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同张遵骝同志合写的一本小册子。遵骝同志帮助我研究唐朝佛教，穷年累月地看佛藏和有关佛教的群书，分类选辑资料百余万言。我凭借这些资料，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关于唐朝佛教的两节。遵骝同志在编辑资料的同时，随手录取有关佛教的重要事件，起自隋朝，迄于五代，编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现在，从《中国通史简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那两节，和年表一并印行，题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出版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揭露它在当时说的、干的都是些什么，史学工作者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有人问，你说佛教一无足取，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好处吗？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例如，艺术方面就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我说，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为艺术品，保护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艺术以外，门类尚多，统称为“外学”，佛书认为“应与毒药等而视之”，“外学”与“内学” （佛学）完全是两回事，“外学”即使有某些成绩，决不能挂在佛教的账上。比如，释月田著《宁坤宝笈》，竹林寺僧著《妇科秘方》，二书如果真有什么好处，那只能说妇科学上添了些新治疗法，与佛学毫无关系。和尚研究妇女病，佛经里有根据吗？因此，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论“内学”，不论“外学”。显然，评价唐朝佛教，不是一次、几次所能评定的，也不是像我这样做通史工作的人所能胜任的。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付出大量劳动，写成有力的专门论著，真正从理论上摧陷而廓清之。相信在我们的伟大时代里，这种论著是一定会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只是我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附带作出一次尝试性的评价，如果因这一次评价而引起多次评价，因评佛教而扩大为评各种宗教，那么，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工作上，总算是起了些有益的作用。 天竺上古历史，渺茫难知，大约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即佛教教主释迦活着的时候，天竺社会（有人考证，当时是奴隶制度正在瓦解的社会）里普遍地、尖锐地、极其严重地进行着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其中也可能有少数被统治阶级中企图逃避现实斗争的人）看到前途的险恶，纷纷进入森林，专心探索解脱险境的方法，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就是都想逃脱阶级斗争的现实危险，继续享受剥削民众的权利。超生者即不死于斗争之谓也。不过 “九十六道”并未想出什么解脱的好办法来，一个小国王的嗣子释迦却想出来了。因此，“九十六道”被宣称为“外道”，而释迦所说的“道”则被认为无上正等正觉。他的“道”演化为广泛流传的佛教。有人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说，有反对婆罗门独占社会最高地位的进步意义。又说，释迦本人曾劝导一个掏粪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出家，与其他人同为佛弟子，这也是进步的。不过，我们还得看另一面，佛教所谓众生，包括所有禽兽和虫豸，各种禽兽与各种虫豸都与人平等，人杀死它们就得受恶报。人与动物中的害兽、害虫平等，实际是保护害兽、害虫，任其伤害人，这里有什么进步意义？ 佛教摆出一副离尘出世（超阶级）的假面孔，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它骗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灭（空）二谛。它把人的一生看作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苦”字。诚然，生、老、病、死在人的一生中是免不了的，也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一生的境遇上，苦乐悬殊，何止千里、万里，怎能说是一样的苦呢！这样，阶级的不平等，轻轻地被抹煞了。佛教抓住一个“苦”字扩大为一切（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皆苦，说人间世界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所有人都按照前世自业（自己原有的，不是外来的）的高、下、胜、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着。剥削阶级当前制造灾难、苦痛的罪行，又轻轻地被抹煞了。照所谓“自业”的说法，美帝国主义者到处杀人，被屠杀的人都是“自业”；又如，在长崎、广岛投原子弹，一时死者数以万计，难道可以说美帝无责任，责任在死者的“自业”吗？自业的说法，漫无标准，流弊不可胜言，例如，杀数百千万人的现行犯，也可以说成因死者的“自业”而无任何责任，佛教是什么阶级的工具不是很明白了吗。佛教依然还是抓着这个“苦”字，指出脱离苦海的道路，那就是苦、集、灭、道的所谓“四圣谛”。其中最重要的一谛叫做“灭谛”。“灭谛”又化名为“涅槃”，意义是无苦地、安宁地、对来世大有希望地死去。作恶多端、在斗争中束手无计的统治阶级，眼看斗争的敌手信佛教后，斗志消沉，自愿走涅槃之路，哪有不喜欢之理。可是接受欺骗，放弃斗争，忍现世一切苦，望来世大安养的被统治阶级，却上了一个莫大的当。这一大当，使统治阶级踊跃赞叹，欢喜无量，吹捧这种教义的发明者，救苦救难，至高至大，高大到无以复加，一向被天竺人尊为造物主的大梵天，大自在天，都拜倒在佛的脚下了。