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的俄罗斯政治家。普京与索布恰克两人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了六个多年头,可以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两人及其事业来说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后来被普京称为老师的惟一一位俄罗斯政治家。 1973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任教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他在36岁时被评为副教授,所研究的专业是经济法;那时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而那时,20岁的普京只是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曾经听过索布恰克的课。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三年后,普京进入苏联克格勃系统工作、学习,他准备成为一名情报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继续在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法学功底,当上了科学博士和教授。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索布恰克步入仕途非常急速,并且很出人意料。1988年初,50岁的索布恰克还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法教研室主任。这时,为帮助“改革”,他决定加入苏共。当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获得推荐候选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利时,列大代表大会上共产生了八名竞争者,其中索布恰克的知名度最低,但是,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演讲能力和清晰的竞选纲领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大厅里,索布恰克回答问题时显得格外坚定、平静,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的发言更加流畅。在列大代表大会的400名代表中,有300多人投了索布恰克的票;在列大所属的列宁格勒市瓦西里岛第47选区举行的其他选举活动中,索布恰克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198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拉开帷幕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幕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却又很吸引人的“政治剧”: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这里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大会召开前的一系列预备会议上,索布恰克做了多次发言。尽管这些演讲公众并不了解,但却引起了人民代表和苏共领导层的注意。索布恰克在大会上的发言更加巩固了他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经验、有权威、独立而且直率的讲演人。 人代会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入了由鲍里斯·叶利钦和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作为反对派存在的跨地区议员小组(简称 )。在一些枯燥无味的会议上,索布恰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不仅努力巩固自己与叶利钦、与“莫斯科小组”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代表的联系,而且与考虑拉拢政治局“民主派”、孤立“保守派”的戈尔巴乔夫关系也不错。 索布恰克不愿意自己被认为是中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对他而言,跨地区议员小组首先是一个政治俱乐部。那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将索布恰克当成政治对手,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次向他咨询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支持,索布恰克根本无法当选人代会负责调查1989年4月1日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众所周知,这个“格鲁吉亚特别委员会”认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和外高加索军区应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它还指出,戈尔巴乔夫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兹韦阿达·加姆萨胡尔季阿没有任何过错。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第比利斯事件”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次将索布恰克推上讲台。在这里,他的工作总是富有成效——尽管并不总是足够令人信服。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将军们,还有许多特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表现出极不喜欢索布恰克的情绪。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会议上非常活跃,在这里他领导一个经济法和改革分委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所有苏联政府成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仅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还要由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先期讨论在委员会内进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大约有1/4的候选人任命没有被最高苏维埃批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索布恰克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尽管知名度很低,但却获通过,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员。 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AHT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学的走廊里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于是详细打听了他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在德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校长助理。