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传——完成由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27年5月28日，粟裕逃到武昌。这时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中共党组织已在武昌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专门收容湖南、湖北地区被反革命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党的基层军事干部。粟裕一到武昌就接上了关系，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粟裕的心愿完全一致。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宾阳门外的招生处，办好入学手续，顺利进入二十四师教导队，任学员班长，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 二十四师教导队规模很大，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这批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但绝大多数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教导队十分重视对学员的军事、政治教育，力争尽快把他们从一个革命青年转变为坚定的掌握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 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中共党和军队中的领导人，经常到教导队作报告。粟裕每听一次报告，都感到收获很大。几十年后粟裕依然清晰记得，周恩来给大家作过两次报告，都是讲形势和任务。他说话爽朗明快，阐述的观点深刻鲜明，分析透彻精辟。周恩来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革命坚定性，强烈地感染了粟裕和同学们。周恩来在报告中不时亲切地询问大家：“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① 周恩来的话，句句说到了粟裕的心里。他直接受过反革命武装的迫害，深知没有革命武装的痛苦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为自己能拿起枪杆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感到高兴、振奋。恽代英讲话很幽默，富有鼓动力量，而且妙语连珠。粟裕和同学们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不少深刻的道理，就在这笑声中弄明白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实际上亲蒋，表面上却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孙科就是其中的代表。恽代英是这样形象地给孙科画像的：“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走一步，向右看齐！”① 有一次，某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失利，败下阵来。有人嘲讽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却力排众议，以坚定的语气对同学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② 听着恽代英的报告，粟裕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在战争中学会打仗”从此成为粟裕参加军事斗争实践的指南，成为他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奥秘。叶挺给粟裕留下的是又一种印象。他讲话严肃，干脆利落，典型的军人气派。粟裕和同学们对这位北伐名将很敬佩，经常传诵关于他身先士卒的动人事迹。 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一般军队每天都是“三操两讲”，二十四师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一堂简明的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粟裕和同学们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完毕，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虽然队长没有一声表扬，也没有批评一人，谁看了心中都有数。列队完毕只休息5分钟，然后重新集合，带回营区，直接走进饭堂。吃罢早饭就是军事训练。教官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武汉是有名的“火炉”，教导队开学又是在夏天，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要求，炎夏酷暑照常出操，有时还特意命令大家脱下帽子，光着头在烈日下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一动。军事训练是严格的，生活又很艰苦，平常吃的饭经常有意掺杂谷粒、沙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更无法边拣沙子边吃饭。       艰苦、紧张的军旅生活犹如大浪淘沙，一些人吃不消了，退却了，先后离开了教导队；许多人坚持下来了，后来当了红军的师长、团长，绝大多数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就是粟裕在二十四师教导队同学中的幸存者。粟裕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艰苦的生活，开始时很不适应，一天操课下来浑身酸痛，疲惫不堪，但他立志从军，献身革命，崇高的理想、信念给了他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他把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操课，当做磨炼自己的最好机会，咬着牙坚持，自觉适应军旅的要求。 教导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校，很重视培养学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观点，假日外出必须集体行动，二人以上就要齐步行进。洗澡换下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洗晒。教导队设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宿舍的油漆地板，规定必须每天擦拭干净。尽管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由于教导队废除了旧军队盛行的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制度，内部关系比较融洽。上级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但在中共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军官士兵，彼此之间都可以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发现谁有什么缺点或思想认识问题，便真诚地做工作，帮助教育。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粟裕感到心情很舒畅。刚开学时一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学员对严格的训练生活不习惯，中共党组织立即加强了思想教育，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掌握武装、壮大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大家明确肩负责任的重大。有一次上政治课，教员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一名学员站起来回答：“死更难受！” 教员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粟裕完全习惯了军旅生活，深深爱上了这样的军队，身体锻炼得更结实了，黑里透红的脸色，四肢肌肉鼓鼓的，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比较好地实现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部队发的枪支很陈旧，“汉阳七九式”步枪就算是新式武器了，一个连只有寥寥几支，最多的是“老套筒”，还有九响毛瑟枪。粟裕懂得手中武器的分量和肩负责任的重大，对枪支倾注了深深的爱，一有空就认真擦拭，细心保护，枪身枪膛没有一点污迹。 1927年6月，粟裕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