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经济所，妻子的病容每天都出现在顾准眼前，使他辗转反侧，不能释怀。 顾准感到形势在恶化，风暴在持续。为了使一家人抱团取暖，扛过漫漫严冬，他放下尊严，开始每周一封地给汪璧写信，关心她的生活，诉说回家的热望…… 然而，汪璧一接到信就非常紧张，更不敢回，怕被造反派抓住把柄。 顾准一封接一封地写，问冷暖、诉衷肠，转眼间秋去冬来，到了北风呼啸的十一月。 他久久不见回音，有些急了，又去了一封，说天寒地冻，必须回家取些书和过冬的衣物。汪璧终于回信，定了时间：星期天早上7 点。 挑这个点显然是为了避人耳目。当天，顾准推着从经济所借来的板车按时到了家。 只见大门紧闭，他要的东西安安静静地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 顾准想同妻儿再说上几句话，也希望家人能帮他搬搬箱子。但任凭他如何凄楚连连、喊哑了嗓子，门内只是一片静默——令人绞痛的静默。 顾准绝望了。他满含泪水，从棉衣里取出一张准备好的存折和一些粮票，弯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这是他一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承载着对妻儿的感情和歉意。 正巧邻居家的老大爷走过。他早就听说了这对夫妻的遭遇，非常同情，帮顾准把东西抬下了楼，装上板车。 凛冽的寒风中，顾准推着板车，伤心欲绝地离开了百万庄。一路上，泪如泉涌。 一个月后，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封薄薄的来信彻底粉碎了他阖家团圆的美梦。 这是由五个子女联合签署的简短声明。望着那斩钉截铁的九个字“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顾准握纸的手颤抖了。 锥心之痛，痛彻心扉。他再也不能自抑，像一只蜷缩在方寸之间的受伤老狼，绝望地哀号起来。 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顾准不愿坐以待毙，他困兽犹斗般又拿起了笔，给汪璧和子女们写信，一如既往地嘘寒问暖，告知近况。 写信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写的意义就是写本身。 频繁的来信也曾激起汪璧心湖上的涟漪，却挡不住造反派越转越紧的铰链。 财政部造反派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几年前她在家中协助顾准销毁材料的“重大罪行”不知被什么人揭发出来，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狂潮。 多年对党的无限忠诚，甚至牺牲夫妻关系，却换来这样的下场。汪璧已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 顾准不晓家中情况，仍然继续着自己的研究计划：通读乾隆御批的《资治通鉴》，复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还翻译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顾准私下幻想，以后还能用翻译的稿费补贴子女。 结果刚想完，革委会就告诉他一条雪上加霜的消息——顾准的子女把他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从家里转到经济所来了。 这意味着最后一点联系也被无情地割断，顾准不禁仰天长叹：恩断义绝，以至于此！ 他不知道的是，此事的动因源于汪璧的自杀。鉴于家庭已完全毁灭，孩子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是1968 年的4 月8 日。林里夫曾偷偷上门看望汪璧，把她拉到街角谈心，劝她不要把眼前的问题看得太重。 然而，她寻死的心已无人能阻。 当天，子女皆有事外出。汪璧整个下午都在楼下的院子里转圈，心事重重。当夕阳西坠之时，她回到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登时倒地身亡。 晚上，顾南九回家时敲不开门，从邻居的窗户爬回自己家的阳台，才发现母亲已气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字迹潦草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顾南九含泪奔到姐姐顾淑林的单位，姐弟俩一起找到顾逸东和顾重之（顾秀林当时不在北京），四个人哭得泪眼婆娑，为死不瞑目的母亲简单料理了后事。 而顾准竟一直不知妻子已和自己天人永隔，又连续写了十多封信，直到他被正式隔离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