大学时期他非常优秀,尽管有过这样的‘标签’(指克格勃背景——译者注),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 谈到与索布恰克的会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请我帮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那时他刚当上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索布恰克的班子没有什么能人,他身边都是一些滑头。接着他问我能不能帮助索布恰克。——‘哪种形式?’我当时很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到他身边工作。’——‘你知道,这得慎重考虑一下。我是一名克格勃军官,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弄不好我可能会损害他的声誉。’——‘你同他谈一谈吧。’我的朋友建议说。 “……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见面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他的办公室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进去后,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把自己的想法都谈了。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立即对我说:‘我马上去跟斯塔尼斯拉夫·彼得洛维奇·梅尔库里耶夫打个招呼,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现在我们商量一下,您想干什么工作?’我不能不说清楚了:‘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满意,也很感兴趣。但我有一个情况需要向您说明,它很可能会影响我变换工作。’他问:‘什么情况?’我回答:‘我必须跟您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校长助理,我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他不做声,陷入了思考,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他想了一会儿后,说:‘那需要……和他们谈!’当然,我没有料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我已经适应得多了。 “要知道,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是教授、法律科学博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他对我非常开诚布公。之后他说:‘我需要一位助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那时,正好有关部门在调查一些困扰索布恰克的丑闻细节。” 当时,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机关有许多处和办公室,许多官员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一些市苏维埃的新议员想正式搬到这里办公,还要设立许多委员会和小组。索布恰克不得不出席没有效率的市苏维埃会议,还要充当议长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表现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他总能顺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给他的工作。对于索布恰克来说普京的帮助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普京也很快成为索布恰克最信赖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当然,市苏维埃主席的反对派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索布恰克的新顾问是一名克格勃人员。 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议员小组公开要求将普京从市苏维埃开除出去,理由是普京在克格勃干过。但索布恰克公开批驳了这些要求,他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说,索布恰克的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理帮助很大。不久以后,普京决定在电视特别访谈中公开自己在克格勃中的工作,制作人是列宁格勒市著名导演伊戈尔·沙赫丹;访谈录后来在电视台播出了。同时,普京向“机关”递交了辞职申请但是未获批准。 索布恰克身边的人尝试将普京“赶走”的努力仍在继续。1990年秋天,以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团尝试调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他们首先从发放由列宁格勒运出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开始。市里有过剩的有色金属,但却缺少食品。苏联国内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迅速破坏,需要向国外购买列宁格勒所必须的食品。 依据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所做调查,一些人要求索布恰克将普京解职。但是,补充调查却没有找到普京有任何非法运用权力为自己牟利的证据,尽管他的工作中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像所有人一样)。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1990年带来的是失望。但是,大部分困难和错误都被算到了“中央”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上。一些报纸和杂志在1991年1月初评选的“1990年度人物”中,鲍里斯·叶利钦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弗里尔·波波夫紧随其后,戈尔巴乔夫仅排在了第四位。而在公民最表失望的政治家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却居前两位。 1991年春天,全国形势继续恶化。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中央政府决定“试验性”地在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又被称为“北方首都”——译者注)改革管理体制,成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以前苏维埃系统中各种职能混在一起,而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可以清晰地区分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职能范围。莫斯科苏维埃很快通过了新法律,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却屡次反对成立市政府,因为一旦那样的话,议员团的影响力将减弱。不过,大家都承认,恰恰是普京顺利说服了许多议员,让他们认识到成立市政府的必要性。最终,这一决定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获表决通过。 