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 千里之行：我的故事——老师的故事

和朱教授以及空军大院里的朋友们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碰巧听到父亲和空军文工团的指挥白先生之间的谈话。"我儿子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白先生提议说："我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有个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她是城里最好的老师。""她会教我儿子吗？""她得先要听他弹一弹。"谈完话的当天，父亲就威胁我说："现在你练琴得加倍地努力。给这个老师弹的时候，你必须一个错都不能犯。一个都不行。现在就给我开始练。"父亲和母亲都教过我阅读音乐的基本知识，但成为我的钢琴老师的则是父亲。在过去两年里，为了能够给我授课，父亲一直在一排管风琴的脚键盘上研习钢琴演奏。如今，他意识到他的授课技巧有限，他想让我跟着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学习。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的种种设想在那段时间平添了一层新的紧迫感。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担心我会让他失望。他告诉我说，老师的名字叫朱雅芬教授，有了她的帮助，我就能够弹好钢琴。他说："要弹好琴的唯一途径是苦练。好好地练习，你就能扬名世界。"我和朱教授的头一次会面是件大事情，但那一天的开头却并不顺利。父亲很紧张，自然也弄得我紧张不安。他担心我在我第一个老师跟前的演奏达不到她的标准，她就会拒绝收下我。如果她不收我，那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夭折了。在父亲看来，最最关键的是我要有最好的老师，而据每个人说，朱教授是最好的。父亲不停地叮嘱："不能出错。在这个阿姨跟前弹琴，一定不能出错。"那天早晨我穿衣裳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巫婆的形象。她站在我边上俯视着我，我弹错了一个音，她就用戒尺敲我的指节。我很害怕。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的试演。父亲冲我嚷嚷："快点！我们现在就得走了。"父亲把我放到他的摩托车副驾驶的座位上。我们坐着车一路穿过城区。在那样一个冬天的清晨，沈阳显得萧瑟而荒凉，似乎有些郁郁寡欢。工厂冒着浓烟，天上飘着雪，一切灰蒙蒙的。气温降至冰点，城市里的混凝土建筑和没有叶子的树一闪而过，凛冽的寒风抽打着我的脸，我冻得发僵，心里直打鼓。但是我看到朱雅芬教授的那一刻，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了。她体态纤小，看上去很慈祥。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帮我脱下外衣和手套。她很耐心，说起话来和风细雨。大人喜欢小孩子时，他们能感觉到，而我马上感觉到朱教授理解我。她夸奖我身上穿的军装，而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得意的一套。她很温和地问我，腰带上的玩具手枪会不会影响我弹琴。我把玩具枪卸了下来，交给了父亲。她还问我，正式开始前要不要用洗手间，又问我渴不渴。她教我放松。在我接受的音乐教育中，"放松"是个新词。当我看卡通片时，我可以放松。当我弹钢琴弹着玩的时候，我可以放松。可当父亲看着我，评判我的演奏的时候，放松是不可能的。我害怕不能让他满意。而今天，我很自然地想要讨好朱教授。从她的口中说出"放松"这个词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启示。在评判你的人面前放松？在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放松？ 身穿儿童海军制服，跟朱教授上钢琴课 朱教授重复了一遍："是的，孩子，尽管放松。想一想让你最开心的事，然后开始弹。"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动画人物孙悟空。他能够征服任何艰难险阻，克服所有恐惧，最终总能转败为胜。我一下子放松下来，弹出了水平。我弹完后，朱教授说："你很有天资。"她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她的手势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会给你一本新的练习册，还有一首为下个星期准备的曲子。"父亲问道："他不该学两首或三首曲子吗？"朱教授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一首就够了。没必要紧赶慢赶的。"父亲问道："那比赛呢？他什么时候能够格参加比赛？"我的新老师说："不用着急。时候到了，他自然就能行了。相信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很多年过去后，在我事业小有所成之后，我问朱教授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她告诉我说："事先就有人说你很有天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见到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她向我描述了我是如何彬彬有礼，在初次见面时如何很有礼貌地鞠躬。她对我说，她曾把我介绍给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她还有她的丈夫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她说："从那以后，你到我那儿去上课时，你总会首先走到我婆婆的房门前，敲敲门，当她打开门后，你会向她深鞠一躬。"她对我说，初次见面那一次，我用我甜润的尖尖的嗓音问她是否想要听我弹琴。她回答说："孩子，我当然想听。"我迈步笔直走到钢琴前，在琴椅上搁上两个枕头，好让我触摸到琴键。然后我开始弹一首难度极高的哈农钢琴指法练习曲。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父亲不失时机地问道："您会收他做学生吗？"她的回答也一样快。"我告诉你父亲我会收你做学生，你有天分。我记得当我说这话时，你父亲没有笑。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你父亲笑。他有他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那些答案他立刻就想要得到。""您认为郎朗到底多有天分？"朱教授说："相当有天分。"他问她："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弹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朱教授认识到了，我的父亲，就像许许多多受到"文革"影响的父母一样，是在把他的期望加在了我的身上。她欣赏他有话直说的态度：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他说出来的也正是他心里想的。朱教授自己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她，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都被迫离家，到农村插秧种田。他们在农田里干了很多年的活。那些年里，我的老师都无法弹钢琴，甚至谈话中流露出对巴赫的热爱都很危险，会被看成是资产阶级腐败堕落的证据。朱教授是在上海由说英语的修女们抚养长大，她学钢琴又是师从全中国最受尊重的老师李翠贞夫人，为此她格外地受到怀疑。李翠贞夫人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钢琴家，她可以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转换成任何一个调来演奏。她是一个音乐天才，一个受人爱戴的导师，然而她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和当时的一些音乐家一样，她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朱教授告诉我说，尽管她的一家在"文革"过得很艰苦，那些在稻田里度过的年月留来的并不全是负面的回忆。"农民和我们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待我们很和善，教我们种地也很有耐心。他们教会我，耐心是学习的关键，也是教学的关键。我看得出你父亲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让你成功。他不断地对我说：''不要对这孩子太心软。你得给他加点压力，给他挑战。没什么事他是不行的。在钢琴上没什么事是他不愿意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