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样板戏的了解仅仅是两个渠道,一是照片,再是摄影,以及后来复排的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剧院版的《红色娘子军》等。照相术已成某种普世之生活用品。一九六零年代的这种代表了当时的革命美学甚至开创了某种照相术与图片艺术的摄影行为,既使在今天回看,也仍然令人叹为观止。 六十年代中国家庭的墙壁上除了一幅毛泽东的标准像外,就是样板戏的连环画与大幅剧照了。这些宣传画上的杨子荣、少剑波、李玉和、李铁梅、郭建光、阿庆嫂……一时间成为六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明星。它们挂在粗陋的家居四壁,红亮灿烂,如同那个年代的基本色调。样板戏就是这样成为我心中的某种固定的情景,而这些情景,在我目睹真实的剧目时,竟然发现它的气质与戏剧的情绪,图景特别吻合,没有丝毫差别。而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任何文字都在这些图片面前暗然失色。我们除了可以说出样板戏的历史图谱外,但最重要的是,你能给予大家的其实就是这些由图片组成的画传与记忆。 而这本书的形态也在我认识了当年的样板戏专用摄影师的时候,成为了现实。这四位当年的隐居幕后,甚至没有名字的摄影师如今在拍卖会上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标上了艺术的价格,这与当初的政治行为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而这不过是命运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的基本形态。现在,我们看到硬币翻了过来,它是因为政治使命而达致的纯洁艺术。2005年的下半年,我找到了被新华社系统称为最美的摄影师的陈娟美。已退休在家的陈女士谦和甚至带着某种挑剔,她拿出一本最后的革命样板戏剧照集,说这是他们这个拍摄团队惟一所署名的剧照合集。这本书之后,我看到她的一幅红色娘子军的黑白图片,标价上万元,出现在某拍卖行的拍会上。这是它在零八年的价值。 由陈娟美女士我才知道,“样板戏至高无上的文艺地位,致使拍摄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新华社组成了一个由石少华负责,陈娟美、石少华、孟庆彪、张雅心为主的拍摄团队。”而在她接受的某个访问的过程中,样板戏的拍摄史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课题。“样板戏的剧照拍摄是跟着电影摄制组进行的。因为要留资料,做宣传品,又是政治任务,对灯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极为严格。原则上是成熟一个发表一个,第一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摄影与剧组同时进棚,演出是专为拍摄而演的,指定的地方是八一厂、北影厂、新影的摄影棚。新华社由石少华亲自挂帅。胶卷不限,因为张雅心拍的多,人们笑他说“你的片子可以用麻袋装了”。 当时用的机器很好,有135的莱卡、120的哈苏,还有上海出的“东风”牌的,那是仿哈苏的,是试制品,外面没有卖的,镜头很好,但机械部分粗糙,快门常常打不开,急死人了。一个电影拍下来至少半年,家也回不了,我的3个孩子也没人管,天天到凌晨两点,长期下来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总也睡不好。演员、摄影组完成一部可以轮休,而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拍完了还得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让于会泳审,批准后在全国发行。报纸、宣传画、画册连环画等等铺天盖地,但没有稿酬,也没有拍摄补贴等等。 我们拍照片,自然对灯光的要求与电影不同,他们就按我们的要求给布光。摆造型,找角度,要三突出,红光亮。第一次拍《海港》时的一号人物造型没通过,被江青打回来重排。结果那个方海珍的扮演者脸形比较长,只好加点头发变短些。整个电影、剧照全部作废,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样板戏的拍摄、演出和宣传是不计成本的。陈娟美跟着拍了七八年,不仅提心吊胆,直拍得筋疲加力尽。这些作品从不署名,直到1975年,石少华根据文化部的意思要陈娟美编一本样板戏剧照的画册。那时石少华还是中国摄影学会的领导,所以就挂了学会的名,整个工作包括编辑、印刷等大部分工作是陈娟美盯着做的。画册的名字是《革命样板戏剧照》,总共收录了17个(包括后来的交响乐、舞剧等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舞台作品和电影剧照142幅,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时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到1976年才印出。这也是样板戏剧照的一次集中展示。由于此时已值“文革”后期,这本画册的传播也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几位摄影者拍摄的样板戏作品的寿命这时算是告一段落。大量的底片和照片都交给了新华社保存。 ” 陈娟美在一本《烙刻》的书中的讲述揭开了这段重要的历史。这些幕后的专职摄影师也渐渐被更多的人熟知。而摄影师们被重新“发现”,则是由于他们所拍摄的图片的艺术价值。零八年,在798的一家画廊隆重推出他的《超现实记忆--样板戏剧照》展,则让年近八旬的张雅心备受注目。我与张先生通过数次电话,未能谋面,但数次参观过他在798的摄影展,老先生的作品被作为某种经销售。如今,四位摄影师除了石少华去世,张与陈,孟退休在家。 四位专职摄影师拍摄这种国剧大照片的方式,其实仍是摄影界值得探究之事,他们的拍摄方式今天看来,依然先进,震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