1991年6月12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市长选举,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在列宁格勒,尽管共产党和很多“民主派”都反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参加竞选,但他还是得到了70%的选民支持。在就职仪式上,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宣布,现在城市只有一个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政权,苏共机关今后没有权利干涉和影响市政府的活动。 市政府成了新的政权机关和新机构。所有城市管理体系都进行了重新设置。从1991年6月28日起,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外事委员会正式开始行使权力。稍后,普京还领导了行动问题委员会,讨论并采取行动来解决许多刻不容缓的城市问题。这个委员会事实上承担了市政府的职能。由于索布恰克经常出差,普京变成了市行政机关的关键人物。索布恰克甚至留下一些自己签过字的空白纸。“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对普京说。 1991年8月19日,索布恰克正好在莫斯科赶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发动政变。早上,他会见了叶利钦,然后到谢列梅季沃,在下午4点左右飞抵列宁格勒。从普尔科沃机场出来后,索布恰克到了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之后,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市电视台发表了讲话。 市内的局势相当紧张,但军队仍然留在兵营里。在冬宫广场 大约10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示威游行。这时,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沿岸休假, 20日上午,普京赶回列宁格勒,也就在这一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作为克格勃军官,他应当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而作为一名市政府官员,他应当听命于索布恰克。普京迅速写了一份退出“机关”声明。为使这份声明不再被拒绝,索布恰克立即往莫斯科给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然后又与列宁格勒市克格勃主席通了话。8月21日,辞职申请获得批准。在苏共被停止在俄罗斯领土活动后,普京拿到了自己的苏共党员登记卡,并把它和党证一并放到了书桌里。 国家以及普京、索布恰克生活的整个时代都已经成为历史。“您感到难过吗?”普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很可怕,”他回答道,“实际上,生活就这样‘咔嚓’一声断裂了。要知道,此前我没有能够准确预见到国家所发生一切的深远性……当然,这段时期异常困难。但选择已经做出。” 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 将列宁格勒改回先前的名称“圣彼得堡”的建议是由索布恰克提出的,早在1991年春天的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审查过。会议不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决定举行全民公决,由市民来做决定。斗争非常激烈。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请求市民投票支持保留“列宁格勒”这一名称,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则呼吁重新以“圣徒彼得”来命名这座城市。大约有64.7%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投票,其中55%支持更名为“圣彼得堡”。这是一次不太令人信服的胜利,但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是于9月6日确认了全民公决结果。列宁格勒州保留了自己的名称。还有许多带有“列宁格勒”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列宁格勒天然气”、“列宁格勒电力”、“列宁格勒出版社”、“列宁格勒饭店”、“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等——差不多所有的东西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名称。 索布恰克多次提出,应将弗·伊·列宁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列宁格勒沃尔科夫公墓内,紧挨在他母亲墓穴旁。索布恰克引用了据说是列宁的一个遗嘱,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索布恰克想出来的一个荒谬的主意。他甚至研究了一系列重新安葬的仪式,并设想将红场上列宁墓变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展览馆,在整个地下一层摆放“军事共产主义和列宁式恐怖”陈列品。 索布恰克承认,即使过了许多年,在移民法国巴黎以后他还梦到将列宁遗体从莫斯科的列宁墓移葬到圣彼得堡的细节,参加的人有东正教大牧首、鲍里斯·叶利钦、鲍里斯·涅姆佐夫本人。在索布恰克的梦里(或者是他的幻想中),叶利钦将列宁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移出来以后,就向世界宣布自己辞职,并任命涅姆佐夫为总理和俄罗斯联邦代总统。“莫扎特的《安魂曲》响起,乐队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指挥……在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内,伴随着鼓点儿和群众愤怒的呐喊声,盛着列宁遗体的棺木放入墓坑。” 这是可怕的、病态的经历,是索布恰克后来患上严重心脏疾病的主因。拆除列宁格勒市内所有列宁纪念碑和半身雕像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甚至连斯莫尔尼宫旁的列宁纪念碑都没有能够拆除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建筑物总共有二百多座,其中还有一部分建在以列宁命名的南滨海公园内,成了特殊的林荫道。这是一场索布恰克同纪念碑之间的可怕战争,恰恰是它成了索布恰克在市民中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与市苏维埃和市执委会相比,市政府拥有着更大的权力。从8月20日起,列宁格勒市的苏共市委、州委和区委被取消。过去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指令才能解决的问题数量急剧减少。 市政府搬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大楼里——人们已经习惯将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权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据了三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楼办公。