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下设好几个“补充团”，隔三岔五地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是补充到黔军部队的，这不符合蔡智诚的志向。蔡大学生的理想是参加“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1944年，柏将军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担任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辉章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有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之后，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的大爷柏继陶从楼上下来了。他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手底下阵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见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这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杰”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敬重。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蔡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 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放下毛笔伸懒腰。再想批条子，门儿都没有了。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的客车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家老大蔡智明的马弁，蔡老大牺牲之后就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然后就在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乘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绑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营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加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我的运气，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卡车车厢堆成了一座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绑满了人。 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8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就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耍，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就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