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是1964 年的夏天，大热的天气！每天做几个说明书，就这个题目做说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从材料出发来排队，按照次序来。你比如说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历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从《舆服志》来说，历代的《舆服志》按说是最多的。中国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间，每一部史都有《舆服志》。谈到这个礼服的还有《仪卫志》，谈到音乐的《礼乐志》，谈到军队的《兵志》，谈到兵的组织的，非常的充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用处，你挖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从唯物出发，先把材料摊出来，就我们所理解的做一种解释，再来联系起来看问题。一看问题提出来了，不理解的拿文献来证它，文献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至少是先知道个问题。文献说的多半属于礼仪的、礼节上的，实际上任何一代都不会是受礼仪所拘束的，总是突破了这个。他有各种突破的原因，他钱多一点他可以超过，他吝啬一点他可以不足，他子孙挥霍的多一点他就埋的多一点。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的知识，我们从这里头一次就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我们本来预备是做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比较明确地得到解決。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们知道就在1964 年年终，差不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样本搞出来了。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他们美工人员，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花纹反映到这上面同文献上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不决定它文献上说什么，现在这是什么，那个文献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点杂知识，到博物馆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点，特别是做说明员的这三十年的考验。因此，这样的常识上的习惯就引申的比较多。 这本书刚刚预备印，“文化大革命”来了，当然就搁下来了，它不仅是搁下来了，还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说商朝，一共有三十多个人的样子，你摆到那儿，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来的样子。那个是挖出来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齐燕铭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国政协谈话当间，碰到一起，还问到过我这本书，说你那本书怎么样呀，还没出来呀，怎么样？结果他不幸过世了。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刘仰峤先生，他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秘书长）。他就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里来完成这本书，主要完成这本书，帮我配了很好的人力还有物质条件，中间一个，就是挖马王堆的那个王㐨同志。可惜他今天有事情没有来，这个同志对挖马王堆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因为他搞这个工作，在科学院里面修复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复，专修这个，现在再修这个。我想把他当正式助手（那时王㐨先生的调动手续还未办完），这是不行，科学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实上，我的工作呢，因为快到80岁了，很快要把这个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强。其次一个叫王亚蓉，这本书要是出来以后，小图大家看来要还满意，大部分是她的贡献。 我就是只做点说明，说明呢肯定是不能完美，总会有错误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肯定会有错误的。所以大家外面不知道，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专书，什么了不得的专书，服装书。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个很初步的，实际上同我写小说一样，试笔，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第一本创作就是试作、试笔，这样如果我再多活几年，可能呢，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出来。看样子恐怕希望不太大了，因为人呢，表面上看我还很好，各方面还很好，虽然有点心脏病，还算是对付得过去。因为老病了，事实上就像一个零件，尽管是耐磨耐摔，但是零件绝对有毛病了，一不小心吧，就不办事了，这是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