先前挂在斯莫尔尼宫所有办公室墙上的列宁和基洛夫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在回答大楼管理员该挂什么新画像的问题时,普京说他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991年秋天,圣彼得堡的局势仍旧不停地恶化,商店里空空荡荡,日常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到了12月,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在1992年1月苏联解体、商品价格自由浮动以后,“北方首都”所有食品商店的柜台里都空空如也。尽管国家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也没有爆发战争,但列宁格勒却重新出现了饥荒。索布恰克开始担心饥民暴动,因为绝望和恐惧情绪已经开始在市民中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他们从军队以及其他仓库中调拨出作为战略储备的食品和其他商品。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联邦总理科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求援,请求他们提供援助。第一批援助1万吨粮食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军仓库中运来,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义船只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日本驶出来。仅仅从列宁格勒的姊妹城市汉堡就邮来了几十万个包裹。 索布恰克的许多拯救城市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报道。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担心市民陷入恐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城市被德军围困、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情形。当然,他也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要知道,许多共产党人不无根据地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有索布恰克让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样贫穷。 市长和市民之间的疏远感在潜滋暗长。这让索布恰克感到非常委屈,感到委屈的还有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们应当记得1991/1992年的那个冬天。虽然整个冬天全城都很痛苦,但却并没有彻底崩溃——正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诺言才从国外运来了大批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因为我丈夫认为,城市不应当知道,在‘大封锁’半个世纪以后他又面临新的封锁。但是当市政府迎接船只到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看到了市长和躲藏在他身后的妻子,而记者们却大谈:索布恰克是(票据)持兑大师,他只知道出席欢迎仪式。当我对索布恰克说:‘你什么也不说,别人怎样才能知道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回答:‘人民应当理解。’可人民并不明白真相。在我们的窗外,昼夜都站着一群打标语的人:‘索布恰克想从地球上清洗去列宁格勒的名字。’人们很快忘记了类似将城市恢复其历史名称的话题,更令他们激动的是香肠的价格。” 对于圣彼得堡市民如此不喜欢自己的第一夫人,不应当感到过分惊奇。 圣彼得堡市长和他的主要助手 这座涅瓦河边的城市之所以能度过1991~1992年的困难时期,不仅是由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几个月里新的市政府机关所做的大量工作。 索布恰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98年,在完成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他写道:“1991~1992年的复杂局势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使成立不久的新的城市权力体系得以巩固。就像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在前线经历战火洗礼后积累了必须的经验一样,新的市政府成员这些年也体验了这种巩固的感觉。许多人并不赞成这种体验,我们需要拯救他们。也正是当年成立的班子,近年来为俄罗斯政府输送了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包括 .希扎、阿·丘拜斯、阿·博利沙科夫、谢·别利亚耶夫、阿·库德林以及弗·普京等。” 到了1992年秋天,圣彼得堡遭受的饥饿威胁消失了,但局势还是很紧张。其实这就和整个俄罗斯联邦一样:俄罗斯政府组成以及叶利钦身边的人经常换来换去,国家缺乏政治稳定性,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经济和国内政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仍然还没有理顺,缺乏一部稳定的宪法和明确的、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法律;工农业生产仍在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快;年通货膨胀率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百分之几千;各种犯罪都在增加,掠夺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行为几乎公开化。莫斯科的情况要比外地好一些。但是,圣彼得堡还在危机中喘息。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幻想不仅将圣彼得堡变成国际旅游中心,而且还要使其成为俄罗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但是,许多社会活动家和西方观察家称圣彼得堡是“犯罪之都”,而且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与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不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在自己的城市没有拒绝推行丘拜斯冒险的“人民私有化”计划,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了私人。著名的“波罗的海造船厂”仅卖了1.5万瓦乌切尔(俄罗斯联邦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一种“私有化证券”,每张面值1万卢布——译者),实际折合1.5亿卢布。而位于涅瓦大街上的儿童商店“好孩子”定价7万瓦乌切尔,折合1993年的价格,只有7.01亿卢布,这是一个低得可笑的价格。 但是,俄罗斯公民手里没有钱。虽然在私有化推行过程中俄罗斯禁止外国公民参与,但在1992~1993年还是有不少西方人参与了很多起交易。西方媒体中曾经大量报道过,英国和荷兰一些公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圣彼得堡很多块“肥肉”。那座位于涅瓦大街的著名“贸易宫”,英国伦敦的一家商店仅用50万美元就买到手了,而同样的价格在伦敦市中心连购买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很难。一家英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圣彼得堡购买了一幢秘密细菌研究所大楼,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交易都没有股东,都是秘密通过中介公司完成的。