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及其战争——3.2　西点军校、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与军事职业化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哈德逊河上游，位于纽约州西点。学校成立于1802年。当时被派往军校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批工程兵军官和军校学员。尽管军校草创之初，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员要求标准松散，但89名毕业生中有65人参加了1812年美英战争。学员们指导修筑的堡垒和土木工事没有一座在战争中落入敌手，证明了自身无愧为优秀的工程兵。 战争期间，军校学员们正式成为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成员。军校校长（军校1802年首届毕业生）约瑟夫•G•斯威夫特（Joseph G. Swift）上校采取了一些措施完善军校教学与军事制度。然而，斯威夫特因公务繁忙，经常无法身在军校，军校在1810—1815年期间实际上由奥尔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上尉管理，1815—1817年更由其担任总监。在此期间，军校纲纪废弛，学员纪律散漫。无论是学业还是其他方面，各项校纪规章时常遭到学员无视与违反（不过，正是在帕特里奇任内，军校学员穿上了灰色的制服。这一传统据说是为了纪念奇帕瓦河战役和兰迪小道战役中的正规军。他们当时由于找不到正式的蓝色军装，才穿上了灰色的克尔赛呢制军装），直到1817年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视察西点军校，得知情形后方才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临危受命、整顿乱局的是名誉少校希尔瓦努斯•塞耶（Sylvanus Thayer）。塞耶于1817年7月结束在法国为期两年有关军事学校与防御工事的进修，刚一回国便被任命为总监。摆在塞耶面前的任务可谓极其艰巨，但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其改革计划，将那些分配来军校、人浮于事的教官士兵予以撤换，组织起一套以四年学制为中心、严格固定的教学大纲，制定出严格的军事行为准则，并将自身的坚定信念灌输给教官与学员，使之相信西点毕业生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成为一名军官、绅士和专家。 不幸的是，塞耶在西点军校的工作仅仅维持了十六年便宣告结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听从了其外甥——助理参谋的意见（总统的这位外甥正是由于不服管教，违反军令才遭到军校开除），加之总统本人对军事学院的特权习气深恶痛绝，于是开始公然推翻军校规章制度，甚至让被开除和受到军事法庭处罚的学员重新入学。塞耶迫于杰克逊的高压手段，于1833年辞职。塞耶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和工程兵，延续着自己辉煌的军人生涯，但他在西点打下的坚实基础已经不可动摇。军校历经艰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全国一流的军事与工程兵学校。截至1846年，毕业学员已近千人。到1860年，超过76%的美国陆军军官为西点毕业生。塞耶在军校那些年的改革使之踏上了职业化的道路，而职业化正是19世纪军官的标志。 由于海军历来具有舰上训练的传统，加上国会自民兵时代便已形成对建立职业海军根深蒂固的反对态度，海军向军事训练职业化迈进的步伐因此被大大延误。虽然改革派几十年来一直大声疾呼对军官进行更为常规、更加广泛的训练，哪怕这意味着为此建立一所有悖民主原则的精英式学校，但局面依旧毫无改观。当时，海军已经开始使用蒸汽驱动的军舰，这样的军舰需要更多技术培训。此外在1842年，陆军部长的儿子菲利普•斯宾塞（Philip Spencer）和另外两名在“萨默斯”（Somers）号军舰上服役的军官被控兵变，未经审判便被处以绞刑。船长亚历山大•S•麦肯齐（Alexander S. Mackenzie）擅自决定绞死三人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议论纷纷，即便是最为顽固的保守派也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提升海军军官素质。1845年，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被任命为海军部长，此后不久便率先开始实行改革。 班克罗夫特对西点军校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对迟迟未获国会批准备感失望，于是通过陆军部将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由陆军移交给海军，并在那里建起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军校首任校长是海军中校富兰克林•布坎南（Franklin Buchanan）。教学大纲按2-3-1的基础制订（两年在安纳波利斯军校学习，三年海上培训，最后一年在教练船上实习）。五年之内，共有90名毕业生获得海军委任状。1851年，军校又制订了一份为期四年、附带夏季巡航的常规教学计划。和陆军军官学校一样，海军军官学校代表了海军军官职业化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9世纪40年代，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海军军官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追溯至1815年，由三位高级军官组成，负责为海军部长出谋划策）在1842年被五个海军局（军械与水文局，医药与军医局，船坞与码头局，建筑、设备与维修局以及给养与衣物局）外加一支（专门负责汽船的）工程兵部队取代，以使海军事务管理实现专门化，变得更加职业。 不少建国以来一直阻碍军事发展的政策被陆续废除，这对1815年后职业军官部队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意义。1783年之后，国内就军队应当具备何等规模，以及在战时该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并没有明确共识。这一点在印第安人战争和1812年美英战争中一再体现。不仅如此，任命军职在当时成为一种纯粹寻求政治庇护的行为。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各政治派别为了扩张势力，将军职任命与晋升变成了拉拢政治关系的公开闹剧。侧面任命（将青睐的非军职人员直接任命高级职务）的现象比比皆是。军官们出于生存需要，变得高度政治化，职业素养反倒无足轻重。 不过，情况从1815年开始好转。首先，当时的军官队伍中并没有严重缩编的真实威胁；其次，侧面任命的现象也开始减少。军官们可以对作为军事专业人员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有所期盼（尽管待遇低下，晋升缓慢），并且开始养成针对这一角色所必须具备的态度。军官们开始学习一技之长，这些技术不仅对他们自身，亦对其所在军种有所帮助。此外，他们还学会将政治与军事生活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军官们变得对自己所在军种和国家，而非自身政治盟友或个人所在地更加负责。他们体现出一种自豪感，将自己视为具备军事技巧的内行专家，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责。西点校徽上镌刻的文字——责任、荣誉、国家——由此成为军官们的座右铭。 随着为所在军种及国家奉献精神的不断提升，美国的军官们在与军队关系并不密切的事情上对政治越来越不闻不问。换句话说，军事领导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因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所以必须置身于政治党争之外。他们意识到职业化需要的是一支听命于宪法的军队，既要服从政治权威，又要兼具技术能力。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军官们不再利用政治影响获取个人职业升迁机会或为各自所在军种谋取利益。其真正意义在于军官们将保持听命于文职指挥官，绝不允许军队被当作阴谋工具，为企图推行某种政策的政客所利用。 因此，军事职业化正是从西点军校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还有当时稳定的军事局面开始逐步发展，并且使军事学术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事职业化同样代表了军队服从美国国民及其民选领袖意愿的姿态。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成为1815—1860年间职业军官意识的一部分。这种职业意识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