人们写出成万卷的书来歌颂佛教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和功德，其实只要刺破它的一点，就会全部泄气，垮下台来。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朝，有个佛教徒王谧，为保护佛教，无意中说出从哪一点上刺破佛教这个大牛皮。他说 “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无法辩护），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失去依据）矣”。三世即因果，罪福即报应，扫除因果报应之说，便扫除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统治阶级用因果报应来推广佛教，是理所当然的。被统治阶级随声附和，信以为真，岂不是被骗充当了可怜虫、冤大头！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进行得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汉族地主和非汉族地主）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继续发达和大大发达。南朝士大夫有谈玄（玄学也是一种麻醉剂）的习惯，谈起佛教来，也以义门（谈义理）为重，不同于北朝佛徒的偏重禅定（静坐念佛）。至于搜括百姓“卖儿贴妇”钱来立寺建塔，以求大功德，则南北佛徒同一个样。北朝士大夫不长于义门，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费财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卖儿贴妇”钱来满足求功德者的敲剥。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仅作注疏、作法论超越南朝，而且习禅定、修功德也远超北朝，佛教的祸害，全部暴露无遗。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华经游意》里，说佛教是“逼引之教”。 “逼”是逼使人厌恶现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体），“引”是引导人欣慕灵魂不灭，永享极乐。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这里只把显而易见的大祸害，列举三条如下： 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俨然居于统治者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忍受虐待，无权利可言。例如他们生病，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贮，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义净替普通僧众鸣不平，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 统治僧生病决不会吃龙汤，被统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秽恶，硬咽下去，这不是借“圣教”为名，实行阶级压迫吗！又如禅宗六祖慧能，出家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当舂米工，碓重身轻，他只好腰间缚上大石，借以运碓，腰脚都受损伤（见《曹溪大师别传》），干力不胜任的重活。如果他不是传授衣钵，离寺回乡，定将伤重死去。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释迦在世时，他和僧徒可能经济上区别不太悬殊，因为住处同是大富人施舍的精舍，吃饭同是沿门托钵乞食，释迦对徒众是教师，不是拥有财产的统治者。有人说，佛教戒律甚严，僧人生活从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虽然释迦不赞成像某些“外道”那种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来，还是属于苦行一类。事实却并不如此，谁能保证僧人（主要是统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传》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们持戒是真的，也无非为了起更大的欺骗作用。僧人（持戒者）对穷苦人说教：你们没吃酒肉，没成家室，五戒中你们实行三戒，这就造了善因，来世必有善报。我们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为了来世呵！这样，受骗者将是多么舒舒服服。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粪扫衣（捡取破布块缝缀成衣服）进化为袈裟，打狗棒（乞食时用）变形为锡杖，寺主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据称雄的惯性。寺产的来源一种是老和尚师徒相传；一种是富人自带一部分田产设置兰若（寺庙），招集普通僧徒，用来耕种田地（城市中寺庙多用僧人经营工商等杂业）。这是无偿劳动，当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舍，一个私立的小兰若，可能变为朝廷赐名的大寺庙。 劳苦群众迫于苛政，投身佛寺或兰若，虽然同样受压迫和剥削，比起俗官要钱要命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来，终究有些轻重的区别。所以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名为出世离俗，实际是富人花本钱立兰若，新创一种发财致富兼并财产的巧方法。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废佛，凡废赐名的寺四千六百余区，废私立的兰若四万余区，兰若比寺几乎多十倍，足见大利所在，有几万富人在做这个发财买卖。尤其可憎的是一人出家为僧，便放弃本姓，自以为姓释，是释迦的儿子（所谓释父、释子），又是天、人师，好像自己成了个半中国半天竺的特殊人物，应该享受特殊的物质生活。在寺庙中，他们上自意识形态，下至细微的生活方式，总要奉天竺佛寺（主要是那烂陀寺）为模楷，即使小事如大小二便，也必须模仿天竺佛寺的烦琐仪式。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则“违教招罪”（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十八便利之事）。