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关于胡适的最早记录，始见于1919年10月15日发行的《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这期《新中国》杂志刊登了刘文典的一篇文章，《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在谈到中西学术沟通的典型代表时，刘文典将许多溢美之词送给了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他甚至说，“我看他有这样的学问、识见，就劝他再用几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学者都还想不到、做不到的‘比较哲学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个大大的比较研究。我以为除了这种研究之外，再没有什么中西学术的沟通了。” 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刘文典与胡适的关系已非常融洽、紧密。 整理国故 刘文典与胡适相识，应该是两人同进北大之后。 胡适也是应陈独秀之邀进入北大任教的。1916年年底，陈独秀给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大学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917年 9月，胡适正式进入北大文科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等课程。 刘文典和胡适都是北大里的新派人物，因而很容易有共同语言。胡适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是陈独秀极力推荐的资深学者，一到北大就拿每月两百六十银元的薪水，这是当时每月只拿两百银元的刘文典所无法比拟的。根据陈明远先生的研究，1919年的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六十元（按2007年上半年货币购买力计算），这样两人每月收入相差三千多元。正因为如此，刘文典从一开始就对与自己同龄的胡适充满景仰与钦佩之情。 更让刘文典钦佩的是，胡适应对旧派思想的努力与尝试，也就是胡适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再造文明”。 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 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2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7孙玉明：《红学： 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76页。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 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 “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