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及其战争——3.1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近代军事思想的共同奠基人

1812年美英战争见证了美国正规军与民兵的辉煌胜利，同样也记录下了他们的惨痛失利。至少，这场美国争取独立的最后一战教会了美国人民拥有足够的陆上与海上军事防御必不可少。然而，对于一个以爱好和平为骄傲，为听到召唤、挺身而战时所展现的勇猛军威以及平民军人的优良传统而备感自豪的国家而言，该如何恰当处理正规军与志愿军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一点尚未明确，并且在此后几十年里将依然如此。 战争结束后常备军的地位问题终于以1815年3月国会通过的一纸法令得以澄清。按照该法令，允许陆军人数最多可达一万人，较之战前地位已有相当改观。法令同时将陆军分为两个平等的防区：雅各布•布朗少将下辖的北方防区和安德鲁•杰克逊少将下辖的南方防区。不过并未设立总司令负责协调，由此引发不少麻烦。新成立的参谋部由陆军各部门首脑组成。虽然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霍恩在1818年增设其他部门予以补充，但是参谋部不但没有产生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反而增添了更多混乱。 陆军在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得到全面认可，并达到其正式地位所要求的职业水准这两点上仍然面临着不计其数的问题急需解决。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里，陆军向着实现这两个目标大步迈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1　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近代军事思想的共同奠基人 从科西嘉的炮兵上尉到独裁者，再到加冕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用自己的军事胜利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到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即使后来屡次被多国联盟联手击败，也无法掩盖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拿破仑通过两种手段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伟大胜利。这两种手段永远改变了战争的性质。首先，拿破仑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能量积聚在战旗之下，为己所用。他采用了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国家战时总动员策略（该策略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让每一个法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积极支持他的战争。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所预示的那样，战争不再是士兵和政客们的事情。拿破仑采用的参战国概念使法国在军事战役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此后必将为他国所效仿。18世纪依靠职业士兵进行有限的人性化战争的过时概念从此成为拿破仑战场胜利的牺牲品。 其次，拿破仑将他在欧洲战场上指挥军队的战略能力——有人甚至将之称为军事天才——通过其颇具天赋的部下使人们目光的焦点集中在了灵活性与机动能力之上。此前，从未有人做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与灵活应变。无论拿破仑的指挥调度是出自他本人无懈可击的战前准备还是灵光乍现的即兴发挥，其用兵之道使他不但可以攻城略地，而且能够俘获或歼灭大量敌军。这无疑为单纯将夺取城池和切断补给线路作为军事取胜关键的过时理念敲响了丧钟。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拿破仑用兵制胜之道所闪耀出的夺目光芒，从而引发了对行军作战新的系统性研究，并由此奠定了近代军事思想的基础。近代根据理性分析对战争进行研究的两位理论奠基人分别是安托瓦•亨利•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虽然，这两位天才巨匠就用兵作战得出的结论因各自对拿破仑成功之道的研究方法不同而有所分歧，但为19世纪逐渐成型的战争方法（或者说战争技巧）奠定了基础。若米尼的思想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占据主导地位，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通过埃默里•厄普顿（Emory Upton）的著作风行一时。 安托瓦•亨利•若米尼少将是法籍瑞士人，出生于1779年，拿破仑时代曾在法军服役。若米尼虽然从未获得过独立指挥权，却担任过高级参谋。这一职位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懂得如何在战场上以及混乱的战斗局面中行军用兵，如何透过战争的重重迷雾和战役进入白热化时真假难辨的情报疑云调度作战。1813年，若米尼加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军队，并谋得将军一职。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在自己人生余下的五十四年里，既是一名军事顾问又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截至1869年去世，若米尼共写下了27本关于腓特烈大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鸿篇巨著①，此外还包括1804—1805年间完成的《论大规模军事行动》（Traite des grande operations militaires）一文。不过，这位兼士兵、学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兵法巨匠最为伟大、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却是1838年出版的两卷本《战争艺术概论》（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在《战争艺术概论》中，若米尼认为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则是可以发现的。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不受时间、地点和武器装备的影响。不过，他同时提醒这些规律并非数学变量或如菜谱中的原料一般，按照适当的比例调和便可产生一定的效果。相反，这些规律作为一般准则，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被人理解，并且适用于任何战争场面。 例如，若米尼在谈到战略时列举了四条原则： 1.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对敌军决定性要地与交通系统发起进攻，同时避免我方要地与交通系统受敌攻击； 2.