僧徒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天竺化了（有些毫无中国人气味的佛徒，还嫌它化得不够），一个佛寺相当于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天竺佛寺。它有自己的法律（戒律），有些寺（多数在北方边境上）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僧兵）。佛寺经济是相当富裕或大富的，组织又是相当坚固的，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全国设立几万个大大小小这样的宣传据点，日夜不停地对民众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这能说是好事吗？当然不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土产的宗教迷信早就有了，但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整，唐朝则是达到了顶点。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经过严肃地细致地反复斗争，这些旧社会残留物，彻底扫除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多立宗派，广收徒众。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农民的威力，使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用什么方法来统治民众，当然是朝廷首先要探索的问题。唐太宗宣称“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其实，儒学只是他所好的一种，也就是各种有用工具中的一种。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无论土产的或外来的宗教，他一概欢迎，特别是传播已久的佛教，他认为“玄妙可师”。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唐朝全部保存下来。唐是南北统一的大国，又是长达三百年的大朝，前期（初、盛唐）经济繁荣，武功震铄，经济上足以容纳寺院经济的扩张，国势上足以吸引外国大僧的东来并保护中国僧徒去西方求学，这些都是促使佛教发达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某些士人有“选官不如选佛”（做官不如当和尚）的经验。佛教大师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取富贵的途径比士人的仕途快捷得多。抱有取富贵野心的士人，有学问又有文才，学佛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无衣食家室之累，专心求名，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只要培养起大声名，富贵便自然而至。许多大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巨大，名公大官披麻带孝，扶杖送葬，以做大僧的孝子为荣耀。试举一个例：大僧玄奘改葬父母，僧俗会葬的人有一万多，玄奘死后，朝廷替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椁藏他的骨灰，五百里内有一百多万人来送葬（其中当然有看热闹的人），三万多人宿在墓地上，表示慕恋之意。一个大僧享有如此崇高的尊荣，固然由于玄奘在佛学上有特殊地位，但也可见当时社会宗教狂热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说，既然出家为了求富贵，那么，有些贵族人家的子弟，出家为僧，难道还是借佛教取富贵吗？不错，贵族子弟确有出家为僧的，这种人多是中宗教毒极深，迷信思想迷塞了心窍，希望以出家的善因，换取来世更大的富贵。而且现世的富贵生活可以移到寺庙内去享受，现实生活不降级，来世福报大有希望，贵族子弟与佛寺成交这笔买卖，就不足为奇了。凡是大僧大都著书立说，因而获得声名，有资格创立新宗派。例如，东晋释慧远以后，有几个大僧提倡念佛求往生，至唐太宗时僧人善导写出《念佛镜》等书，以此为本钱，亲到长安去宣扬，很多士女接受他的教化。 净土宗（西方弥陀净土）大大发达起来。念佛是最简易的修功德法，但也有人不喜欢这种修行法，偏要寻找烦难修行法。玄奘创唯识宗，弟子窥基著书四十余部，阐发极端烦琐细碎的唯识学。玄奘、窥基也是求往生，不过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弥勒净土。烦琐哲学终究要被人厌弃，唯识宗数传之后，宗派衰落，弥陀净土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净土终于成了冷门，少有人问津。唐朝提倡佛学近似汉朝提倡经学。汉儒讲经，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多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当时经生认为这是大学问，其实都是些不值一看的废话。唐朝大僧讲经，也像汉儒那样烦琐，义净所讥学佛的人，“上流之伍，苍髭（胡须花白）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到老无成）”，能够写出一大堆著作的人，自然比“上流之伍”还要上流。人们读了这许多书，头晕目眩，对著书人发生钦敬心，更多的人见了这许多书，或听了这许多书名，不读不见先自惊服，随众赞叹，成为宗派的拥护者。佛教各个宗派不管它说得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汉朝经学立十四博士，即朝廷批准的十四个宗派，派下经师只许墨守家法，不许别立新说。你要学儒做官，就在这十四派范围内去学。其他有关儒经的说法（例如古文学派），都不算正牌经学。佛教宗派也是一样，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统治阶级政治昏乱苛暴，引起人心忿激，这时候特别需要引诱心怀不平的人主要是劳动民众吸食精神鸦片，希望他们一枪在口，万事全休。谁能翻出新花样，吸引信徒，把虚头把戏变成似乎真实不虚的东西，这个人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大师了。宗派就是各种翻新的花样，好比鸦片之外，有白面金丹，又有吗啡海洛因。你不喜欢躺着吸鸦片，那么，请立着吸白面；你不喜欢立着吸白面，那么，请坐着打吗啡针；反正你得有一种嗜好，才能满足毒品商人的心意。