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京不特刚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在此之前他就是一个很活跃的诗人了。但是,八十年代上海的亚文化诗歌的气氛令他不适。他似乎要摆脱一群人为了某一臆想的目标而乌合的生活。他打算去新疆或云南支边。可笑的是,他已经被学院分配到闸北的向东中学任教。一个被分配过的人,是不可能在计划外自说自话地再去支边的。他找了市委,也找了新疆驻沪办事处,但他们对此未置可否。其实,那个亚文化的诗歌圈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你在他们里面,你可以写诗;如果你自己想要写诗,那叫写诗吗? 这个身材不高、满脸未脱孩子气的京不特老师的到来,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因为他在课堂上讲:“任何人平等,父母不应当无理地以权威压制子女,教师不应当无理地以权威压制学生,领导没有权利无理地以权威压制群众。”这下可好,他被校方从讲台上撵了下来,被送到后勤部门抄抄写写。更可怕的是,校领导甚至整他的材料,要送他去劳动教养。 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决意去云南。在离走前夕,有个朋友意欲同行。京不特说,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我不做! 多年以后,有人跟我提起这事,拿他的话当笑柄,讥嘲他幼稚。是的,这话听起来幼稚,但很勇敢。事实证明,这个城市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么去做。京不特在这话里面,不过想伸张完完全全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一种要求。 他来到西双版纳的景洪,在那里伙同几个朋友开了家“无政府主义旅店”,其实这个冠以无政府主义之名的旅店却是一个有明显共产主义色彩的实体。“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京不特语) 行色匆匆的来往旅客有不少都成为他日后重要的朋友。有个瑞典姑娘玛丽亚,是个左派绿色主义者,京不特因为爱她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绿色分子。按京不特的话说:“西双版纳是个特别的地方。一边有傣家人的拙朴和乐善好施,而另一边是兵团湖南籍的内地人的狡诈和锱铢必较。”前者的普世同情心感染了他。于是,在“无政府主义旅店”经营不良倒闭后,京不特决意成为一个心怀慈悲的人。 在南京栖霞寺门口,因为偶遇一名叫怡学的比丘,京不特结下了释缘。怡学告诉他,如今真正的佛教在莆田的广化寺,那里的长老圆拙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弟子。弘一法师的名字对京不特的吸引力恐怕甚于佛教本身,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诗人是很认弘一的,把他看成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受怡学的指点,京不特到了广化寺出家。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大乘佛教的信徒。后来,因为以往诗歌圈的一些尘缘,上海方面老是骚扰寺院的清净,方丈便劝他出走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