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只对部分敌军部队发起进攻； 3. 实施机动，投入我军主力部队，对战场或敌军战线的决定性要地发起进攻； 4. 实施机动，集中兵力、迅速一致的发起进攻。 若米尼认为只要事先为战役制订好完善的计划和正确的作战线（如果两条作战线可以迅速重合的话，也可采用双线，不过通常情况下最好采用一条单一内线）便可实现这些行动。在若米尼看来，迅速赢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在于将具体的战役计划与正确的作战线相结合（内线总是优于外线），从而在正确的时间与地点投入兵力、发动进攻。 因此，一位出色的将军必须拥有一份完备的战役计划和安全可靠的作战线来统治作战区。若米尼还补充道，正确的战役计划应该包括调遣部队，使我军能够成功从三面控制被敌军占据的矩形作战区。如果这位将军能够将一个矩形作战区的三面成功控制，那么敌人要么将被击败，要么被迫放弃阵地。无论何种情形，他都将赢得领土，而这正是战争的目的。 因此，对若米尼来说，战争主要关系到调兵遣将、攻城略地，而非消灭敌军，只要时刻保持战略主动权，如果可能的话控制战局（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采取“攻势防御”），就能赢得战争。 批评家们声称若米尼更多是从腓特烈大帝而非拿破仑的用兵作战中吸取经验，并且指出无论如何精心设计或严格监督，战争都有其自身的动态变化，足以打破和分解作战计划与军队调动，从而导致若米尼式的指挥才能失去效力。这些批判或许言之有理，但毋庸置疑的是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阐释了成功作战的原则，该书对19世纪上半叶西方大国日益壮大的职业军官队伍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军官们也不例外，他们同样试图将18世纪绅士般的统御之道转变为一种讲求严格训练与敏锐洞察力的方法或技巧。若米尼的军事原则通过丹尼斯•哈特•马汉（Dennis Hart Mahan）、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讲座与编写的讲义教材，被日后成为美国军官基干的西点学员们间接学习和吸收。在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这座以工程学为重点的军事学府，若米尼从正规角度研究战争的方法终于觅到了知音与听众。 19世纪的另一位兵法巨匠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将，不过其影响力直至19世纪更晚一些时候才得以体现。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后被柏林军事学院录取作为青年军官培养，很快受到著名普鲁士陆军改革家格尔哈德•约翰•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Scharnhorst）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此后参加了拿破仑战争，为俄国和祖国普鲁士效力。1818—1830年，克劳塞维茨一直担任军事学院的行政校长。这一职位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撰写其鸿篇巨著《战争论》（Vom Kriege）。该书虽然出版于1831年，却迟至1873年才被译成英文。克劳塞维茨坚信人类的理性能够发现战争的控制理念，并为拿破仑的胜利所深深吸引。他在著作中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探寻普遍有效的原则，使之成为一本论述战争性质的专著。 克劳塞维茨的第一条原则在于战争在本质上是暴力的行为，决定其结果的并非精确计算，而是精神与道德因素。例如，将才是一种洞察时势的天赋，并非对有效战略与战术原则的效仿。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通常通过消灭对方武装力量即可，而无需攻占对方的领土或战略要地。因此，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战争的长子”。 其次，由于战争受到人们选择（正确或错误）或行为（有效或有缺陷）的影响，因此，引导战争进程的必然是概率，而非精确计算。易言之，一切冲突都会因某些因素（人的错觉、失误、疏忽和其他诸如此类经常在战斗中出现的因素）而改变。这些因素被克劳塞维茨称作“战争中的摩擦”，将使战争结果变得难以把握，而非一成不变。 第三，战争本身还取决于交战者为之效力的国家的政治目的。战争永远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正如克劳塞维茨在他常为人所引用的一句名言中说的那样，“战争不过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句话表明战争背后的动机越强，交战国之间的仇恨越深，受到的或得到怂恿的暴力程度就会越大（言下之意，冲突就将愈加接近全面或绝对战争）。 因此，真实战争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解释：真实战争=绝对战争×摩擦×政治（真实战争等于绝对战争受到摩擦[机会]与政治[参战国的政治目标与态度]因素的限定）。这一公式不但可以使人更好的理解一切真实战争，还能够让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领导能力、突发事件以及政策制定在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这一公式则揭示了自身在战争期间军事行动的限定因素。 其他相应原则均可由该公式推导而出。在克劳塞维茨看来，首先，基本战略必须针对敌方重心。这一最薄弱点有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重心应当是敌人的武装部队（敌人武装部队的斗志必须被击垮）；而在某些战争中，敌国的民意才是战斗必须对准的真正重点（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战略便是利用该原则的绝佳例子，而越战失利则是反例）。 其次，由于保持比取得更为容易，因此防御性的战略态势可能会更加强大，但是这种态势只具有消极目的——避免失败。因此，在可能取胜的情况下采取迅速、猛烈的进攻姿态将重新获得主动权，并能导致敌人斗志瓦解。 第三，由于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机会及精神或道德因素，因此伟大的将才在于能够激发部队的最大作战潜能并拒绝失败。此外还在于能够对包含物质与精神要素在内的全局进行冷静的判断与分析。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伟大将领的）坚强心智即使在最为剧烈的情绪波动中亦能保持平衡。因此，纵使心中波澜起伏，洞察力与判断力依然可以发挥自如，正如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的航船上的指南针指针一般”。 从19世纪70年代之前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再到其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两位兵法巨匠的思想在美国军事院校的课堂上为人广泛阅读，教授学习；被军官们如饥似渴的消化吸收，并在此后成为美国军事原则发展的催化剂和19世纪在这个国家逐步展露的军事职业化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