圣彼得堡市从这些交易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索布恰克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也不喜欢从事经济活动。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就不是一座十分富足的城市。这里有150万退休人员,40%的市预算作为退休金支付给了这部分人。住房基金系统遭到了破坏,大约有50%的居民挤在公寓和没有电梯的楼房里。列宁格勒差不多有100万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军工企业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类企业无可挽回地衰退下去了。 在这种条件下,索布恰克赋予普京越来越大的权力。在圣彼得堡市,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有很大的权力,早在1993年他就被任命为第一副市长。不久,安德烈·库德林得到了这个职位。但是圣彼得堡权力圈子里的人都非常清楚,市里第二号实权人物其实是普京。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报纸很少有他的照片,在圣彼得堡市各种会见和会谈中,虽然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详细报道他的内容却很少。所以,一些记者称他是“简讯人物”。 很显然,普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也就是一起出访国外的时候才有较多的接触,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普京的影响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语、很了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经营风格、交际能力强和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这些优点不是体现在公开演讲中,而是体现在小范围会议和办公室谈话中。普京不是索布恰克类型的演说家,但从个人能力水平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索布恰克;那时,索布恰克表现出的都是上流社会招待会上的卓越口才,普京干的却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但对于这么一个大城市来说又必需的琐碎事儿。“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他应当思考!” 索布恰克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很多时候索布恰克的想法都显得格外独出心裁。他认为,列宁格勒的整个苏维埃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镇压史。他几乎从来不与作为城市主要支柱的国防企业的工人和工程师接触。 无疑,军工部门严重不景气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以及切尔诺梅尔金政策造成的恶果,责任不在索布恰克。但是,圣彼得堡市长忽视工人阶级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危机程度不断加深。1991年秋天,在对于退休者和工人来说最困难的几个月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大张旗鼓地庆祝列宁格勒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他举办大型招待会,邀请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从巴黎来参加。罗曼诺夫大公被认为是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众多远亲、近亲中最重要的人。年迈的大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很早以前就想访问俄罗斯,参观一下曾经属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宫殿和楼宇(一年以后,大公病逝在巴黎,安葬在圣彼得堡市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内的皇家墓地内)。当然,我不是想说不应当这么做,但很清楚,大多数城市居民对于以如此隆重、奢华的仪式来招待前大公和其他俄罗斯宫廷后裔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对人民也没有起到任何激励作用。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与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将军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十分融洽。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自己对车臣战争存在消极态度。但是,那场战争实际开始于1994年10月,而同圣彼得堡军官们关系紧张则是在1991~1992年就已经公开化了。对此,连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感到很惊奇,他后来写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让人们谈论他。正是由于这样,一部分人诅咒他、厌烦他。我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工作后不久,他曾经几次给我打电话激烈批评军方,称那些将军们都是一些脑筋迟钝的人,脑袋发热。他好像还说,社会普遍有这样的看法。而将军们也打心里不喜欢他,这反映在召开军事会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他本人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次,他需要参加军队早已安排好的一个会议。恰在那时,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来到圣彼得堡市,于是他对我说:‘听着,你给将军们打电话就说我不参加会议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想见普加乔娃。不过他这样做会使将军们的会议因为他的缺席而不得不改期,这很不合适。我说:‘您应当去。’‘你就说我生病了。’就这样,他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去了。我给军区司令打电话:‘您知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不能出席会议了,他生病了。’‘是吗?那谢谢你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同军区司令见面时,他不满地对我说:‘是生病了,对吗?’我知道,军区司令一定是从电视里看到了索布恰克迎接普加乔娃,并到她的演唱会捧场的画面了。‘我不是对阿拉·鲍里索夫娜有意见,尽管她的到来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他有时间去迎接普加乔娃,甚至生病了也坚持要去,但是,却没有出席国务活动的时间。’” 很遗憾,索布恰克盛气凌人、傲慢地对待一些受尊敬的人的事例还有很多。 弗拉基米尔·普京曾经是一名军官,他理解军队的需要和问题,协调市政府与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之间关系的任务主要由他承担。