佛教也一样，你喜欢简易，那么，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喜欢钻牛角尖，那么，请学唯识论；你喜欢作法念咒，那么，请皈依密宗；你喜欢所谓圆融无碍，那么，请研读华严经疏。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货色齐全，供应不误，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个宗派，才能使统治者放心。禅宗南宗骂佛呵祖，不立文字，打击了佛和法二宝。能不能说是无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宝统一于僧宝，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说的，就是佛法，语录公案，别开生面，说不著书而其书汗牛充栋，数量不比其他宗派的书少。而且它骂佛呵祖，反对读经坐禅，很像和尚造反，但是，着实卖弄一番以后，一部分人成为披着僧衣往来于公卿士大夫之门的骚人墨客，其余的禅宗和尚们，悄悄地与律宗、净土宗先后融合起来，干他们的迷信职业。它对统治阶级丝毫不曾失去使用价值。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与南宗首领慧能是死对头，武则天请神秀到长安行道，亲行跪拜礼。神秀所到之处，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每天受上万人的礼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则天的尊敬，聚徒说法，并无阻碍。可见统治阶级清楚地看出南宗打击佛法，三宝剩了一宝，于事是无碍的。它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不过，南宗兴起、发达以后，天竺传来的各宗派（包括达磨至弘忍的禅宗），次第衰落，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人工禁止也决不会生效。如果剥削制度消灭了，宗教失去依附，会不会自动消灭呢？那只能说有被消灭的可能，自动消灭是不会的。因为宗教有一条根深深地生长在苦难深重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土壤里，尽管阶级翻身了，习惯势力还要起一定的作用，宗教就依靠习惯势力苟延残喘，甚至找机会图谋复辟。将死的蝮蛇，咬人一口，还是可以咬伤或咬死人的。所以，宗教余毒不论残存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照佛经说，农民耕地必然杀死虫蚁，犯了杀生之罪，死后一定入地狱受恶报。没有不杀虫蚁的农民，也就没有不入地狱的农民。富贵人即使杀死人像农民杀死虫蚁那样多，或者更多些，只要拿出钱来做功德，来世受福报，当然不会入地狱。说得明白些，地狱是专为农民而设的。这正反映地主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敌视，通过佛教对农民说，你们活着该受奴役，死后该进地狱。有些替佛教辩护的大律师，指出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不是佛教也有积极作用吗？对不起，你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昙选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与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我看，昙选倒颇有道理，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起义的因素，不先驳倒昙选的那些话，厚着脸皮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当心律师变成讼棍。 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以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不肯驯服，又造恶因，那么，地狱等着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难得”论等方面的大力宣扬者。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佛徒著书浩如烟海，但没有一个人肯说出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只有唐宣宗时，湖南有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说了老实话，他把佛教这架庞大的西洋镜一下子戳穿了。因此，我觉得有抄录一段的必要。李节在《送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论者徒知释氏因衰代（世）而生，不知衰代须释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因果）而不责于人（眼前的压迫者、剥削者），故贤智俊朗之士（即信佛的勇者智者）皆息心焉。其不能达此者愚人也（农民不受佛教的欺骗，便被看作愚人），唯上所役焉（可任意压迫剥削）。故虽变乱之俗可得而安，赖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论者不思释氏扶世（欺世）助化（助恶）之大益，而疾其雕锼彩绘之小费，吾故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李节看到佛教有“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的欺骗作用，又看到佛教能使勇者、智者离开农民，农民只好俯首受奴役的好处。这些看法都有点对又都不对。李节以为统治阶级中所谓“贤智俊朗之士”不帮助农民，农民就失去倡导，其实农民群众中勇者、智者多得很，何在乎那些所谓“贤智俊朗之士”。李节又以为欺骗有极大作用，不知欺骗有一定的限度，统治阶级只看“大益”，不惜“小费”，穷凶极恶地做坏事，把眼前社会变成活地狱，农民受不了眼前地狱之苦，谁还顾得死后的地狱！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农民要冲破眼前的地狱而发动起来的。那时候，任何被崇拜的绝对神圣物，“大雄”（佛）也好，“大慈大悲”（菩萨）也好，都化为死狗、死猫，所谓大益，从哪里说起？义净到天竺游学，见寺僧租地给农民，收取菜蔬作租税。义净问寺僧何故不自种，答称种地必伤虫蚁，死后要入地狱，不如让农民去种有益。我只管要菜吃，你入地狱，不干我事。这与李节所说“大益”、“小费”同样是佛教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