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西汉古墓，就是出女尸——大众所说马王堆老太太那个墓。当地要求中央派人去，当时（“文革”中）许多考古学家都在湖北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这是我得到的一个幸运的机会，因为我正留北京做阿尔巴尼亚羊皮书的工作，就被国家文物局和考古所派到长沙去了。当时一共去了两个人，就是我和我的搭档白荣金。 白荣金同志大刀阔斧，敢想敢干，有时是粗略一点；我则有点太细太拘限。两个人配合起来，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倒可各自发挥所长。他克服我这些犹豫短处，我也补充他不足的地方。马王堆是我第一次主持挖掘工作，因为当时我还是技术室副主任，算是领导。白荣金是我专业上的老师，但是我又是他的领导，他也挺尊重我。实际上我是被迫上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因为那么多专家都不在家。 拍照留住历史原貌 1972 年4 月14 日，我们到达后，他们开始拆椁板，打开让我们看。打开北面那几块盖板，露出一个边箱（就是棺材四周四个放随葬品的木槽子），里边放了很多随葬品，简直就是汉代送葬的场面一样，原封地摆在里面。后来我们得知中国的文献非常可信，按文献所载算一算，就是这样，这就是按汉代丧葬的制度，非常具体。儒家这一套规矩是很可信的，但是有些东西看文字上不好理解，看到实物就明白了。 当时我是第一次正式参加清理一个墓，我按照《考古学基础》——由裴文中、夏鼐等老一辈考古学专家写的教材，认真地清理。一层一层地拍照，总平面图我非要抓到拍好。考古一定要发表总平面图，就是刚打开墓看到的样子。这个整体的原貌你不报道，别人将来永远看不到，那就是失职，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当代和后代。 我为了把原貌拍照好，当时博物馆他们没条件，就请了外单位图片社的人，他有好的德国Linhof（林哈夫）相机。我就架在墓顶上，一层一层地拍摄，拍到墓底为止，同时我自己下去用小相机照一些局部。他们通知我说气样已经采不到了，水样各种黏稠的液体结晶我都取了标本。 分层取得棺液 现场采的标本都是有用的，比如毛发，我很快地把它包回，取下来保护。因为我自己有兴趣，对杂一点的知识，像冶金、医学、陶瓷、丝绸、漆工业都懂一点，就是自己不能做，也知道应该送到哪个领域去做。我做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的时候，跟全国几乎七八十个单位打过交道，科技的情报比较灵、比较准，关系比较密，知道每个化验室在进行什么工作，哪些黏合剂在进行实验，哪些成功，哪些失败。 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如硒不能装到玻璃瓶里，要装到塑料瓶里，不然就会附着到玻璃瓶上，不容易再化验出来，氟这一类也是这样。所以我分别装了许多棺液。分层取得的棺液，一式两份，一份交出去分析，一份自己保存着，将来有的时候需作对照。这些液体到现在都没有发霉。我消毒非常严格，封闭得也好，这都是做羊皮书时候得到的知识。挖墓当中发现的水果和鸡、鸭、鱼比较多。特别是水果多，各种各样，杨梅、藕，成箱的梅子、李子。据这些镇墓似的东西，我预先考虑这是不是女性的墓？ 外行馆长毁文物 挖这个墓时，第一馆长（正馆长兼书记，权力最大）是大寨的，姓崔。陈永贵最出名的时候，他也跟着出名，权力相当大，但却是个外行。他说：“挖了这么多天，老王，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没有出金子、银子、铜器、什么镜子、衣服，净是箱子、漆器这些东西。”我也不好跟他解释。 后来拆墓中棺椁，椁中一共四层棺材，开到第三层的时候，发现了帛画扣放在上面。那天夜里我就跟那个崔馆长说：“馆长呀，我给你道喜，你花两万块钱挖这个墓，就算什么也没有挖到，得了这张画，就是无价之宝，这是最大的一张帛画。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汉帛画，只有不足1 平方米这么一点东西，这个有2 米多高，很宽的一个幅，不得了。” 现场我们说好了，一张画扣在棺上，反面朝上，谁也不要急着看，免得弄坏了它，把它完整地取回去再想办法。我们根据大小，做了盒子，慢慢地用竹帘的棍把卷起来，慢慢地卷进去，再衬上塑料，完整地把它抬回去（博物馆）。结果回去之后，他们家里一个搞美术的忍不住，给翻过来看，有些地方就破碎了。墓里有放在箪子里的杨梅，打开来看还是紫红色的，拿出来看是深紫色的。当时我没有彩色胶片，看了看表，17 秒它就从紫红色变成黑色了。我赶快把它封起来，不动它，不倒水，回家也别动，去找彩色片来拍照。结果回家那个不懂业务的馆长，就让他下面的人给倒出来洗了，结果光剩下一堆杨梅核。 三小时取完白膏泥 一个博物馆的馆长不懂业务，这样的事太可怕了，外国绝对不会想象一个博物馆长不懂得文物。另一个副馆长叫侯良，原是戏剧学院的书记，也是河南红旗渠的一个老干部。这个人了不起，他善于学习，各种会议都参加，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本来不懂这个问题，后来变成很内行，到历史博物馆做报告，被认为很像样，受到好多专家夸奖，他后来成了专家，写了不少文章。 侯良其实就是湖南方面亲自主持领导这个发掘工作的。他全身投入，当时还患有肝炎，带着病日夜不停地工作。当我们做完部分工作后，就提出要拆掉椁板，把内部的棺材吊出去。这个椁的四面有60 多厘米厚的白膏泥，椁板有3—4 米长，阔也有2 米多，可以说一车多的白膏泥。从12 米深坑里，要把白膏泥拿出去，四边只有20—30 厘米宽的一个泥巴台子留下的梯子，困难是相当大的。 我们想先去休息，他们揭取白膏泥，取完了，我们好工作。问他要多少时间清理。我想总得要7、8个小时吧？他告诉我3个小时就可以弄出。我夜里12点醒了，起来一看，哎呀，他带领20几个女孩子，满身满脸都是泥浆，用筐子用头顶着白膏泥，就是3个小时，都把白膏泥给用头顶出去了。这让我很感动，我去叫拍电影的赶快来拍这个历史镜头。他说这个对劳动人民形象不好。他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敢拍，怕拍了侮辱劳动人民。我说我们自己留着也好，不往外放。他没有拍，很可惜。当时那种精神，真是不得了。我们要用这种精神工作，我想什么都能做得到。 摇头拔杆吊椁板 清完了白膏泥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外吊椁板。用起重机来吊不成，起重机本身的重量压在那12 米深墓坑角上会塌方的。我们就用土法，用摇头拔杆，吊一个杆子用人来摇，手摇钢丝绳吊板。请汽车厂的吊装工人连夜用手摇。有一天，8个人都打瞌睡，那个机轮磕跘（就是走一个齿轮把它卡住那块东西）跳起来了，椁板从12米的高空落到8米才刹住，就在我们头顶上，再往下一点，我们就成了泥。 我直扬着头看那个椁板掉下来，忘记了，也不知道了，大概都手足无措了。当时只有我和白荣金在地下清理最后的痕迹，等到我们两个人把椁板吊上去，要出去的时候，一个墓坑角因为没有东西支持，长时间受土方堆在上面的压力，就滑下来塌方了。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㐨先生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