他控制城市的所有强力部门。普京支持与圣彼得堡市苏维埃大多数党派、稍后的圣彼得堡立法会议之间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但在1992~1993年,他则主要努力为西方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圣彼得堡市开办第一个外汇交易所上,普京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促成了圣彼得堡市政府与西方投资者签署了许多经济和意向性协议。对外经济委员会还邀请德国金融界人士到圣彼得堡来。没有普京的努力,德累斯顿银行根本就不能开门营业,这是俄罗斯境内第一批外资银行。数目较大的外国投资还有“欧洲饭店”、“涅瓦帕拉斯饭店”等。 与其他人相比,普京的工作能更多地受到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肯定。索布恰克知道,许多人称普京为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但索布恰克却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担心和顾虑,相反,他托付给普京的事情越来越多。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认:“我认为普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索布恰克继续给普京留下自己已经签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纸。这表明他对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视这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发现普京还没有签过字,索布恰克也从来不轻易签字同意。 那时,有关索布恰克的新闻很多,他在圣彼得堡、甚至全俄罗斯政坛都有许多对手。共产党和左派报纸经常将索布恰克比作西方影响的“代理人”。尖锐批评索布恰克的甚至还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不过,这段时期却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普京的负面消息。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和勤勤恳恳的官员,并且不想干政。 不过,他不得不经常参加调解冲突,而其中相当多的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虚荣和傲慢所导致的。 作为全俄政治家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担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以后,索布恰克继续参加了几乎所有全俄性的政治活动。所以,在俄罗斯,甚至在国外他都被继续看作是全俄性的政治家。在国外,经常有消息称,他可能成为俄罗斯将来的总理,甚至是总统。这对叶利钦刺激很大,他对索布恰克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冷淡。索布恰克认为自己不仅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是领导人之一。他是苏共和俄共的反对派,然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又和叶利钦一样示威性地退出会议。但是,索布恰克不是叶利钦圈子里的人。他公开对叶利钦的一些行为和讲话表示不赞成。索布恰克曾对一些人说过:“我无法成为叶利钦班子里的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解散后,我仅见到过索布恰克一次,他对我说他不仅孤独,而且还感到失望。他觉得很厌倦,言谈举止中也失去了1990年我们曾看到的那种激情和张扬。1992年《首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索布恰克从政30个月”的结论并不十分乐观。谢尔盖·舍林在那年秋天写道:“索布恰克的从政史是一段令人失望的历史,他令自己失望也令自己的伙伴们失望。索布恰克是一个对比反差非常明显的人。在最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按照人民喜欢度来说,他仅逊于叶利钦一个人,但却无法成为国家领导人,虽然至今还有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总理或总统的常备候选人。普通人猜测,索布恰克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但他这个‘运动’的成员却常将他当作对手而不是朋友看待。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最具智慧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粗暴无礼、不肯妥协的保守分子。” 很明显,1989~1990年所取得的成就冲昏了索布恰克的头脑。他成为那两年崛起的政治家中第一个出版回忆录的人,而且他还为那本书起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走向政坛——议会诞生的故事》。当1991年4月这本书出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书亭的时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开会的索布恰克很高兴地送了法制委员会同行们每人一本。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本书。但对我来说最深切的感觉就是,索布恰克明显夸大了自己对国家大事和政权的影响力,他的许多判断十分仓促和肤浅。书里的许多章节来源于事件发生地的采访,而不是分析。这本书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我”但却不是索布恰克本人写的,而是由《莫斯科新闻报》的观察家安德列·切尔诺夫捉刀代笔完成。1992年底,索布恰克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问世。这一年,索布恰克在法国获得“遗产奖金”——为那些在修复和保护人类历史遗产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设立的奖金。 又过了一年,索布恰克开始由自己口述、别人记录整理完成另外一本书,内容涉及1992~1993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些事件。这本名为《苏共的意外重大发现》的书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是一本说服力不强、内容肤浅、容易引发争议的拼凑而成的东西。作者试图为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各种说法做出自己的评价,其中大量篇幅涉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审判苏共案”,共产主义和民主问题以及对俄罗斯的未来思考等。作者就仓促完成和“叙述史实时缺乏体系”向读者表达了歉意。毫不奇怪,俄罗斯报刊几乎没有重视这本书的出版。此外,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章节涉及圣彼得堡。
普京——普京和索布恰克
书名: 普京
作者: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译者: 韩显阳 | 王晓玉 | [苏联] 罗伊·麦德维杰夫
出版年: 2005-2-1
页数: 608
定价: 48.00元
装帧: 精装(无盘)
丛书: 风云人物系列
ISBN: 978780190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