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 在钱新祖的遗稿之中,最早的《中国思想史讲义》手迹是 1973至1976年在纽约州宾汉姆顿( Binghamton, New York)时期的。当时钱老师的妻子在当地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思想,钱老师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可能也为妻子的上课讲义捉刀。不过,他之前已经在德州一个大学( Sam Houston University)任教过两年( 1971— 1973),很可能已经草拟过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讲稿;宾汉姆顿之后,在芝加哥、台湾、香港等地的二十年教学研究生涯之中,钱老师不断因时、因地、因材、因课而翻译、润饰、剪裁、修正这份《中国思想史讲义》,这点,由现存多种版本手稿中的大量眉批痕迹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几乎每次备课,他都会在笔记上增添新意,虽然可能只是口吻语气的修改;有时在上课之后,钱老师更会在行间将学生上课的反应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讲授时修正的参考。可见他不仅事前备课,事后更会回想反省整堂课的运行状况。无论赞不赞同钱新祖的思想与走向,都应肯定他作为一个负责任、有魅力教师的成就。 上过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除了偶尔的穿插延伸或者回应提问之外,他几乎是逐字逐句朗读巨细靡遗的讲稿,这为我们的出版准备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不同于某些遗稿讲义出版的例子,这份《中国思想史讲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确确实实出自授课者自己的手笔,而不是根据听课者的笔记缀拾补合而成。我们编者所做的,只是将手稿的正文与眉批做适当的综合与取舍,并且将各讲的长度略微分割调整,以利读者阅览的方便。真的遇到手稿中有疑惑不解的地方,我们才会诉诸当年上课者的笔记或回忆。 此外,原稿中有些称呼或译名不一致的地方,如“黄宗羲”与“梨洲”交错出现,“最高真际”与“终极实际”前后并存,在维持讲稿原状与阅读方便的两大原则之下,都作了适当处理。至于中英文语汇夹杂的现象,一方面当然是英文原稿留下的残余,但另一方面,我们编者认为,更可以看出在转写(而不只是翻译)过程中作者与语言、思想奋斗的痕迹,所以都尽可能予以保留。 在某几次中国思想史课程中,钱新祖会在开始几周先作理论文献的精读与讨论,包含: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1974);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1982);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973); Richard E. Palmer, Hermeneutics (1969)等等。这些理论文献也被部署在他为研究所开的“传统中国近世思想专题讨论”的课程前端,它们之所以会被移到主要以大学部高年级为对象的“中国思想史”课程里,或者由于无法同时开授两课而担心学生在了解他的诠释语言上发生困难,或者因为“中国思想史”也开放给博硕士研究生修习,所以理应提升复杂程度。针对理论文献进行阅读与讨论的这个部分,在1980年代的台湾,所造成的学生心灵震撼与学界排斥纷扰,多年后回看,可能比进入中国思想正题的课程主干更令人回味无穷。只可惜,就像所有成功的现场讨论一样,这部分的钱新祖、这部分的中国思想史课程,只能活在我们的心中与记忆里,无法反映在这次出版的《中国思想史讲义》书上。 《中国思想史讲义》共二十五讲,但第二十二至二十五讲这四讲只存篇目,没有稿子。这四讲分别为“第二十二讲 朱子的‘道统’与‘正统’”、“第二十三讲 陆象山与鹅湖之会”、“第二十四讲 王阳明与中国历史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第二十五讲 比较分析措词中的新儒家与现代化”。以钱新祖遗稿、藏书、档案保管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遗失的可能性。我们询问了不少先后在台湾上过钱老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同学们,似乎因为时间的限制,实际教学里他从来没有真正教到这四讲。宋家复曾经比对过同样课程的英文备课笔记,在大致相关的讲目里,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在英文稿的后四讲里,钱老师经常插入他的其他单篇论文或《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一书原始打字稿的片段,稍作旁记之后直接作为课堂讲稿,这似乎告诉了我们,正因为他在这段宋明清中国思想史上下了特别多的专业功夫,所以他已经成竹在胸,加上在中文世界从未有机会真正教到,所以才没有刻意另行写下讲稿。四位编者当中至少有三位都曾经修过钱老师研究所层次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专题讨论”,听过他在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宋明思想史上的各种问题,可以充分证明钱老师绝不可能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没有留下书稿。英文稿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浅显入门,显然有面对国外本科或研究生的特别考量;相对而言,整份中文讲义就显得论述性强得多,比较像是突出个人见解的“中国思想史论集”。 钱新祖是我们四人在台湾本科、硕士养成阶段的业师,即使我们后来各自的深造教育和专业领域都不见得紧密跟随钱老师的脚步,但他的智慧与人格直到今天仍然照耀着我们的学术与人生道路。不过,对钱老师的怀念景仰并不是我们整理出版他著作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基于我们对于他过世十多年来人文社会学界(尤其是使用中文的学术社群)发展的观察,我们深信钱老师的思想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和标杆的意义。出版三卷本“钱新祖集”,正是邀请所有读者和我们一起验证这个观察是否正确,而作为第一卷的《中国思想史讲义》,或许不妨作为了解钱老师思想世界的入手基石;接下来第二卷《思想与文化论集》、第三卷《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也希望能尽快面世。 愿钱老师在天之灵安息!愿读者享受这本《中国思想史讲义》传来的信息,如同我们当年一样! 钟月岑(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 宋家复(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 李卓颖(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 陈秀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 2013年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