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阿克罗伊德所言，“随着爱德华•道登的《莎士比亚：对其思想与艺术的批判性研究》（初版于1875年）的问世，为莎士比亚树碑立传本身成了19世纪中晚期的一种时尚，而且这种时尚自此一直未见衰弱”。法国文豪雨果也曾加入过这一行列，虽然他的《威廉•莎士比亚》算不上严格的传记，但算作评传还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不妨来看看雨果笔下的莎士比亚： 他的诗有一种由无巢的蜜蜂在漫游中酿成的蜜汁的浓烈香气。这里是散文，那里是诗，一切形式都不过是盛着思想的花盆，它们对他都很适合。这种诗有悲有喜。英文是一种不定型的语言，有时对他有帮助，有时对他有妨碍。但是，在任何字里行间，他那深沉的灵魂都是表露得清晰透明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伴随着一种狂乱的韵律进行，它如此庞大，以至有些蹒跚不稳。它自己眩晕而且使观众也眩晕，但是又没有任何东西像这种动人的伟大这样坚固有力。在莎士比亚身上，有才气，有灵智，有媚药，有颤动，有荡漾的微风，有使人看不见的感化力，还有不知名的高贵的营养汁。这一切形成他的动乱，但在这动乱深处却是宁静。这种动乱正是歌德所缺少的，有人错误地颂扬歌德心平气和，其实这种心平气和是低劣的表现。而动乱，却是所有第一流的作家都具有的，在约伯、埃斯库勒斯、阿里杰埃里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它。这种动乱，就是人性。在地球上，神明应该是合乎人情的。必须让他向自己提出谜语，让他自己为此烦恼。灵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其中掺杂着一种神圣的痴愚。某种精神威严好像是遁世独立的，是使人惊奇的。莎士比亚像一切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事物一样，充满了一种梦想。他自己的成长使他自己也惊愕，他自己的风暴使他自己也害怕。人们简直可以说，有时莎士比亚吓唬了莎士比亚。他对自己的深沉也有点害怕。这是最高智慧的标志。正是他的广度震撼着他自己，并且使他发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巨大的摆动。世界上没有不起波澜的天才。醉醺醺的野蛮人，好，就这样称呼吧。他是野蛮的，好像原始森林；他是醉醺醺的，好像滔滔的大海。 雨果这本专著的另一个中文本《莎士比亚传》，2005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内容简介”中称：这是一代文豪用其“大心”去领悟另一代文豪的“大心”。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透过书中汪洋恣肆、慧眼独具的文字，我们读到的不止是莎翁，更是整个的西洋文明，几千年传承而下之西洋人的“精神世界”。这段话可以说较为中肯地概括了该书的特点。 与阿克罗伊德的《莎士比亚传》出版于同一年的Will in the World: How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译本名为《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辜正坤、邵雪萍、刘昊译，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哈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这位西方新历史主义学派的统帅在莎学方面的代表作。正如该书的英文名所示，其重点在于探讨莎士比亚是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表明： 要明白莎士比亚是谁，重要的是要循着他留在身后的言辞痕迹，溯源于他曾经历的人生，寻踪于他曾敞开心扉的人间世界。而如果要明白莎士比亚是如何运用想象力将他的生活转换成艺术的，那么重要的是要运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格林布拉特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不仅体现了学者的严谨，在运用其想象力方面也极具特点： 学生个个明白，要学好拉丁语，就少不了挨鞭子。那时的一位教育理论家曾推论过，人之所以有屁股，主要是为了促进拉丁语学习。按那时的定义，所谓好教师就是要求严格的教师；教员的教学声誉主要看他鞭打学生时卖不卖力。 这种风气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颇受尊重：中世纪末的剑桥文法毕业生的期末考试还有一项规定，那就是毕业考生须得鞭打某个冥顽不灵或胆敢反抗的男生，以显示自己可做一个称职的教员。正像一个现代学者阐明的，这个时期学习拉丁语，是一种男性青春期仪式。即便是对于一个特别聪敏的学生，这种青春期仪式也不可能是好玩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虽说这种学习无疑既枯燥，又充满痛苦，国王新校毕竟还是煽起并满足了威尔渴求语言的无穷无尽的热望。 那么，阿克罗伊德的《莎士比亚传》有哪些特点呢？其最大特点是出色地将传记作家、小说家和伦敦编年史家的技能巧妙地融为一体，以敏锐独特的观察视角，丰富的想象力栩栩如生地把造就了莎士比亚的那个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再现出来，把传主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的脉搏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到家庭事业、待人接物，大到人生轨迹、社会百态，既有翔实有据的史料考证，又有逻辑缜密的内心推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阿克罗伊德的《莎士比亚传》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部穿越时空的城市传记。阿克罗伊德将自己对伦敦这座城市的热爱融入到了传记创作之中，将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和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浑然融合在一起。阿克罗伊德运用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对手中丰富庞杂的史料进行了巧妙加工、发挥和解读，事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在他笔下消失，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丰满的莎士比亚世界。当然，这只是一个简短的概括，要了解其独特的魅力，还需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 最后，说说本书的翻译。 总的说来，这本传记的翻译难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虽然在接这本书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难点之一，全书91章，每章的标题均出自莎士比亚某部戏剧的一句台词或某首十四行诗的一行诗文，且用的都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拼法，旨在造成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同时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第 1章的英文标题为：There was a starre daunst, and vnder that was I borne，翻译时首先要确定其现代拼法，然后查找出它出自何剧何幕何场，进而再根据本章内容（大部分可按剧中的意思翻译即可，但也有少数例外）进行翻译，原则上为了体现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也采用了略带点文言色彩的译法：“彼时一星当空舞，我便诞于是星下”。当然，原文中也并非所有标题都是这样的拼法，因为在莎剧中一些墨水不多的角色的台词用的拼法本身就不同，譬如，第50章的标题“What are you? A gentleman”是根据《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一场亨利王与皮斯托的一问一答（King Henry: Even so. What are you? Pistol: As good a gentleman as the emperor）整合而来。由于这里亨利王是微服巡访，说话自然要像老百姓，故亦仿此而译为白话。 难点之二，传记中引用了不少当时的文献资料，文法与拼法均与现代英文有很大差别，此外有些地方还夹杂着拉丁文，譬如第16章中就有一处：Coram Regina Roll，译者曾就此请教过我校历史系张绪山教授并得到了他的热心帮助，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 难点之三，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已非今日的伦敦，有些史料记载的街道早已不复存在，更无现存中译名可资借鉴参考。 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力做到了在内容上尊重和忠实于原著，在语言上则尽力向汉语规范靠近。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可能带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障碍，如何化解或传递这种文化差异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对此，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在不影响可读性的同时，尽可能为读者着想，多提供一些注释性的文字。这些注释都以脚注的形式给出。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对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也加了注释，为以示区别，译者注后加上了“*”号。另外，注释中某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不可考，因此未标注确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