子外面其他孩童的嬉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具有吸引力了。大人们都说，钟麟读书之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从顽童变成了书童。六先生更是喜欢张灵甫读书的聪颖和这股子执著认真的劲头，直说儒子可教也。 既然有可造之资，张鸿恩就决定不妨让二儿子再多读几年书，在张灵甫读完私塾大约十岁的时候，他把儿子送进了长安县高小。说是县高小，因为西安的半个城也属于长安县管辖，其实学校就在西安城里。城里的小学与乡村的私塾大不相同，当时西学东渐，高等小学堂比村里的私塾新派得多了，校园课室像模像样，学习的科目除了背古文打算盘，老师还教授一些新鲜的科学知识，好学的小学生张灵甫既新奇又有趣，每天上学读书就更加兴致勃勃了，他的学业也越来越出色，还曾经在全县的小学会考中名列前茅。 有一天，六先生到西安城里办事后回到了乡下，一进东大村的北门，他就兴奋地逢人便说：“钟麟这次可给咱村露脸啦，全县会考得了个状元！”从小看大的村里孩子在县里的考试中夺魁，不谛是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六先生自然有理由满脸放光了。张灵甫成了村里有名的小才子。 还在小状元刚出道上小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 皇帝老子一倒，象征着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轰轰烈烈大时代的到来。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民国初年的局势，正应了诸葛亮《隆重对》开篇的一句话，真乃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共和的大旗虽然竖了起来，但是各方势力谁都想拉大旗做虎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宝座还没坐热，就被袁世凯逼下了台，袁世凯做了总统不过瘾，不久之后废除共和又称起帝来，结果搞得众叛亲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好不热闹，全国一派军阀割据的乱象。 在陕西，当时各派势力割据的状况又更甚于其他省份，一省之中既有前陕督陈树藩的残部，还有自立山头的各路军阀，彼此间相互冲突，陕西简直成了一个各派系军队角逐的战场。军阀割据，你争我夺，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由于军阀匪患扰民情况非常严重，乡里经常发生兵匪打家劫舍之事，乡民们连家畜都不敢随便在外放养，一些地方的乡民为了自保还不得不组织神团民团，有些不甘为俎上鱼肉的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干脆怀揣关山刀子走天下，成了著名的关中刀客，他们拉帮结伙做些走私保运的营生，虽然杀人不眨眼，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性情耿介者，常有些不记名利的行侠仗义之举，因而受到当地不少民众的敬佩乃至仿效。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会对他今后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张灵甫幼年失怙缺乏母爱，自小就混在一帮兄弟群中，阳盛阴衰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在童年时代很少受到温柔细腻的情感灌输，而少时家乡尊强凌弱的乱世，加上秦陇地区历来就有的骠悍民风和对忠勇侠义之士的推崇，张灵甫不免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追根寻源，他日后刚直豪爽的个性和强势作风，想必与孩提时代家庭和周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 就在民国初年这乱纷纷的世道中，张灵甫读完了小学。摆在这个聪颖的农家少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留在西安继续升学，或是打道回府，与父亲和哥哥一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张灵甫当然希望能留在西安读书，不过在他这个年纪，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发言权。
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